听到“骂声”之后
————老一辈革命家接受群众批评的故事

　　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如何虚心听取人民群众批评甚至是尖锐“骂声”?毛泽东、刘少奇、习仲勋、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下面记述的是他们四位的故事。读后，令人顿感如醍醐灌顶，拨云见日，备受教育和启发。

　　毛泽东 知错就改减征粮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了缺点错误，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既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更是以身作则带头这样做的。

　　1941年仲夏的一天，延安公安保卫部门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样一个情况：清涧县有位农村妇女的丈夫被雷电击死，引起她的悲伤，于是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下的地区“官僚横行”“雷电怎么不把毛泽东击死”等等。那位妇女被当地执法部门抓起来送到延安，司法部门准备审查后严加惩处。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当即指出：“不能这样做嘛。”“打人骂人的事情，是民间常见的，大部分因气盛所致。这位妇女为什么生气?因为家里死了人，出了事嘛!迷信不可信，还是一个教育问题。”

　　第二天，毛泽东把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找来，以命令的口气对他说：“把骂我们的那位妇女带来，我要亲自问话。”毛泽东见到那位妇女后，热情迎上前去，态度和蔼地对她说：“你不用怕嘛!请坐，请坐，坐呀!”那位妇女仍不肯坐下。毛泽东接着又说：“啊，没有好招待啊，就几个枣子，还是你们陕北人民用辛苦汗水浇种的。吃点，吃点，吃点吧!”面色苍白且浑身发抖的那位妇女听完这番话后，定了定神，慢慢地坐到椅子上。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骂了共产党，骂了革命政府，甚至还骂了毛主席，却还受到毛主席如此热情的接待!她感到内疚，不断地责备自己，红着面对毛泽东说：“毛主席，咱不好呢……咱不应该骂政府哩……咱犯了大罪……您就枪毙咱……”她说完这段话后，双膝一软，竟跪在毛泽东身前。毛泽东见状急忙上前双手扶起这位妇女，并亲切地对她说：“妹子，你不用难过嘛!也不要这样呦，我们不会枪毙你的。我已经批评了清涧县的地方干部和延安的执法部门。老百姓有具体困难，不去解决就该挨骂嘛!你不用怕，要对我讲心里话：究竟因什么困难才骂政府?说心里话，我们才叫一条心啊!”毛泽东的这番话触动了那位妇女的心，使其备受鼓舞，她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对毛泽东说：“共产党来后，开始有了咱的五亩地。头两年还好，咱吃不完。这两年，村里的官，乡里的官，县里的官，都不管咱的死活嘛!要公粮还骂咱男人，连老娘也骂哩!”毛泽东听后压住胸中的怒火说：“啊!妹子，说吧!都说出来。”这位妇女思索片刻后说：“毛主席，咱没有讲的啦……您太忙哩。再说，讲了，也变不了嘛!咱只求您，咱男人走了，看在咱三个娃的分上……把咱放回去……行吗?”

　　毛泽东听罢，马上让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派人护送这位妇女回家，还把自己的口粮拿出来送给她。同时立即指示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公粮问题作认真调查研究，强调“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搜刮民财，不管老百姓死活!”随后，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把边区政府下达的公粮任务由20万担减少到16万担。与此同时，指示社会调查部“要根据这次捕人甚至妄杀无辜的事情作出反省”，并且要求：“组织部门，要对现在的村以上当权的官员，进行一次审查。不胜任的，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要撤下来。”

　　这以后，毛泽东尊重群众、关心群众和善听诤言、知错就改的动人故事，伴随着陕北农民李有源创作的《东方红》颂歌传遍了祖国大地。

　　刘少奇 从善如流听真言

　　1961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轻车简从回到老家湖南宁乡县炭子冲调查研究。

　　一天，刘少奇在山边小路上散步，发现一根电线杆上贴有一张写着“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的纸条。纸条上的字迹歪歪斜斜，像是小孩写的。刘少奇想道：童言无欺，也许这个小孩能说出许多大人不敢说的意见来，要是能见到这个小孩就好了!

