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同一条河流两次失足
————毛泽东是怎样吸取大跃进教训的

　　1958年遭受严重挫折的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心中永远的隐痛。

　　从这年冬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有弄虚作假和狂热浮夸的弊端，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在各种场合不下50次谈论其间的错误和教训。这在《毛泽东年谱(1949—1976)》里有大量记载。(本文所引毛泽东的话，均见此书，只随文夹注日期)

　　毛泽东对大跃进运动的反思，体现出从承担责任到初步纠正，从痛定思痛总结教训到沉下来摸索建设规律，进而如履薄冰地对待经济实践，这样一种心理轨迹。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他对经济发展速度，似乎总是心存余悸，以防止宏观经济再出现大起伏、大折腾。看来，是下了决心不再在同一条河流里两次失足。

“这些教训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

　　从目前看到的材料，可以判断，毛泽东是中央领导层第一个站出来，就大跃进运动的错误进行自我责备和明确承担责任的人。

　　1959年2月27日，他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中，就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一些问题承担了责任，说了自我批评的话。但是，在与会者的要求下删去了这些话。3月5日郑州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同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再次提起：“这个责任我们得担负起来。原先这个稿子说了，我本人就是没搞清楚，有责任。”此后，他不断地讲：

　　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1959年7月20日)

　　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农业部、谭震林有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1959年7月23日)

　　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共产风”比1958 年刮得还厉害。(1960年12月30日)

　　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1961年3月23日)

　　受了惩罚，就要检讨。现在我受惩罚，土地、人、牲畜瘦了，现在“三瘦”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这些话应该在三级干部会上讲。(1961年6月8日)

　　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对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1962年1月30日)

　　大体说来，仅在1962年以前，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将近10次。上面那些话，有的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的，有的是在中央部委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有的是在七千多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范围不可谓不广泛，心情不可谓不沉重，态度是坦诚的，自我批评也严厉，纠正错误的决心很坚决。

　　承担责任，是为了吸取教训。不是说对大跃进只有毛泽东才有责任，才需要汲取教训。邓小平1980年明确讲，“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毛泽东也曾从上到下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作了划分，意思是大跃进走的弯路，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是地委、县委。他说：大家头脑热，上上下下一起热。这个教训大啦，公社教训，粮食教训，农业教训，工业教训。(1959年6月22日)要承认这些经验教训，不然就改不了。(1960年12月30日)

　　认真吸取教训是改正错误的前提。在中央领导层中，毛泽东谈论大跃进教训最多、持续时间最长。他希望：这些教训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想想那几年闹了多少笑话。(1965年2月21日)直到1970年，他还感慨：管经济很不容易。我们早先不会搞。少不要紧，但搞得太急了，会吃亏的。能办的就办，办不到的就在人民面前，在干部面前讲老实话，说实在办不到，将来有希望。(1970年11月13日)由此可见，大跃进带给他的余痛和余悸，似乎比其他人都深。

“搞了俄国的革命热情，没有搞美国的实际精神”

　　吸取教训，纠正错误，毛泽东选择的突破口是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拍脑袋决策，大搞类似于今天的政绩工程，花样翻新提出名不副实的生产指标，争先恐后放出形形色色的生产“卫星”，是大跃进的明显特征。毛泽东捅破这层窗户纸，始于对“浮夸风”的批评。当不少人还处在大跃进的兴头上时，他在第一次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提出：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做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报。(1958年11月7日)

　　问题的关键是，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是怎么来的?毛泽东心里很明白：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难办。(1959年4月29日)我们老是要数字，种了多少，产了多少，天天统计，天天上报，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1961年3月5日)上面为什么要压下面呢?从领导作风看，缘于脱离实际的瞎指挥。毛泽东说：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1961年3月13日)高征购、瞎指挥，教育了我们。主要是瞎指挥，高征购也是瞎指挥。(1966年3月19日)总之，大跃进的错误说明：主观主义在我们身上经常存在，特别是掌权以后，容易产生自以为是，不肯反复研究，不肯听反对意见。(1965年7月14日)

