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 书】漫话毛泽东之读书

　　对一些影响乃至决定过历史进程的人，人们对他总是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有许多线头。开始，人们或许更注意他在政治、经济或军事方面的一些决断和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多多少少发现，真正的伟人，对历史的影响决非一时一代，他的精神能量几乎可以说是超越时空的。他的文化价值越来越突出。

　　引发我这个想法的，是前些年街边的书摊上，常常摆着一本厚厚的《容斋随笔》，有的还是文白对照。这本一个叫洪迈的南宋“学士”写的随笔杂记，在古代浩如烟海的随笔类著述中，并非特别出色。它的“畅销”，得益于书商们在封面上印的几个字：“毛泽东临终索要之书”。其实，毛泽东一生批注过大量的书籍，在他读过和保存下来的《容斋随笔》上面却未见什么文字，也就是说，毛泽东固然喜欢这本书，但很难说它对毛泽东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和启发。问题是一般读者并不管这些，因为毛泽东读过这本书并且很喜欢，它就有一种勾引人去阅读的诱惑。

　　这就引出一个话题：我们应该怎样看毛泽东的读书。

　　毛泽东一生究竟读了多少书，读过哪些书，又是怎样读的，自然无法作出完全的统计和全面周详的介绍。不过，我们可以从他的藏书中，从他的批注中，从他的著述中略知大概。毛泽东保存下来的藏书，种类繁多，规模宏大，有1万余种，近10万册。其中有不少书籍上留下他的批注和圈画。而毛泽东读而未藏的书籍，或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更不知几何。毛泽东无疑是他那个时代卓越政治家当中最喜爱读书的人。透过毛泽东的读书活动及其保存下来的藏书，我们可以了解他对前人和同时代人创造的经验，提供的知识，是如何吸收、扬弃和发展的，去体会他博大深厚的精神境界和丰富多样的智慧光彩，进而加深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可以说，毛泽东的思想和智慧，来源于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调查研究，来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践，也来源于他对古今中外的文明成果孜孜不倦的吸收和扬弃。他的博览和广学，赋予他观察和认识主客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赋予他治党、治国、治军的政治智慧，赋予他独具魅力的语言风格。迄今为止，中外历史上的领袖人物，很少有人像毛泽东那样能够兼读“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并且在博览深读“有字之书”的过程中达到融会贯通，又有独到的创见。

　　从这个角度讲，毛泽东有大创造，获大成功，绝不是偶然的。

　　从这个角度讲，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本身，也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

　　对一般老百姓来说，读不读书，属于一种靠兴趣和追求来决定的可有可无的选择；对学问家来说，读书大概就是一种别无选择的职业习惯；就政治家而言，就很难说了。中外历史上，也不是没有粗通文墨或不通文墨、乃至轻慢书籍的政治家，不过，这样的政治家大多是称雄一时，人亡政息。(有意思的是，青年时代，毛泽东把古往今来的大人物划分成“办事之人”和“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大体说来，贯通古今、识见深远而能从精神品格和行为信念上影响后世的出色政治家，多半是好读书的。毛泽东之读书，可以说，不是靠兴趣来支配的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同他的生活、工作、事业、理想密不可分的别无选择的习惯，由此说他身上有一种超出常人的“读书癖”大概不算过分。

　　我接触到的不少朋友，都很难理解，毛泽东不是单纯的“读书人”，他的实践是那样的丰富，他的实践能力是那样的突出，做了那样多惊天动地的大事，那样忙碌，但他读的书，却并不比一些终生治学的人少，甚至比一些学问家还要多，还要广且偏。人们很难相信，这却是事实。要说清楚为什么，恐怕要专门写文章。

　　一个书斋天地里的毛泽东的思绪心迹，别有风景。他随手在书上的眉批旁评，多多少少体会到一个特别真实和富有生动个性的毛泽东。例如，1969年在武汉读《南史?陈庆之传》，他的批注是“再读此传，为之神往”。为何神往，神往什么?都值得体会琢磨。这些纯个人化的爱好，我们可视为他在书本里进行着独特的心灵对话，在对话中实现一种只有读书人才乐于寻求和可能获得的心理期待、智慧悦愉、审美满足。其中的快感，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般难为外人道之。况且，没有读过的书，对人们来说，就是一个不可限量的未知空间，而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未知的东西，对他有一种极强的诱惑，他试图要以有涯之生去尽量填充那未知的空间。这是一种智慧的挑战，也是一种人格的挑战。挑战应战战而胜之，却正好是毛泽东鲜明的人生个性。

