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 世 界】 外国史上在时局关键之际当政者决策成败的故事(上)

　　　　当一个国家的时局走到关键之际，执政者的选择可谓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历史关头常常弥漫着重重迷雾和利益的诱惑，藏伏着种种玄机和陌生的陷阱，再加责任和后果系于一身，当政者的判断和决策之难，可想而知。他们最终做出什么样的决策，除了受时代条件限制外，其主观的判断力和意志力，其信念素养、个性情趣和胸襟见识，乃至是否具有承担决策后果的自信和胆力，都会在明里暗里发挥作用。有了这些差别，历史上的当政者便有了在时局关键之际或成或败从而影响国家走向的决策结果。捡拾外国史上一些国家当政者的决策细节，想来不乏值得今人深思的地方。

　　一、不是危机就是生机：葡萄牙若昂二世国王和西班牙伊萨贝尔女王对哥伦布航海计划的不同决策给后人的启示

　　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和环球航行，拉开了近代世界历史的序幕，由此形成各国竞争和兴衰的共有舞台。在那个年代，谁拥有海洋航行优势，谁就能获取更多的财富，谁就能成为大国、强国。西欧最早形成的民族国家葡萄牙，从15世纪中期开始以举国之力支持航海事业，从而使它在强国之路上走在了前面。但是，邻国西班牙于1492年光复国土实现统一后，竞争马上就开始了，葡萄牙的危机也随之降临。这中间的一个转折点，源于这两个国家的国王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决策。

　　在葡萄牙生活了8年的哥伦布，根据当时已经普遍传播的地圆学说，产生了从大西洋向西航行也能到达东方的想法，并推算出从加纳利群岛到日本大约有2400海里的距离。哥伦布把自己的航海计划献给了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已经从非洲黄金海岸获取了大量财富的若昂二世对哥伦布的计划不屑一顾，他从未考虑过往西航行，他当时设计的航海战略是从大西洋往南绕过非洲的最南端好望角到达东方印度，并且已经掌握了通往印度的航海图。在若昂二世看来，即使往西航行，到达东方的实际距离也将远远超过哥伦布的预测，事实也正是这样，哥伦布当时测算出的里程只有实际距离的四分之一。若昂二世轻松地打发走了哥伦布。

　　哥伦布不得不转而到葡萄牙的邻国西班牙寻求帮助。恰好，刚刚完成统一大业的西班牙伊萨贝尔女王正雄心勃勃地寻求着航海出路。1492年初，女王连续三次召见哥伦布，欣然接受了他向西航行到达东方的计划。哥伦布不仅是一个冒险家，还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不断提高价码，为自己争取足够的权益。而女王也并不认为与一个普通百姓坐下来讨论利益分配的问题有什么不妥。哥伦布与王室的谈判进行了三个月，最后达成协议：在探险成功后，授予哥伦布贵族头衔，给予他在发现的地区担任副王和总督的权力。这种国家和探险家签订协议的做法，后来一直被其他国家和探险者所效仿。

　　接下来的一个难题是，这次航行所需要的钱从哪里来?因连年战争，伊萨贝尔女王只能从国库里拨付有限资金，哥伦布也自筹了一部分，但仍然不够。最后，伊萨贝尔女王靠变卖自己王冠上的饰物才凑齐了这笔钱。

　　往西航行的哥伦布是幸运的。他于1492年10月12日歪打正着地发现了美洲大陆，虽然他到死都认为自己到达的是印度，但他的发现无疑给西班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同时让葡萄牙的危机随之降临。因为发现了美洲，西班牙理直气壮地要求同葡萄牙谈判。1494年6月7日，在罗马教皇的主持下，葡萄牙只好认可在地球上画一条线，然后像切西瓜一样把地球一分两半。葡萄牙拿走了东方，西班牙则掠去了美洲。此后，西班牙代替葡萄牙成为了世界的海上霸主，甚至还一度吞并了葡萄牙。

　　不被欧洲人知晓的美洲大陆，在大航海时代早晚会被发现。但是，它不是由当时航海水平最发达的葡萄牙发现却是一桩极大的憾事。辉煌的航海成就和成熟的航海战略，在他国来分享和争夺海洋利益的关键时刻，却成为了葡萄牙若昂二世国王开拓新航路的阻碍和负担。后起直追的西班牙伊萨贝尔女王，靠变卖王冠上的首饰来不惜一切地资助一个看起来属于冒险的计划，结果却抓住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迅速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这些给后人带来什么启发呢?

