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家】 好好说话写文章

　　毛主席在总结人类进化时说，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等到人开口说话，历史倏地一下，又走了好远。当文字诞生，人类便进入了文明社会。

　　说话写文章，都是为了表达思想，至少要能够传达出你的意思。中国历来的传统观念，主张敏于事而讷于言。说讷为君子，寡为吉人，沉默是金。告诫人惜字敬纸，谨言慎行。话不能乱说一气，文章不能乱写一通。但在现实生活中，偏偏有很多人不会说话，絮絮叨叨，半天不着边际，使听讲的人不得要领，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文章呢，内容空洞，言之无物，形式死板，没有变化。倘若他是普通百姓，一般闲聊，也就算了。偏偏这些人大多是有身份的人，要么是某个领域的公众人物，有的还是大众传媒，占的又是大家的时间。这就是公害了。

　　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就像是这个民族如影随形的印记，它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这个民族演进的组成部分和缩影。我们今天使用的汉语言文字，从甲骨文、金文演进而来。语感错落有致，语调跌宕起伏，篆隶行草，词汇丰富，异彩纷呈；既是中国文化的最小单元，又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代表。千百年来，人们心追手摹，景仰有加，用构建我们母语的这些基本元素，创造出了独一无二的中国文化，大含细入，灿烂飞扬。你看，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哪一句哪一首不是或壮丽豪迈、气势磅礴，或清丽婉约、一咏三叹。可如今却有人不珍惜，不当回事，甚至践踏、污染。择其要者有三：一是正规书面语言用词不当，语法错误，逻辑混乱随处可见。空话、套话，四平八稳、没有用的话连篇累牍。为了凑句子，挖空心思、生搬硬套的一些字、词、句与汉语原有词义和用法不一致，明显影响到汉语的表意效果。二是曲解正常词汇的所谓新新人类语言，在青少年中流行。字母词和音译词不分场合滥用。网络上各种用词的混乱和庸俗正大行其道。网络词语，还包括短信，简洁省事，生动风趣，画龙点睛，人情味浓，一出来就得到人们垂青。但鱼龙混杂、品位不高也是它的痼疾。三是英文缩写俯拾皆是。也不知是作者故弄玄虚、故作高深，还是干脆就为了不让人看懂，反正有的文章不管三七二十一，隔三岔五就塞上几个字母，而且不加注释，使不懂外文的读者如看天书。

　　说话写文章，都是让人听、让人看的。恩格斯说：我们写作，是为了公众。一个简单的道理，文章让多数人看不懂，写它登它何益?凡此种种，不是通俗是庸俗，不是生动是混乱，不是追求高雅是附庸风雅。不仅损害中国文字的纯洁性，也严重妨碍信息的传播，从某种程度上消解着中国文化的基础。这些垃圾媒体上有，课堂上有，领导干部的讲话中，机关的文件中也有。

　　今天的人不可能像几千年前、几百年前的人那样说话、写文章。假如现在有人还像古董，行踱方步，言之乎者也，可能就不仅贻笑大方，只怕生存也成问题。语言的发展变化，必然与社会的前进变迁紧密相连；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一有动静，很快就在词汇中反映出来，这也是语言文字和文化本身的生命力所在。专家认为，伴随着我国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每天都会有新词呱呱坠地。诸如“办事直通车”、“数字长沙”、“第三方物流”、“会展经济”、“极速体验”、“蓝牙技术”、“生物入侵”、“转基因”、“雅思”等词语，就是随着相关新闻事件的广泛报道而为人们所熟知。现代流行语有的不知所云，有的也让你会心一笑。这些流行语代表着一种文化现象，反映了当今的社会时尚，体现了一种大众情绪，特别是敏感阶层和新潮群体的心态。对于新词语，我们应持一种宽容开放和兼收并蓄的态度，要的是人见人爱的鲜花，而不是令人生厌的垃圾。既不能悲观，因为无论什么时候，与汉语词汇总量相比，新词语、外来语数量都是很少的，不足以对汉语的地位构成威胁；也不能听之任之，要在继承上创新，在保持上吸收。既不能一不顺眼就一棒子打死，也不能实行简单的“拿来主义”。新词语冒出了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语言僵化，词汇贫乏，人云亦云。况且语言有很强的自我净化能力。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其流行语，有时流行来流行去有些词语还有可能固定下来，成为汉语的基本词汇。而那些随心所欲、粗制滥造的劣质品，迟早会泥牛入海，大浪淘沙。这是任何外力都无法改变的。

