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筑梦路上的故事④】遵义新局
——长征险途何去何从苦战绝境 遵义古城择人择路迎来转机

　　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历史是不断向前的，要达到理想的彼岸，就要沿着我们确定的道路不断前进。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站在今天的长征路上，回望昨天的长征风烟，又是怎样一番风景呢?

　　1934年11月27日，长征途中担任前卫任务的红一军团抵达界首渡口。

　　部队迅速抢占了界首到脚山铺一线30公里的渡河点，等待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

　　湘江沿线，蒋介石已经布下又一道严密的封锁线。他电令桂军白崇禧部、湘军何键部在湘江正面阻击，中央军薛岳部、周浑元部尾追侧击，企图将中央红军一举消灭在潇湘之间。

　　界首到脚山铺，是湘江防线的唯一缺口。对中央红军来说，这个正在逐渐缩小的缺口，既是一条生命通道，也是一道必须闯过去的鬼门关。

　　兵贵神速，此刻，中央纵队的脚步却是万分沉重。

　　战斗已经打响，每一分钟拖延都意味着新的伤亡，但是百里之外的中央纵队却只能以每天20公里的速度缓慢行军。几十人才能抬得动的山炮，制造枪弹的机床，出版刊物的印刷机、成包成捆的图书文件，整挑整挑的苏区钞票，络绎于途，这样行军的方式就像是在搬家。

　　等中央纵队到达湘江，已经是12月1日了。此时，红军的阻击线也被压缩到了极限。最危险的时候，敌人甚至攻到了红一军团的指挥部。林彪、聂荣臻、左权纷纷拔出手枪，军团指挥员瞬间变成了普通战斗员。

　　生死关头，靠红一、三军团在两侧硬顶，红五军团在后卫硬堵，八、九军团在侧后护卫，中央纵队终于在12月1日中午渡过了湘江。这时的湘江江面，殷红的鲜血，撕碎的文件，丢弃的书籍，散落的钞票，涔涔流淌。更要命的是，在河东阻击敌人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再也没有希望过江了。两天两夜的激战，三十四师全部打光了，29岁的师长陈树湘受伤被俘，在敌人面前，他毅然扯断自己的肠子，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湘江一战，红军伤亡过半，从长征出发时的86000余人，骤减至3万多人。

　　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古万念俱灰，下意识地拿枪在自己头上乱比划，幸亏身边的聂荣臻眼疾手快，一把夺下了手枪。而真正指挥湘江之战的，是一个叫李德的德国人。他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中国，是博古最为信赖的洋顾问。李德在后来写的《中国纪事》一书中，把湘江惨败的责任推到别人头上，为自己辩解说，尽管湘江之战损失严重，但红军的战斗素质提高了，部队还是增强了。

　　事实上，红军将士对洋顾问李德的不满和愤怒，早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就已经开始。前四次反“围剿”，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指挥下，都取得了胜利。而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毛泽东被取消了对红军的指挥权。正是这个洋顾问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让红军丢掉了根据地。长征开始后，李德又奉行了“突围中的逃跑主义”。湘江惨败后，红军将士对他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

　　下一步的仗怎么打?红军向何处去?一个个血写的问号，叩问着红军将士的心。

　　此时，蒋介石已经预判出红军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在通往湘西的路上，又布下20万重兵，对红军张网以待。

　　在中央领导层，被晾在一边两年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再也不能沉默了。他找到当时负有军事指挥责任的周恩来，力陈“红军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边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周恩来接受了他的意见。和毛泽东在担架上一起行军的张闻天、王稼祥也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可是，博古和李德仍然坚持原定计划不肯改变。

　　一路争论，红军到达了湖南的通道县城。在恭城书院，中革军委开了紧急会议。李德首先开腔，但没人接他的话。年轻的博古憋不住了，他说，这是我们的原定计划，用不着改变吧?我们同贺龙、萧克部队会合后，放下行李再跟国民党军队作战嘛!