　　回到住地，刘少奇把这件事情告诉工作人员，并且交代他们说纸条贴了就贴了，不要大惊小怪。如果有可能，他倒希望见到这位小朋友。经过不到半个上午的侦查，案子很快就破了。果然不出刘少奇所料，写纸条的人是花明楼区完全小学年仅十岁的四年级学生肖伏良。学校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刘少奇38年才回老家一次，老家的学校却有人贴打倒他的标语。这是现行反革命行为!为此，学校提出三条处理意见：一是开除肖伏良学籍，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二是班主任管理不严，要追究政治责任；三是对全校学生作一次摸底排查，及时发现苗头，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与此同时，校长和教导主任都向上级写了报告，检查自己严重失职的错误，请求给予处分。

　　次日傍晚，当刘少奇从工作人员口头得知关于纸条的问题“学校已作出决定，开除肖伏良的学籍”等情况时，连忙摆手说：“不要开除学籍。小孩子吃不饱饭，有怨气。我是国家主席，当然有责任。至于校长、班主任，更不要责怪，怎么能怪他们呢?”同时提出，要见一下肖伏良，“了解他写那张纸条的真实原因”。肖伏良带来后，见到站在面前的竟是一位和善的白发老人，恐惧的心理稍有缓解地说：“您就是刘主席呀，我不反对您了!”屋里的人都笑了。一些情绪过激的人训斥道：“写反动标语是要坐牢的，你知道吗?”肖伏良哭了起来。刘少奇微笑着把他拉到自己身边说：“小朋友，不要哭。怎么叫你坐牢呢?那是他们故意吓唬你的。你说说心里话，为什么要写那张纸条好吗?”

　　原来肖伏良的父亲去修水库后，他和妈妈就在食堂吃饭，每餐只有三两(老秤)米，实在吃不饱。由于营养不良，妈妈得了水肿病，长期不能下床。有一次，妈妈叫他去食堂打饭，肖伏良为了让妈妈吃一顿饱饭，就将不属于他家的一瓦钵饭塞进了书包。被发现后，领导批评他，说这是往刘少奇主席面上抹黑!下次再敢偷，就要将他挂牌游乡!肖伏良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于是扯下练习本纸，写下了上面那几句话……

　　刘少奇查明原因之后，不仅没有给包括肖伏良在内的任何人员以任何处理，而且结合各个方面意见，从实际出发，建议中央解散了人民公社食堂，然后率领人民大力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终于度过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

　　习仲勋 公开登报作检讨

　　1978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夸赞习仲勋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时说：“习仲勋同志那种不怕听刺耳意见，鼓励别人讲话、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学习。”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有些同志嘴里天天喊要批评和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可是，稍微尖锐点的意见一来，他们的面孔就立刻拉长了。他们只会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对于这种人，我们要劝他们好好看看习仲勋同志的复信，读读‘叶公好龙’的故事。”

　　叶剑英为何在这样重要的会议上如此长篇幅地表扬习仲勋呢?事情原来是这样的。1978年9月25日，广东惠阳地区检察分院干部麦子灿，给时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勋写了一封语言辛辣和用词尖锐的批评信。信的开头写道：“我同你不熟悉，也未见过面，只听过你讲话的传达，只见过你的指示发表在报纸上。但从上述接触中，我感觉到你还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你在梅县、汕头、惠阳地委常委会议上的讲话，多次提到惠阳整治潼湖工程不错，可以受益多少多少亩。这些漂亮话都是纸上和口头上的东西，都是听汇报得来的。但群众意见如何?你有没有去听一听?是否真正像惠阳地委讲的那么漂亮呢?我劝你认真地去听听群众意见……”信的结尾言词更加激烈地说：“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的话，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尖锐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

　　习仲勋收到麦子灿的来信后，他想得很深，想得很细：他从自己1962年9月，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到康生诬陷，被迫离开国务院副总理岗位，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严重迫害，蒙冤长达16年之久；他从麦子灿的尖锐批评，想到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密切联系群众等党的优良传统，越想越觉得坚持实事求是和有错必纠的意义重大。于是他当即提笔向麦子灿回信检讨自己的错误。