　　毛泽东对读书、对书本的看法也自然不是一条直线，他那读书人的本色，他读书的风格，也就杂彩纷呈。

　　青年时代，毛泽东讲“立志”，立志的过程，在他的心目中，相当程度上就是读书。他当时几乎有一种要读尽世间书的雄心壮志，但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又提出一个变通的法子：择书。22岁那年，他还是一个师范生，便在汗牛充栋的国学著述中，选出77种经、史、子、集，开出列给朋友，说要有学问，必须读完它们。事实上，对他后来确立志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书籍，大致有这样三类，一是明清实学和晚清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一是包括严复、蔡元培等人翻译的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著作，和五四前后出现的马列主义译著；再就是当时的新文化、新思潮代表人物，如李大钊、胡适、陈独秀等人的论著。可以说，在五四时期掀起大浪的风云人物，都是一色的知识分子，换句话说，就是读书人。正是这些读书人，在自己的阅读中(当然还有相应的实践尝试)，分别选择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未来道路。毛泽东自不例外。

　　毛泽东在基本完成了自己的理想皈依以后，对读书的看法多多少少有了些变化。一则是忙于实际的革命活动，“脑子不能入静”，想读书而不能。更重要的是，一开始，毛泽东读的书本，包括马列的书籍，都没有也不可能告诉人们：在中国，应该怎样去搞革命。于是，在中央苏区时期，他甚至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反对本本主义”。他那时花相当的精力去读另一本“无字之书”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正是在调查中，他对中国革命的道路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尽管那些批判毛泽东的人嘲笑他是“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但是，正是那些读了大量书本的号称“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者们，丢掉了一个建在山沟沟里的红色国家。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因此在中国革命的苦难历程中，得出不要书本的结论，恰恰相反，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达延安后，他似乎是异乎寻常地提倡读书，他自己也以参加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热情和精力，广收博求了一大批马列书籍，写下大量批注，无疑为了从理论上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甩掉有人戴在他头上的“山沟里出不了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帽子。随后，他提倡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遗产，自己更是津津乐道于各种古籍，大体是在做着在理论研究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至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起了关键作用的延安整风运动，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实际上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读书运动。应该说，正是读书和提倡读书，使毛泽东在陕北的黄土高原的窑洞里，走完了他成为中国革命无可置疑的领袖的最后一段历程。这里说的“领袖”的概念，不仅是政治的和军事的，还是思想的和理论的。

　　到晚年，毛泽东对读书的看法，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50年代后期，在推动大跃进的时候，他把绝大的期望寄托在最有实践创造力的人民群众身上，而对拥有知识的人却多少不以为然，于是他常说青年人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胜过学问多的人，教授不如学生等等。但是，在意识到大跃进的错误后，他又竭力提倡读书，在庐山会议上，一开始他就讲了十九个问题，而第一个问题就是读书，还专门给各级党的干部写了一封读书的信。随后，自己还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到杭州和广州沉下心来读苏联人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到了60年代中期，一方面，他坚决反对死读书，他认为知识更多地来源于社会实践，大老粗最有出息，对青年学生来说不走出校门不行，于是提倡教育革命。另一方面，他自己则发誓要把二十四史读完，一直到“文革”后期，迟暮之年，他还念念不忘，全党要读书，要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毛泽东一方面有“我注六经”的素养训练和学术精神，同时又有“六经注我”的现实的敏锐眼光和超越气魄，从而常常在书中见一般读书人所难见的精妙，发一般读书人所难发的感慨，于是在读书笔记和谈话中常有惊人之语。诸如，他认为千古不齿的商纣王是一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有辩证法，歌颂了一个模范丈夫，枚乘的大赋《七发》是批判保守主义的，贾谊的《治安策》是最好的政论，《红楼梦》写的是阶级斗争，鲁迅是现代中国第一圣人。这些，体现出他同一般治学的人的不同之处，即他的读书，形式上是个人化的爱好和选择，实质上却是一种社会化的活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和整个民族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思想探索的轨迹。这大概就是政治伟人读书的非常之处了。

　　当然，今天看毛泽东的读书，并非要人们一一效法，也就是说，我们要看到他读书的一些个人色彩和时代色彩。他爱书读书的精神，他结合实际的读书方法，具有永恒的价值，但他对一些书籍的具体评论，并非是不能发展的。今天的人们读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未必会去赞叹登徒子一辈子钟爱那位麻脸驼背的老婆的高风亮节。今天的青年读《红楼梦》，未必总是从“吊膀子”(爱情)里看出满眼的政治和阶级斗争。让全社会都来尊法批儒评《水浒》，在今天大概是绝少有人响应的了。如果是几十年以前，传出毛泽东爱读《容斋随笔》，人们竞相传阅的动机，可能会是揣摩其间的什么风向，而今天这本书的畅销，在出版者无疑是商业动机的驱使，在阅读者多少是一种个人化的好奇了。

　　世道沧桑，人间巨变，人们的思维背景也今非昔比。但关于毛泽东，我们除了记住那个矗立20世纪政治峰巅上的伟岸形象外，再补充一个书斋里的形象，总是有益和不无启迪的。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