　　竞争犹如下棋，处于优势的一方会把棋盘看得很小，从容地排兵布阵，看起来手笔很大，但在自负中也最容易遗留疏忽，甚至把机遇送给对手而出现危局。处于劣势的一方，往往会把棋盘看得很大，非常仔细和机警地寻找一切可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并常常从一些不大引人注意或被对手视为不可能的边角缝隙处着眼落子，结果却未必不是绝处逢生，拓展生机。这就是若昂二世国王和伊萨贝尔女王的不同决策给后人的启示。

　　二、面对历史变革趋势，查理一世的一意孤行、蛮憨处置和路易十六的处危不知、无所作为，使自己身败名裂

　　查理一世的祖母伊丽莎白女王造就了英国初期的强盛。在祖母威权的影子下长大的查理一世，继承了王位的荣耀，也很想有一番作为，但却没有继承伊丽莎白的治国智慧。那些由他个人主导的同西班牙以及法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宗教战争，使得国库空虚，财政紧张。为了维持战事，查理一世想到的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增加税收。不过，在英国，四百年前就建立了议会，并且制定了划分国王与贵族权限的《大宪章》，规定国王必须通过贵族控制的议会来实行他的统治。于是，议会依据《大宪章》驳回了查理一世的增税要求。

　　查理一世将做出怎样的选择呢?他决定改变约定俗成的传统，绕过议会自行向商人征收新税，向乡绅强制借款。这个决策使本来紧张的国王和议会间的矛盾陡然加剧。在冲突面前，查理一世不识危机，又来个“硬碰硬”，于1629年派军队强行解散了议会。这两步棋，事实上把议会逼到了死角，贵族们被迫拿起了武器。查理一世的初衷是聚敛钱财来支撑对外战争，结果却引发了一场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的内战。这个结果，显然是他预先没有想到的。

　　内战的结果是查理一世兵败被俘。议会宣判他为“国家公敌”而决定处以死刑。在当时的英国，几乎所有民众都认为国王是上帝派来统治他们的，处死国王简直不可思议。1649年1月30日，断头台上的查理一世更不相信这一点。在就刑之前，他还宣称，自己将从一个暂时的王位前往一个永恒的王位。查理一世的悲剧，缘于他的一意孤行和对危机的蛮憨处置，背后却是对自己的绝对王权的深信不疑。结果，40年后英国即爆发了“光荣革命”，确立了议会权力高于王权的政治原则，并逐步形成了后来为许多国家效仿的君主立宪制度。

　　在英国查理一世死去一个半世纪后，同样的命运降临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身上。和查理一世不同的是，法国的社会危机看起来似乎不是路易十六主动引发的，相反，在危机总爆发的1789年7月14日，路易十六在他的记事本上却写下这样的文字：“14日，星期二，无事”。路易十六认为无事的这一天，20公里之外，手持武器的巴黎市民正在进攻一座被用作监狱的城堡。监狱里此时只关押着7个人，但是市民们却为此激战了一天，牺牲了98个人。这番举动的象征意义在于，摧毁巴士底监狱就是推翻封建专制的统治。7月15日早晨，大臣在凡尔赛宫向路易十六汇报此事时，出现了一段足以载入史册的对话。路易十六吃惊而困惑地问：“怎么，造反啦?”大臣回答：“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

　　法国大革命绝非凭空而来，它由三种危机促成。一是制度上的危机。当时的法国，占人口2%的第一等级(教士)和第二等级(贵族)拥有约35%的土地，并享有诸多特权，而国家财政的主要负担都摊在占人口98%的第三等级(除教士和贵族外的其他公民)身上。随着第三等级的壮大，对这种不平等制度的变革已迫在眉睫。二是思想上的危机。以伏尔泰和卢梭为代表的宣传自由平等的思想启蒙运动已经深入人心，为政治上推翻专制王朝准备了成熟的思想前提。三是经济上的危机。法国在此前不惜血本支持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最后美国革命胜利了，法国自己却陷入了无法自拔的财政黑洞。国库总亏空高达40亿里弗尔，而当时法国的财政年收入只有5亿里弗尔左右。