　　麦子灿没有想到的是这封火药味十足的信竟然顺利地寄到了习仲勋手里，更没有想到的是习仲勋10月18日就亲自给他写来了回信。习仲勋在回信中礼貌而又诚恳地说：“麦子灿同志：你9月25日的来信很好，对我们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负责干部目前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我表示诚恳接受，并决定将你的来信转发各地，以便进一步把党内民主空气发扬起来。”同时在回信中指定专人前去跟麦子灿面谈，帮助切实解决来信中所反映的问题。

　　接着，习仲勋在省革委会上自曝来信说：“这封信写得好，还可以写得重一点。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该受到支持和鼓励。不要怕听刺耳的话，写信的同志相信我不会打击报复，这是对我的信任。”两天后，习仲勋又给全省县以上党委和省直局以上负责人写了一封公开信，将麦子灿的来信和他的回信一并转发，要求“在党委中进行讨论”，并且深刻地指出：“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针贬，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清醒过来……办事不从实际出发，不走群众路线，靠‘长官意志’，靠行政命令，群众有不同意见就实行压制，一意孤行。这种坏作风，这些年来有了严重的发展。而我们一些同志却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身有余毒而不知毒。”1978年11月18日，习仲勋又将麦子灿的来信和自己的回信以及批示刊登在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上。

　　在习仲勋的带动下，全省干部群众心齐气顺，精神面貌为之一振。习仲勋主政广东省全面工作后，更是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拥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刀阔斧拨乱反正，全面平反冤假错案，时刻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走群众路线，开创了广东工作的新局面，为接下来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的创办奠定了坚实基础，因而受到叶剑英的高度赞扬和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

　　不久，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职务。

　　王 震 广播道歉表诚心

　　中共中央原政治局委员、国家原副主席王震，无论是战争年代接到作战命令还是和平岁月受领建设任务，必蓄胡留须，并且不达目的不净脸。因此，党内党外都亲切地叫他“王胡子”。

　　王震不仅身经百战、功勋卓著，而且性格刚毅、爱憎分明，尤其体贴民情、乐于纳谏。1960年9月，王震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视察工作，正赶上乌鲁木齐生产建设兵团召开誓师大会，下属单位争相表“决心”和放“卫星”，王震听得鼓掌称赞。正在这时，一向被认为生产搞得“最红火”的“绿洲”团场长杨晋光却满面愁云地走上主席台，从包里取出一面锦旗，摊在主席台桌子上说：“首长、同志们，去年我们团场的成绩水分很大。我们‘绿洲’团场不应该得这面优胜锦旗，请党委收回。今年新增加的单产指标，是一发‘冲天炮’——空响(想)，我们团场没有办法，搞不上去；开荒任务，我们团场也不敢多报……”

　　“嘭”的一声，王震一拳砸在桌子上说：“一个共产党员，把党给的荣誉随便退回去，这样的事情也做得出来!特别是把上级分配的生产指标说成是‘冲天炮’并拒绝接受，这是临阵脱逃，要是在战场上，我要敲你的脑壳!”杨晋光由此不仅在师党委会上遭到严厉批判，而且还受到撤职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随后，王震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接连走访了十几户人家，见到他们饭篮子里几乎都是黝黑的菜团子，还有七户人家床上躺着因饥饿造成的病人，同时人民群众对“虚报浮夸”之风骂声不断。见到这些场景，王震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当即召集各团场的书记员和广播员，带上录音机开会，并要杨晋光也参加。会上，王震严肃地说：“前几天的誓师大会上，杨晋光同志放了一‘炮’，大胆批评了不实事求是的作风，结果我粗暴地发了火，使本该受到奖励的杨晋光同志反而受了处分，真是碰上了‘鬼’了!”王震把杨晋光扶到主席台中央，继续诚恳地说：“我错了，我对你不起呀!我向你赔礼道歉!”接着便向杨晋光深深地鞠了一躬。

　　王震最后还言犹未尽地强调指出：“今天参加会议的人太少了，请书记员们帮忙整理一下我刚才的讲话，然后印发给每人一份；请广播员们把我的讲话播放20天，欢迎大家批评!”谁也没想到，王震的检讨，真的印发给“绿洲”团场人手一份，其检讨录音也播放了2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