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一课】 中国书画与中华文化

　　陈绶祥，1944年生。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部系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已出版著作14部，发表各种学术研究文章共计150余万字。曾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院研究成果特别奖、一等奖、二等奖等奖项。

　　本期“精彩一课”我们为大家编发的是陈绶祥同志的《中国书画与中华文化》，请读者关注。

　　“中国书画与中华文化”这个题目，按理应该反过来说，叫做“中华文化与中国书画”，因为有了文化才有书画。因为“中国书画”是“中华文化”这个大概念中的一个小概念，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表现方式。

　　什么是“文化”

　　我个人的理解，文化就是两个字，“知”与“行”。我们说某某人没文化，常常是指他的“行”不合乎大众的文化规范。比如一个人随地吐痰，我们说：“这个人真没文化”，这时我们把“文化”定到了“行”的最低概念；同时“文化”也可以定到“知”的最高概念，比如我请一个人来讲话，他说，“哎，我没文化，我不会讲话”，实际上他也在跟我讲话，他所谓“不会讲话，没文化”的意思，是他没有很多专门的“知”，没有读过书，没有写过字。也就是说，读过书、写过字是中国的“知”的一种方式。这样讲，恐怕大家对“文化”就会有一个理解。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知与行的集中体现。中国文化在各方面都有体现，中国书画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就围绕中国文化来讲中国书画。

　　什么是“书”

　　简单地说，“书”就是以汉字为唯一题材的平面造型艺术。书也是一种画。比如小孩子写字，他不说写字，他说“我画个字给你看”。再比如我们查字典时，要用上“几笔几画”……这说明中国的汉字是画出来的。很多外国人看不懂书法，他们说中国书法是在那里“乱画”，因此他们把中国书法叫抽象艺术。其实，中国书法一点也不抽象。我们中国有句话是“空口无凭，立此为据”，就是用汉字写字据，你敢说它抽象?它可以当证据使用。20世纪的中国，可以说做了一次外国文化的普及教育，相反我们却把中国文化的普及教育给忽略了。现在许多小学把书法课也撤掉了!

　　什么是“画”

　　还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一个漱口的杯子，请大家想一下，按照透视原理和按照中国传统表现方法来各画一幅画，哪一个画的好?大家可能会说用前一种方法画的好，那么为什么大家会认为用前一种方法画的好呢?原因无非几个：看惯了，接受了用透视法绘画所代表的绘画体系给你传达的观念，比如说“透视”、“象形”、“像的规则”等等。我们接受了很多类似的文化观念，这些文化观念会制约我们的判断。透视是西方“看法”的归结。其实透视有很多种，大家常说的是一种，就是西方所谓的焦点透视。除了焦点透视，其实西方文化中还有很多透视方法。有一种叫平行线透视。以平行线透视来观察一个对象，画成图形就是六视图。那么我们现在来想象一下用中国传统表现方法画出的杯子，它也很符合西方的平行线透视。按道理讲，用中国传统表现方法画出的杯子比用西方透视学原理画的杯子更“像”。然而我们仍然觉得按透视原理画的图形更像一个杯子。这是因为我们受了西方焦点透视的“看法”的制约，导致我们的“心眼”只有一个被限定的固定渠道，就是大家耳濡目染的渠道。近现代中国人大量耳濡目染的是西方古典美术的透视。其实，西方绘画也不完全是这样的。在西方古典主义以后，后期印象派就开始运用中国传统的画法了。对于这两种绘画方法，从绘画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答案只能是后一种比前一种更好，为什么好?因为它所用的绘画语言，都非常精确、非常肯定。用透视原理画的图形，作为绘画要求来讲，没有一条线条可以被称之为准确。

　　但是，大家可能会说“我看这个就是像”，像不像没有统一衡量的标尺，像不像不是判断好坏的标准，画得最像的有时候是最糟糕的画，有时候很像大家可能认为不像，有时候不像大家可能认为像。像与不像，充其量只是一个主体在生活场中间的文化判定，不能算数。像不像不能作为判定标准。

　　西方美术也是这样，像不像绝不是判定标准，那么中国就更加明显了。《国策·齐策二》中有一个成语，叫“画蛇添足”。它的本意是说，蛇是没有足的，你画一条蛇，然后又添上足。因为不像蛇，大家都不认识，当然它就不是蛇了。因此中国画也有像不像的判断。