　　毛泽东反思的瞎指挥的领导作风，主要指脱离实际，不调查研究；主观武断，自以为是；贪多、求大、图快，由此，执行大跃进总路线，只记住了多和快，忘记了好和省。

　　总结瞎指挥的教训，毛泽东并没有把自己撇开，往往联系自己的经历。比如，他讲自己对大跃进运动中的一些指标，有一个从不相信到相信的过程，但最终还是相信了，原因是没有到处去调查研究，于是，别人“提出一些材料，拿出一些图表给我证明。我心里才去掉这些怀疑”。(1958年10月2日)别人为什么想方设法证明大跃进是可能的呢?无非是希望早些改变一穷二白面貌，并且看准了毛泽东甚至比他们还要迫切。这种心思，依此类推，层层加码，进而蔚然而成相当普遍的风气。

　　主观武断一旦在领导干部中形成风气，哪还听得进不同意见呢?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具体谈到三件事情：1958年12月胡乔木搞武昌会议公报时，陈云建议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暂时不要公布，看看再说，结果被胡乔木顶回去了；1959年1月上旬陈云说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于完成，毛泽东自己也没有听进去；1959年2月初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时，有人建议，不要算账退赔“一平二调”时从农民那里拿的东西，毛泽东觉得合心意，也同意了，凡此等等，就是主观武断。(1959年4月5日)最让毛泽东后悔的是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反而把反右搞成大形势，结果是：讲真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不讲实际了。(1961年3月5日)

　　从“浮夸风”的教训中，毛泽东引出一条党内领导作风的底线，这就是：“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要做“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1959年4月29日)为克服主观武断的“瞎指挥”，毛泽东从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角度提倡“调查研究”“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勿务虚名而招实祸”等等，甚至搬出历史上海瑞直言进谏，郭嘉多谋善断，刘邦肯于纳谏，项羽独断专行各种各样的故事，来提醒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以史为鉴。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还多次提到要学美国的实际精神和科学精神，说大跃进的教训是搞了俄国的革命热情，没有搞美国的实际精神。(1958年12月12日)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经济建设也是科学。(1959年6月11日)怎样才能符合科学和实际呢?毛泽东提出，各方面的工作光有一个管总的路线指导还不行，要制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1962年1月30日)正是在1960年初期，中央在工业、农业、商业、科学、教育、文艺各方面制定了一批具体的条例制度，意在使党对各行各业的领导管理有章可循，按规矩办事，不再主观武断，从而使领导干部的决策更符合实际、更接近科学一些。

“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

　　作为“超英赶美”战略的重要步骤，大跃进运动的突出特征是追求高速度大规模地发展，诸如大办工业、大办农业、大办钢铁、大办交通、大办水利、大办教育，甚至大办副食品基地、大办养猪场等等，结果是劳民伤财，留下不少烂摊子。对此，毛泽东的感受是：我们本来想搞快些，反而慢了。1958年到1960年，三个年头犯了错误，整得我们好苦。经过了这些挫折，我们懂得了要谨慎。(1962年8月9日)

　　从那以后，毛泽东看待经济发展速度，确实格外谨慎。绝口不再提“超英赶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别人说得怎样天花乱坠，他总是要把计划中的指标往底处压一些，说不出理由的，也要让人们做好完不成任务的心理准备。他甚至产生了一种宁慢勿快、宁少勿多的想法，时时提防经济冒进。比如，他提出：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1961年1月13日)水利、工业都不能冒进，要分步骤有计划一步一步地搞。(1962年12月10日)

　　有件事值得一说。1966年春天，毛泽东在湖北听取王任重汇报农业机械化工作后，非常感兴趣，想搞一个5到10年的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计划，争取再用10年左右的时间让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为此，他让其他中央领导人研究讨论这项计划，还给刘少奇写了封长信谈论自己的设想。但不久他犹豫起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给少奇的信不要印了，不准确。我不放心，找了王任重、陈伯达谈。找他们一谈，就知道不准确。(1966年3月20日)准备大搞农业机械化运动的设想，随后也不了了之。看来，他终究担心这个决策引起一哄而上，造成欲速则不达的被动局面。