　　毛泽东毫不客气，他再一次提出，按原定计划北上，红军会陷入蒋介石早已部署好的包围圈，有可能导致全军覆没。他建议，红军调转方向进兵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这是两年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但被李德看作是对自己权威的一次重大挑战。在《中国纪事》中，李德谈到了毛泽东，说他很“粗暴”，还把通道会议称为“飞行会议”。通道会议并没有从根本上实行战略方向的转变，博古、李德仍坚持到湘西去。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县城二郎坡胡家店铺内召开。那天李德病倒了，没有到会。博古带着李德的意见，在会上坚持共产国际同意的方案不能改变。毛泽东则坚决主张改向黔北进军，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会议的认可。会后，周恩来把会议决议的译文给李德送去，李德看后大发雷霆，用英语同周恩来吵了起来。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怒不可遏，前所未有地拍了桌子，连桌上的马灯都被震灭了。

　　黎平会议后，红军往遵义方向出发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一个叫黄平的地方度过了他的42岁生日。这时，王稼祥和张闻天也来到了黄平。在一片橘林中休息的时候，王稼祥提到，红军下一步怎么办?博古、李德这样搞下去，能行吗?张闻天说，不行啊!我考虑再三，还是要老毛出来!他打仗有办法，比李德强多了!王稼祥立即表示赞同，还说，看来只有请老毛出山，才能挽救危局。张闻天就说，那好，稼祥，你就向部队吹吹风吧!

　　“橘林对话”很快在将领中间传开了，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出山。而此时的李德、博古却是另一番心境。李德仍在为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而耿耿于怀，博古则担心改变行军方向会得罪洋顾问，受到共产国际责难。他们俩再度联手，继续主张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中央只好再次开会统一思想。

　　1935年元旦，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猴场召开会议，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主张，决定：今后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实际上解除了李德此前垄断的军事决定权和指挥权。

　　1935年1月7日，红军进占遵义，一下子把十几万“追剿”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赢得了十几天的休息时间。

　　遵义，位于中国西南腹地，北依大娄山，南临乌江，自古就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一处重镇，也是中央红军当时在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上所经过的最大的一座商业城市。

　　一个名叫何涤宙的红军战士，在日记里记下了在遵义“进街下馆子”的经历：

　　掌柜很客气，让我们上楼到雅座，代我们点了他们的拿手菜辣子鸡丁，醋熘鱼，血花汤等六七个菜……大家都很满意，吃完算账，三元多，我们唯一的土豪S.T.同志没有来，在座几个人谁也当不了这阔‘主席’，于是大家凑钱。

　　在这座老城里，很多战士第一次见到了电灯。

　　他们还看了久违了的女战士的演出。

　　朱德甚至还参加了一场篮球比赛。

　　在红军官兵享受着战火间隙中难得的惬意时，在中央领导层，一场重大的政治变动正在酝酿，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因为遵义会议是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举行的，当时没有留下原始记录，遵义会议究竟是怎样召开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一个谜。

　　直到1982年，中央档案馆在从苏联接收的历史文件中，发现了一份题目是《(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手稿，真相才开始浮出水面。这份档案记录了遵义会议的酝酿过程、主要内容，尤其是中央组织人事变动的情况。如此详细、具体、明确的历史文件，是过去从未发现过的。这是迄今为止有关遵义会议内容的最完整的原始材料，为人们研究遵义会议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手稿中并没有标明作者和形成时间。当年，中央档案馆请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等同志辨认过，都说记不得了，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在这份手稿传到陈云手里时，陈云一看，说，是我写的。这个提纲写于遵义会议后不久的2月中旬至3月下旬，是他从云南省威信县到贵州省仁怀县鸭溪镇的行军途中写的。据陈云回忆，他1935年6月上中旬被中央派去上海恢复白区组织，在离开队伍前，曾把随身携带的两箱子文件留在了长征队伍中。因此，这份档案很可能就是放在这两个箱子里，被人带到延安去的。中央红军到延安后，曾把一些历史档案送到苏联保管，大概这份手稿也在其中。