　　中国书画与中华民族文化道德

　　中国书画在选择绘画对象时很麻烦。中国画到底画些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画这些东西?我们看到哪些东西?这些都属于文化中很关键的问题。东西方不一样，我刚才说了，大家认为用焦点透视法画出的杯子好看一点，大部分是受了一只眼睛看东西得出的视相结合的影响，这个影响很深远，搞得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刚才大家说起的画得像，那是西方的理论。西方人是狩猎民族，狩猎民族基本的劳作方式是打野兽时人不能动，人一动野兽就逃跑了。这个时候就固定一个点观察，野兽站立的那个点也不能动，动了就打不准了。这种单眼的固定视场，是西方早期生存的固有状态。对狩猎民族而言，鼻子和眼睛哪个更重要?毫无疑问鼻子更重要。因为人隐藏起来后，眼睛可能看不见猎物。但是鼻子可以闻，通过闻可以知道哪里有野兽来了，因此鼻子更重要。我们注意看西方的绘画，全部要画鼻子，所有的小丑都是大鼻子。这些都是文化的表现，这就是我们经常说起的西方文化，是从他们的狩猎方式传下来的。

　　我们中国人不这样看事物，因为我们不是狩猎民族，我们是一个采集民族。采集是要把东西抓起来，因此看东西是要上下打量，要里里外外地看。因此中国人的看法，相对比西方人多。中国人看的关键，还要上下打量，拐弯抹角地在某些地方停顿，在这里看一看，那里看一看。

　　那么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种看问题的方式呢?中国文化如何在这块地方繁衍和发展呢?我们来共同剖析一下，大家知道，原始人生存繁衍的地方，都不能离开河流，离开河我们的祖先吃什么?地球由西向东自转，同时又绕着太阳在公转。所有的大河流域，除了长江、黄河是东西走向外，其他基本上都是南北走向，或者接近南北走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你沿着河流走，就不怕找不到吃的。在地球不同的纬度上，有不同的季节。因此在所有南北走向的大河流域，只要沿着河流走，原始人就可以找到水和食物。唯独中华民族这两条大河，是与地球自转同向的大河。他们地处北温带，四季分明，这是北温带唯有的两条东西走向、地处四季分明气候带的大河。如果沿着河流走，到了冬天，河流结冰，所有的水全没有了，没有什么可吃的，长江如此，黄河也如此。试想一下远古的居民，怎么在这个河流边上生存?没有办法，走没有用，沿着河流走，没吃没喝的，结果就是死路一条。因此，他们只有选择掘地而居，在地下挖个坑，靠收藏种子、收藏粮食来过冬。我们现在的“家”字、“穴”字、“窝”字等，很多都有一个宝盖头，下面加两点，就是“穴”字。考古也发现：早在七八千年以前，黄河流域已经形成了穴居的定居点。中华民族为什么这么早就定居在这块土地上呢?那是由于生存条件的限制，人们不能走，走就是死路一条。黄河上游和下游气候相同，因此迫使中华民族以采集和定居的方式，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存，这是个前提。而且在这块土地上一住就是6000年。中华民族有很多优秀的东西，至今还未被人们认识。除了中华文明以外，世界上还有27种古文明，全部脱胎换骨，或者灭亡了。而唯一发展到今天的，只有中华文明。我们中华民族所有的文化和道德，基本上讲究的都是“人和”、“天人合一”，与自然的亲和，与他人的亲和，与环境的亲和。所有中华民族很多优秀的品格，在非常小的地方都能表现出来。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以“仁义”为核心的道德观念，以“纲常”为基础的社会观念，这都是为了保持这个社会的平衡发展和平和宁静。而中国书画最高的审美境界，也就是“中庸、平和、自然”这三个境界，这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前提，否则我们就要从这块土地上搬走。很多有识之士，也已经认识到中华民族这个特征了。我们谈中国书画和中华文化，就不能不谈这个问题。