　　在粮食生产上，毛泽东对高指标的做法一直保持着警惕，屡屡给一些颇有雄心壮志的地方领导人泼冷水。他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讲：你们现在亩产五百多斤，五年达到八百斤，每年增长五十多斤，不少了嘛!做得到吗?(1966年1月5日)中南局负责人汇报，黄淮区域准备到1970年亩产达到500斤，淮河以南地区达到800斤，毛泽东听后并不兴奋：你们可以努力去做，也可能达到，也可能接近，也可能根本达不到。看来需要再长一些时间，再多十年实现也可以，不能勉强，勉强是不行的。(1966年1月12日)湖南省委负责人对他讲，湖南今年增产一成左右的提法低了，毛泽东当即指出：一年增产一成左右就了不起了。你们的农业厅长一年就要跨过“纲要”，是不懂农业生产吧!少讲一点。(1966年2月23日)湖南省委负责人希望他为韶山灌区题词，得到的回答是：要高产才算，灵了再写。(1966年6月26日)这些撤火的话，与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的劲头，简直是判若云泥，正如他所说，“经过了这些挫折，我们懂得了要谨慎。”

　　发展经济总是要做计划，做预案，在计划经济时代，还要制定很具体的指标。大跃进后，毛泽东对待经济发展计划，一贯主张保守些，把困难估计充分一些。他甚至一看到具体的指标数字，就有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挑剔。

　　1964年，在酝酿1966年到1970年实施的“三五”计划时，毛泽东多次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的汇报，发觉各方面要求上项目的势头又起来了，立刻表示：横直被没有钱挡住了。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来办事。建设也是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就是有了钱，还是要打歼灭战。财政收入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必须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是没有做。(1964年5月10日、11日)1965年“三五”计划方案出来后，毛泽东看后不太满意：那么多项目，投资那么多，不仅各部门各地方提的要求高了，你们的指标也高了。安排得少一点行不行?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我看五年搞1080亿元的建设规模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粮食4800亿斤能达到吗?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钢1600万吨就行了。你这个数字压不下来，就压不下那些冒进分子的瞎指挥。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1965年6月16日)由此，他强调要注重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结构平衡，把老百姓的吃、穿、用放在突出位置，还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三五”计划的指导方针。由此，“三五”计划的投资规模从从最初设想的1080亿元降到850亿元，少了230亿元，做这样的调整，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到1969年，又该制定经济计划了。中央2、3月间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毛泽东特意交代：“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一年后，准备在1971年至1975年实施的“四五”计划方案出来了，毛泽东表示：我看了计划会议的文件，这次计划会议是20年来最好的一次计划会议。但是我就是担心口子开得太大了，五年加上今年一共六年就要搞到年产4000万吨钢，还要搞7000万吨石油。(1970年4月13日)现在我们还没有超过2000万吨钢。在1000万吨到1800万吨钢之间往来徘徊了十年左右，还是上不去。现在倒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这个积极性一上来，又要发生事。(1970年11月13日)正如毛泽东担心的那样，“四五”计划中的4000万吨钢产量指标，确实制定得冒进了，1975年才达到2390万吨，直到1983年钢产量才达到4000万吨。

　　在战争年代，消灭敌人，壮大自己，虽然也有不能实现目标和计划的时候，但多数情况下是可以完成任务的，有时候甚至还会取得超乎意料的胜利。诸如淮海战役以少对多，硬是啃下了硬骨头；关于解放战争，毛泽东最初预计要打5年，结果只打了3年。刘少奇1948年9月13日在西柏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时说到：“早日胜利，可能是‘胜利逼人’，而有两年准备，胜利得比较完满一些，我们应当很好准备。”此时，毛泽东插话说：“全国胜利恐怕还要10年，10年也不一定全国完全完成土改，而是都实行减租减息。”结果是只用了一年就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土地改革，而且中间并没有经过减租减息的阶段。

　　或许受过去经验的影响，使毛泽东觉得，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既然能够创造飞跃式前进的奇迹，取得意外的胜利，在我们拥有了天下，群众热情又空前高涨的情况下，鼓鼓劲，创造打“经济仗”的奇迹又有什么难处呢?大跃进受挫折之后，毛泽东打“经济仗”心理底线开始收缩，回到了他在延安时期经常讲的，“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回到了他在1955年3月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也强调过的：“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这样的决策心理，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底线思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