　　汉语言文字虚怀若谷，在历史上经常借用一些其他民族的语言丰富和充实自己。佛教思想是东汉年间传入我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语言就大量被应用在汉语中，唐朝也从西域传入很多新词汇。摩托车的摩托不是中国的，觉悟这个词就是佛经里的。追根溯源，我们熟悉的很多成语也是源于佛教呢，比如千家万户、自由自在、皆大欢喜、随心所欲，还有一尘不染、三生有幸、叶落归根、心心相印、见风使舵、不可思议、火烧眉毛等，也是语出佛门。“五四”时期所掀起的“白话文运动”更使大量西方词语和表达方式进入汉语。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简化字的推广，汉语的面貌为之一新。应该说，任何开放社会都会遭遇外来语的问题，问题是你如何处置。在以往汉语和外来语的交汇、撞击中，汉语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因新词语的加入而得到丰富和发展。很多熟化了的外来语词汇，如“沙发”、“坦克”、“干部”，一些符合汉语构词规律的意译词，如“电脑”、“鼠标”，还有一些字母词因简洁明了、朗朗上口，如“X光”、“B超”、“CCTV”等，已成为汉语基本词汇的组成部分，被广泛采纳。一些外国或国际专用名称或其缩写的外文词语，如IT产业、WTO、NBA等等，用得恰当，可使文章显得简练，或者烘托特定的背景和气氛，为文增色。梁衡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举例说，最典型的要数徐志摩那首在日本海滩与日本女子伤离别的诗《沙扬娜拉》：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沙扬娜拉!彼时彼刻，最后的一句用日语“沙扬娜拉”就比用汉语“再见”来得贴切，恰到好处。内地人到西藏、新疆，如果用汉语说“吉祥如意”、“你好”祝福朋友，其感觉就不如用藏语说“扎西德勒”、用维吾尔语说“雅克西”来得亲切，一下子就会缩短彼此的距离。

　　中外文化交融固然有益于民族文化的发展，但文化交融绝不等同于中外语言文字的随意掺杂。否则，弄巧成拙，势必成为广大普通读者阅读的拦路虎。而且，乱用外来语把中国话搞得支离破碎，不像中国话，在潜意识里也损害人们的民族感情。真正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和语言大师，像除了精通汉语，还掌握一门或几门外语的鲁迅、陈寅恪、钱钟书、林语堂、季羡林，他们是决不在自己的著作中卖弄外文的。无论杂文、评论、随笔还是学术专著，除了少数外国人名、地名和生僻名词偶尔加注外文外，这些大师在文章中都不用中文夹外文的句式。但恰恰是他们在教导我们应该怎样说话，怎样写文章，也在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大家风范。马克思是数一数二的大思想家、理论家，也是语言高手。他的文稿一般都不轻易出手，要经过多年和多次的修改。《资本论》第一卷写完作最后文体上的修饰时，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自己就好比在经过许多产痛之后，恬静地舐着婴儿，感到极其快意。

　　19世纪70年代，普鲁士军队占领了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强令当地学校只许教德语。法国作家都德《最后一课》的主题，就是警醒人们要好好保护、尊重自己的母语。那位法语老师韩麦尔走上最后一堂法语课，心情沉重地说：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文化同宗，语言相通，如同在白色恐怖下一听到《国际歌》的旋律就能找到共同信仰的人一样，维护语言文字的主权，实际上就是维护一个国家的文化主权。语言是民族生命的一部分，生命最宝贵的是纯洁，纯洁就是民族的个性。全世界有约6000种语言和方言，无论大小，也无论强弱，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十分重视自己母语的纯洁性。英、德、俄、法、意、加、澳等国家都以立法的形式保护本国官方语言文字在大众传媒和公共领域的使用和主权地位。巴黎和柏林的街头就几乎没有英文标牌，德国的高速公路路标全部使用德文，日本的路标也看不见英文单词，俄罗斯总统普京甚至签署命令维护俄语的纯洁性。我国也作出规定，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用汉语发布新闻，这体现了对母语的尊重，也体现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

　　汉语言文字之所以在海内外中华儿女中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象征和中国的标志，就是因为母语像母亲营养的乳汁、慈祥的笑容、温暖的怀抱一样，在维护维系着一个民族。爱因斯坦说过，对世界名著、文学名著没阅读、不欣赏的人，等于高度近视的人不戴眼镜。郁达夫在《怀鲁迅》中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可怜的族群；有了伟大人物不知道拥护、爱戴和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汉语言文字山高水长，气贯百代，最明白、最精确，我们要懂得去欣赏、拥护、爱戴、崇仰，不做高度近视不戴眼镜的人，不做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讲：“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温家宝总理说：“我一直要求自己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做事，用心写文章。”不要小看自己每一次说的话，糊弄自己写的每一篇文章。须知，我们肩负使命，是在做宣传、做鼓动，也是在做师表、做榜样，是在传承文化、创造思想啊!我们天天说话，不可能句句都掷地有声，但要讲真话，讲实话，认真把话说好；我们也不可能做到一出手篇篇都是经典，但文章千古事，着笔落笔总要三思而行，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准确、鲜明、生动，努力写出管用、耐看的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