　　中国书画的发展脉络

　　最早人类记录东西，是通过打制石器一敲、一琢，磨制石器一磨而形成的点、画来进行的。“点”、“画”，我们称其为“有意味的元素”，这是人类最早找到的。我们现在很多理论，说画一个东西先把它具象，或先把它抽象，把它变形，把它夸张。经常有人说画一个东西多难，画一点多容易啊。而且中华民族很多东西是没画法的。西方人可以画一个动物，画头牛，画一支箭，把它射死。远古时期的中国人不画牛，那时候没有牛耕田。他们要画天上的一朵云，要画天，要画一阵风，要画水流，要画气。这些东西现在很多画家都没法画。但远古人类要看气候、看水温、看气象。因此他找到一“点”和一“画”。“琢”“磨”这两个汉字，一“琢”一“磨”出来两个笔画。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叫主人翁的“主”字，甲骨文里就是这个字。“画”在中国又叫“一道”，“画一道”。通过人类的思维，找出来有意味的形式，最后是“主”“道”。这就是中国书画的基本思维的发展。

　　汉字统一只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是形成的历史，已经有5000年了。到后来，汉字通过对结构的固定形成了自觉，通过对结构的美化，对笔画的美化，每一笔书写的美化形成了书法，形成了书学。因此，中国的书法是由于书画的分离形成的。最开始书和画是相同的，它都是对人们认识的记录。最早很多的象形字，实际上是“形”和“像”。后来汉字的统一，使它具备了更强的标识功能和逻辑形式。汉字之间可以联系，而绘画不能联系。绘画每个笔画之间可以联系，但是它没有文字这么固定，比如“永字八法”中的点、横、竖、撇、捺。大约从秦代以后，绘画与汉字得以分开。秦代以前，书画基本上是一体的。后来因为文字的功能强化了，它的社会性和社会制约能力更加强化、更加肯定，那么就与绘画分开了。绘画分出来后又走了两条路：一条走装饰化的道路；一条走描绘的道路。装饰化的绘画变成大量的装饰品和民间的一些符号，比如像“卦象”、“八卦”、“纹样”等等，也算是中国的“图典”；另外一条就走了中国画的道路，秦汉以后开始讨论画的东西像不像的问题。大概经过这么几个阶段：一般来说秦汉之间都是书画统一的，秦汉以后书画开始分离，然后书法独立出来，它毫无疑问最受重视，成熟得最早。

　　大概从汉代以后，书家不断涌现，到魏晋就出现了中国书法的里程碑时代。后来书法家越来越多，到唐代形成书法的规则，叫作“楷模”。到了宋代，书法又走上了个性的发挥，表示意态的道路。到了元代，书画又开始结合。元代以后，画家基本上就是书家，书家也基本上是画家，很少有不是画家的书家和不是书家的画家。绘画这部分，直到魏晋南北朝之后，才出现了专门的绘画方法叫“描法”。中国的“描”，是专门指绘画用的。“描”后来演绎成了社会文化。我们现在用“描写”这个词，也是由绘画发展而来的。往后是“唐工”、“宋巧”。唐代的绘画一般都比较“工”；宋代的绘画都比较“巧”。大家去看敦煌壁画，能见到唐和唐代以前的绘画形式。唐“工”、宋“巧”的绘画技法到元代又提出来了，绘画主要是重视点画的笔法，因此到元代它又统一起来，形成了文人画。文人画的主要特征就是强调文化的特征，强调诗、书、画、印的统一。明清之际，中国画实际上处在一个快速变化发展的阶段，但是正好统治中国的北方的少数民族，对固有的文化方式重视得不够，更多的是在梳理整个文化的表层。因此，到明清嬗变的时候，中国绘画就面临着一个选择。

　　到20世纪，西方绘画的大量引进，使得中国书画对自身失去了总结、梳理和发展，这是我们中国出现的社会现实，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个现实。