　　上述三种危机事实上已经把国王的宝座推向了火山口。要说路易十六浑然不觉，也不尽然，但他只是对眼前的财政危机有些在意。1789年5月，他被迫召开已被专制王权停开了175年的三级会议，以谋求出路，主要目的是让大家讨论怎样多拿些钱出来增加财政收入。这个决策恰恰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等级提供了一次激烈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第三等级迅速掌握了会议的主导权，并和一些开明教士和贵族组成了国民会议。结果，路易十六为解决一个现实的财政危机，最终激发了制度和思想这两个更深层次的危机，并瞬间转化为推翻现政权的大革命。正是这场革命，在三年半以后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

　　在社会危机面前，两个国王，一个命运。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们都坐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宝座上面，对千古一系的王位角色都坚信不疑，看不到历史变革的必然趋势，不仅做不到“居安思危”，就连“居危思危”的执政意识也少得可怜。其次，从决策实践来说，也都缘于对危机局面的处置失当：或者是无所顾及，不知进退，蛮憨处置，或者是无动于衷，只看表面不识根本，甚至可以说简直就不知道什么是危机。于是，在国家处于政治变革门槛的时候，他们却视之为日常麻烦，就像祖先们常常碰到的那样，以为轻而易举就可解决。结果，这两个国王的每一个重大决策，都不是缓和冲突，而是加重危机。结果，这两个国王的丧身，都带来社会的巨大变革和国家重获新生，而且一次比一次彻底。查理一世的死，出现了君主立宪制度，在形式上到底还保留了王位。路易十六的死，带来的则是资产阶级共和制度。近代欧洲这两个不大会让人同情的国王，确实浓缩了相应的历史硬度，从反面给后人留下的启示是，在危机面前的一意孤行或无所作为，都会导致身败名裂。

　　三、在美国遭遇建国制宪纷争危机时，华盛顿和富兰克林体现出来的解决历史性难题的政治智慧

　　1776年7月4日，北美13个英属殖民地宣布成立美利坚合众国。但是，这个新生国家所属的13个州，相互之间的关系与今天欧盟各国非常近似。中央政权方面只设国会，不设总统，各州成了实际上的主权国家，可以颁布宪法，可以和外国谈判，可以组建军队，可以发行货币。独立战争时的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对这种局面非常失望。在新生的国家何去何从的历史关头，他告诫人们：“要么我们在一个领导之下成立联邦而结合为一个国家，要么我们就保持13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永远互相争吵。”

　　1787年5月下旬，纷乱的现实迫使各州派代表来到费城，举行制宪会议。55名与会代表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开国元勋，他们中有农场主、商人、律师和银行家。尽管各州的代表都认为需要组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但谁也不愿意轻易让出自已的权利。整个会议充满猜忌和争吵，有几次甚至吵得无法继续下去。

　　这时候，有两个人发挥了非凡的作用。

　　一个是会议主席华盛顿。他在独立战争中赢得了无与伦比的威望，甚至有人写信要拥戴他当国王，但他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断然拒绝了。在制宪会议期间，当别人争论不休的时候，他却常常保持沉默。他并不急于用自己的威望来影响其他代表发表意见。而他自始至终地坐在主席位置上关注和听取代表们的发言，便是一种会议还在继续的象征，也是这次会议的权威性和最终要达成协议的象征。

　　另一个就是81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许多中国人因为他发明了避雷针而对他有所耳闻。当制宪会议发生激烈争吵时，富兰克林感慨说道：“我们的代表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我们需要一种政治智慧，我们在努力地搜寻这种智慧。我们研究过古代历史中的政治模式，我们还调查了不同形式的共和制，许多国家在建国之初就播下了迷茫的种子，生生死死；我们也研究过欧洲列国，但没有一部宪法适合我们。我们今天是靠智慧来设计整个国家和政府的模式，我们不能将这些留给机遇、留给战争、留给征服。”这样的劝说，为会议解决难题提供了思路、胸怀和决心，其中说到欧洲各国没有一部宪法适合美国，则打开了人们寻找新方案的思维空间。

　　经过116天的谈判，终于形成了一部宪法。1787年9月17日，华盛顿第一个在宪法上签了字，富兰克林则无法掩饰自己的忧虑和激动，又讲了一段肺腑之言：“恕我坦言，这部宪法中有若干内容是我现在不赞同的，但是我不能肯定，以后会不会赞同。随着年龄增长，我开始越发学会放弃自己的想法，相信他人的判断。正因如此，我支持这部或许存在着缺陷的宪法，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政府。”后来，富兰克林在评价美国的建国观念和当时的利益分歧时，又说了一段名言：“当你召集一群人集思广益时，你也不可避免地集中了他们所有的偏见，他们的感情，他们的错误观点，他们的地方利益以及他们的自私之见。”