　　根据这份手稿和当事者回忆，遵义会议的召开情况得到了明晰。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柏章辉公馆召开扩大会议。因为白天要处理紧急军情，会议一般在晚饭后开始，一直开到深夜。房中间放着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炭火盆。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和担任翻译的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由博古主持。遵义会议原定是政治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才同意了。这就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

　　会议的焦点是检讨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交锋是坦率的，也是惊心动魄的。

　　先是博古作“主报告”。他检讨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错误，但过分强调客观困难，为自己作了辩护和解释。随后由周恩来作“副报告”。他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指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反报告”。

　　会上，绝大多数人都表示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一向谦逊稳重的朱德，在批评李德、博古时，甚至甩出了这样的重话：“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当时，也有人质疑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认为毛泽东打仗完全是靠《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毛泽东毫不示弱回应道：我是看过《三国演义》。你说，我照《孙子兵法》打仗，那请问《孙子兵法》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是什么?凯丰答不上来。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他认认真真读了《孙子兵法》。

　　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决定停止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按惯例，遵义会议的决定还需要共产国际批准，才能算数。但当时红军的小功率电台只能先同上海的大功率地下电台联络，再由上海发报请示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在遵义会议时，恰好党在上海的电台被敌人破获，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系的电波中断了。于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独立自主地撤换了共产国际指定的负责人，撤换了代表共产国际的军事指挥者。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中国革命最紧急的关头，在没有任何外来干预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走自己的路”，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毛泽东后来曾说过，我们党“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根据遵义会议后的分工，毛泽东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后的第一仗就是毛泽东提议的土城战斗。由于情报有误，土城的敌人比预想的多，红军没有打赢。这一仗，让刚刚“出山”的毛泽东，遭遇了一次信任危机。有人说，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啊!

　　土城之战一个半月后，1935年3月10日，红军到达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当时，红一军团领导人提出攻打打鼓新场黔军两个师守敌的建议。代替博古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讨论。这一次，毛泽东遭遇到了更大的信任危机。大家都赞成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认为不能远途奔袭，打固守之敌，否则久攻不下，敌军来援，红军将四面受敌。毛泽东还说，你们实在要打，我就辞掉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我不能负这个责。王稼祥说，老毛你这是什么态度，组织的决定你应该服从，还跟组织要条件发脾气?结果，在20多人的表决中，毛泽东只得了自己的一票，他被撤销了仅仅担任了7天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的职务。

　　按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一般的人就会算了，该说的话都说了，该做的事也做了，连职务也被撤销了，那打不打得下来都与他没关系了。但毛泽东不是一般人，他有那个韧劲，有那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他越想越觉得不能打。

　　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沿着狭窄的羊肠小道，找到周恩来，继续探讨。周恩来终于同意部队出发前召集大家再讨论一次。结果，第二天一早，传来情报，说敌情有变，蒋介石已经下令中央军向打鼓新场压了过来。这一仗，显然不能打了。

　　这件事让毛泽东意识到用开会集体决策的办法指挥军事行动的弊端，他建议并经张闻天同意，成立了一个新的军事指挥三人团，由他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

　　从这时起，红军的军事行动开始主要由毛泽东来作决策了。他灵活机动指挥红军，三渡、四渡赤水，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毛泽东用兵真如神”的说法，开始在红军上下传开。他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逐步得到了确立和认可。

　　此后，中央红军克服千难万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克服张国焘南下分裂红军的危机，终于在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

　　一年后，红军的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宁夏西吉胜利会师。至此，全体红军完成了长征。

　　红军长征到达陕甘，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陕甘高原上的这块红色土地，不仅成为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全面抗战爆发后，又成为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的八路军奔向抗日战场的出发点。

　　1964年11月，毛泽东为遵义会议纪念馆题写“遵义会议会址”。据考证，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给革命纪念地题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