　　在中国书法史上，杰出的书家大多都是当时的官员。例如，创造小篆的“小篆鼻祖”李斯，是秦朝的宰相；汉代的蔡邕当过御史；三国时期的钟繇，在楷书方面做过巨大贡献，当时是丞相。再往后，比如说王羲之，现在被称为“书圣”，当时他是一个右将军，称“王右军”，他儿子是中书令，被称为“王大令”，他在行草方面做过重大贡献。如果再往后看，那就更多了，唐代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这些都是初唐时期唐太宗的重臣，而这三个人中欧阳询的“欧体”，到现在我们还在写，当然，唐太宗本人也是重要的书家；再往后的颜真卿，留下了我们今天写的“颜体”，到现在还是我们的楷模，颜真卿当时做过平原令，也做过中书郎，也是级别相当高的；柳公权做过太子少师，他的书法被称之为“柳体”。再往后，有宋代的“苏、黄、米、蔡”，即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这四位宋代的杰出书家，当时都在中央政府或地方上做官；到了明代，也有很多重要的书家，像董其昌，他的影响非常大，董其昌当年是礼部尚书。再说清代，清代的刘墉，在书法史上他是非常有特点的“浓墨宰相”，当时他是东阁大学士。通过以上这些杰出的书法家，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从历代来看，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都参与了书法的伟大创造，这个现象非常重要。它既保证了我们书法的文化品位，也保证了它的社会地位。

　　业余和专业的问题

　　从书法史上来看，很多杰出的作品都是业余创造出来的，比如说“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图①、“第二行书”《祭侄文稿》。王羲之写《兰亭序》，是当时休闲时间到了兰亭，和朋友们在一起相聚，那真是曲水流觞，老少咸集，在那里，王羲之挥笔写下了《兰亭序》，创造出了“天下第一行书”。而“第二行书”《祭侄文稿》，则是颜真卿在打仗的间隙，为他侄子写的一篇悼念的祭文。实际上，我感觉业余创作有业余创作的好处，业余创作没有精神负担，也没有功利性，就是说可以随意。书法的最高境界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所以苏东坡说“书无意于佳而佳”，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如果说带有很多的框框来写字，反而写不好，好的书法作品都是在无意当中创作出来的。从当代的领导来看，著名的书法家有赵朴初先生。赵朴初是佛教界的领袖，生前是政协副主席，应该说他也是公务相当忙的。赵朴初一生没有称他自己是书法家，但我们看看赵朴初先生的书法，与当今任何一个专业书法家相比都毫不逊色。因为赵先生的修养好，他是写出了他的修养，写出了他的情怀，而且又没有什么精神负担，他也不以书法家自居。但他的字，那是堂堂正正，又大气，又儒雅，使人回味无穷。相反有很多专业的书法家，却禁不住品咂。

　　书画的鉴赏和书画审美风格的改变问题

　　中国的书画，既有创作标准，也有品评标准，还有观赏方法。像“六法”，这是创作标准，也是批评标准。观赏方法在宋代就提出来了。宋代刘道醇在《圣朝名画评》一书中提出看书画“先观气象，后定去就，次根其意，终求其理”。他把观赏书画分四个步骤，一是“先观气象。”气象就是大的、整体的气势。要求从直觉入手来观察这幅作品整体的、大的气势、大的风格，这是第一步。二是绘画，要看这个作品的来路，创作者的师承关系，它在艺术语言上有哪些特点。比如说书法，它就涉及到章法、结构、用笔等这些具体的语言要素。绘画还涉及到笔墨、色彩。看一看它的师承来源，它是怎么发展而来的，这是第二步。三是“次根其意”。就是要进一步地来看创作主体，“意”是指作品的意韵。要求从作品的意韵来看创作者的创作追求，进一步来看这个作者要表现什么，他表现出来了没有，这是第三步。最后是“终求其理”。不能就这个画来论画，我们还要通过艺术欣赏，来寻找艺术的规律。“理”就是画理，就是找规律性的东西。当然，这个画理很复杂，有作品真伪等诸方面问题，以及一些专业的东西。我想前人总结的观画方法，可以作为参考。