　　以华盛顿和富兰克林为代表的美国开国功臣们是明智的，因为他们拥有解决历史难题的决心和化解纷争危机的智慧。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在这个新大陆上只能走自己的路，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制定有别于欧洲各国的宪法。他们不模仿别人，事实上别人也很难复制他们的建国模式和政治体制。这种尊重不同的文明传统和国情特点的胸怀和智慧，也反映在他们处理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和主张上面。富兰克林坦言他尽管不赞同这部宪法中的若干内容，但从大局出发他还是支持通过这部宪法就是一个明证。和前辈的这些胸怀和智慧相比较，今天那些习惯于对外指手画脚、强加干预的后辈们当自知有汗颜之处。

　　四、胡佛和罗斯福处理经济大萧条的不同决策：是等待既有体制自我克服，还是寻找新路来弥补和完善既有体制

　　1929年10月21日，上任不久的美国总统胡佛邀请电灯发明者爱迪生，在华盛顿举行了一个盛大的电灯发明50周年庆祝会。然而，三天后，美国经济的心脏地带华尔街股市就陷入了一片黑暗。面对随之而来的经济大崩溃，拥有1000多项发明专利的爱迪生也无法使之重见光明。高速增长的美国经济像一辆飞驰的战车戛然而止，空前的繁荣演变为空前的危机。

　　作为总统，胡佛又做了些什么呢?胡佛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盛行了100多年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既然能带来空前的繁荣，那么它也会在自我调节中克服这场危机。基于这种思想，执政的胡佛不可能跳出原有的经济运作模式，积极作为，来寻找新的手段克服危机，结果危机持续深化和扩大。1929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040亿美元，到1932年锐减到580亿美元，有一半财富蒸发掉了。问题还在于，胡佛等了三年，他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自我拯救的期待还是落空了。1933年3月4日，新一届美国总统罗斯福上任的时候，陪他到国会宣誓就职的胡佛说：我们是山穷水尽，无法可想了。

　　真的是山穷水尽，无法可想了么?

　　罗斯福却不这样认为。1932年7月2日，他在被提名为民主党候选人后就宣称要实行“新政”。这句平淡无奇的话，在当时却牢牢抓住了人心思变的美国选民的心理，使他顺利当选，并在日后成为了罗斯福执政的标志性概念。

　　当时，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萧条动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主义的苏联那边风景独好。苏联创造的以政府计划和集中国家力量来引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型体制，使其迅速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苏联的成功，迫使一直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西方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尝试以新的眼光看待政府和经济运行的关系。于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关于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参与社会经济管理的理论应运而生。凯恩斯还给罗斯福写信建议他采用自己的理论，甚至说：您(罗斯福)已经使自己成为各国力求在现行制度范围内运用明智试验以纠正我们社会弊病的委托人。

　　以上就是罗斯福实行“新政”的实践和理论背景。他清醒地意识到，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已难以为继，必须跳出这个模式吸收新的办法。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被人们简称为三个“R”：Recovery,意思是复兴；Relief,意思是救济；Reform，意思是改革。这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要求政府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于是，他上台伊始便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社会救济、整顿银行秩序、恢复工农业的法案，还建立起养老和失业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政府拨款33亿美元，启动许多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以工代赈，创造了数以百万的就业机会。1933年至1939年，联邦政府帮助建造了全国70%的新校区，65%的地方政府办公楼和污水处理厂，以及35%的医院和公共卫生设施。在这些“新政”措施中，“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联合起来，市场的作用和国家的作用同时得以发挥，由此改变了此前英国开创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传统，使美国成为了新型资本主义的领头羊。

　　可见，渡过危机的关键，需要树立解决危机的意识和信心，需要突破常规的思维和见识，需要清醒而大胆的选择和决策。任何危机到来时，都暗含着当政者可能做出的现实选择。那些能够清醒地做出决策并全力推动这些决策得以实施的当政者，最终的结局将不会使他们失望，至少要比那些将命运完全置于看不见的历史之手摆弄的人要乐观一些。这就是罗斯福处理危机胜于胡佛的地方。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党的文献》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