　　中国的书法，真、草、隶、篆，各种书体，从甲骨文到金文、到石鼓文，从秦隶又到汉隶，以及楷书、行书等，在魏晋南北朝之前，这些主要的书体，已经完成了。从魏晋南北朝以后，各个时期书风逐渐演变，“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到了明清，各种风格、各种流派就都出来了。我们欣赏王羲之的书法，无论《十七帖》也好，《兰亭序》也好，包括他平时写的手札、文书，他的字就是一种“风韵”的风格。唐代，是大气象、大气魄的时代。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等人，都在楷书上建立了楷模。唐代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不仅仅是在楷法上为后世定下了楷模，而且也在练习狂草上建立了楷模。也就是说，唐人一方面在楷书上，在一笔一画方面建立了楷模，而且在狂放的字体里面也建立了楷模，后世书体的发展，基本上是沿着它制定的规律走下来的。大家知道，整个宋代是一个“郁郁乎文哉”的时代，而且这个时代是属于文人们的，也包括一些官员，相对来讲比较悠闲，知识分子待遇也比较好，所以那个时候，案头小品也比较多，书斋里面多写行书，所以宋人的行书比较好，“苏”“黄”“米”“蔡”这四家，都是行书比较好，他们的楷书当然没法跟唐人比。可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变化。到了元代的赵孟 ，那个时候就是要恢复晋唐之气。再往后，明清时候就出现了各种流派，他们已经开始分成派别了，无论是南边还是北边，无论是帖学还是碑学……

　　我们很多人都听过有关西方绘画的讲座，可能会问，中国人怎么不画人体呢?怎么西方人老画人体呢?这又是我们的一个误解。西方人画过人体吗?我们看维纳斯、大卫是人体吗?我们所画的任何一个西方的石膏像，都不是人体，都是西方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体，我们误读了。我们中国人照样是追求我们的精神所在，我们的神灵是自然，是花鸟，是山水，所以山水和花鸟在中国画中间，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它不是画风景，也不是画对象。中国人从宋代以后，开始了对竹子品格的标榜。宋代南迁，南方竹子比较多，因此对竹子就多了崇拜。唐人对竹子无所谓崇拜，杜甫还有“青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的诗句。所以宋代以后对竹子的标榜，致使后来出了很多画竹子的大家，如郑板桥便是大家熟悉的。清代有非常著名的两个画家叫袁江和袁耀，这两个画家在中国历史上，是以画“界画”名世的，界画就是拿尺子比着画亭台楼阁。但是美术史上评价这两个画家时，认为他们的品位不是很高。但是画得非常好。图②就是美研所收藏的袁江的花鸟画作品，被定为国家二级文物。他通过中国画的皴法、染法、晕法画出山石及远近的草木，对布局大小的处理，他没有按西方的透视法来画，画面中小到一片竹子、小草，远处的树叶，画得都非常精细。这是一幅相当好的作品，可以说在那个时代，算是非常“高、精、尖”的一幅作品。图③是近代发现齐白石的那位叫陈师曾的作品，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到了明清两代以后，中国绘画更多地讲究笔墨的趣味，它不再拘泥于物象。这个时候笔墨纸砚这四样工具，也随着画家的要求逐渐改进了，中国的纸最适合表现一个画家所有的情绪。大家知道中国的宣纸，落下一笔，没法改动，而且落下的笔劲道如何，都透到纸里面去，这种关系，需要静下心来仔细地读，所以中国人看画的时候不叫看画，叫“读画”。从此我们可以看到：明清以后，大量的水墨画的墨法，已经进入到中国画中去。这种水墨画，我们现在称所谓的“写意”，实际上应该叫“减笔画”，这个称谓在宋代就提出来了。我们现在所谓的“工笔”，对应的是“减笔”，“工笔”是用很工细的笔法来画；“减笔”是用很少量的笔法来画。中国画在发展的过程中，先讲“存形”，初期叫“绘画莫大于存形”，后来南北朝时提出“传神”，后来再逐步提出“得趣”、“造境”、“写意”。“写”是用写的笔法，每一笔都有观察。“写法”为上，每一笔都可以欣赏。

　　有一张书法作品，传为明代祝枝山写的，他很少写草书，这幅草书写的是苏东坡的《前赤壁赋》，这是一件残破不整的作品。从“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写起，前面那一部分已经散失。祝枝山作为这篇草书的作者，他又把对这篇文章的理解和他对书法的理解，充分地表现了出来。所以，中国书法到明代，既要有个人的风格，又要有传承的笔法、字法和规矩，也要有章法。这种要求在朱耷也就是平常说的八大山人的作品中反映得更充分。我们欣赏书法时，一定要记住两个词，一个是“字里行间”；第二个是“笔阵气运”。再者，还要多实践，才能达到一定的境界，也就是所谓“观千剑然后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