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问”与“答”（下）

　　(上接第6期)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

　　参加中共一大的13个代表中，既有前清秀才和小学老师，也有大学生和中学生，都是在五四运动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身无长物，但充满理想。当时中国产业工人只有200余万，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处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怎样建设一个政治上成熟、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政党，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是大难题。

　　毛泽东1945年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曾说过：“我们党有两次变小过，大起来又小了，大起来又小了。头一次，五万多党员剩下没有多少；后来一次，三十万党员也剩下没有多少……现在又大起来了，小指头变成了拳头，今后不要再让它变小了。”

　　经历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似乎对“软弱”“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有了一定的免疫力。可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由于对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和革命的长期性、艰苦性、不平衡性认识不足，总想在短时间内取得革命胜利，不懂得怎样按客观规律办事，又接连发生三次“左”倾错误。

　　当时，中国共产党几乎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的指挥，不敢轻易加以怀疑。党内“左”倾领导人只知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教条主义地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加上自身的主观主义，使中国共产党接连对形势作出误判，结果一次又一次地吃了大亏。

　　毛泽东下决心不使这样的状况再继续下去。当中国共产党在三次“左”倾错误的漩涡中沉浮的时候，他深入中国农村搞社会调查研究，逐步探索出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但这种主张并没有成为全党共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熟到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去把握中国革命规律的程度。

　　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自觉和真正独立自主，是从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开始的。长征胜利后，党的组织逐步恢复，到1938年底，全国党员人数从全国抗战爆发时的4万多人增加到50多万人。但由此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组织还不巩固，许多党员干部在思想上不够成熟，缺乏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党的历史经验也没有很好地总结，等等。

　　加强党的建设，成为毛泽东关注的焦点。1938年10月，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一个重大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年后，又发表题为《〈共产党人〉发刊词》的文章，明确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总目标，并把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比喻为“伟大工程”。他还要求，必须按照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来建设党。

　　1942年，中共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所谓整风，就是整顿不好的风气，树立好的风气，根本上是要克服当时共产党内看问题办事情习惯从书本出发、从教条出发的思想方法。具体做法是：全体党员干部认真阅读中央开列的整风文件，并且要写学习笔记，联系自己的思想和经历以及所在地区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在会议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曾经犯了错误，就要弄清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提高思想认识。这种党内教育方式延续至今，是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方面的一大创造。

　　这场触及灵魂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通过这场整风运动，在土地革命时期犯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都认识到过去那种教条主义思想方法是错误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新入党的知识分子，也接受了一次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的洗礼，党员干部的素质得到空前的提升。此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弱小的情况下，打败强大的国民党军队，靠的正是这批骨干力量。

　　通过整风，全党还实现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的新的团结和统一。毛泽东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复出，主要还是军事领导人。1938年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时，被共产国际明确为中共党内的最高政治领导人。整风前后，毛泽东写出《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理论著作，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真正成熟了。

　　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前途是光明的。但毛泽东的内心却更加谨慎。恰巧他读到了历史学家郭沫若发表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立刻批示印发全党，作为整风文件认真学习，意在提醒中国共产党决不能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带着这样的思考，毛泽东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提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党的三大作风。党的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还做了三件重要的事情：明确在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就这样以出乎意料的速度取得全国胜利。解放全中国的战争，原来准备打5年，结果只打了3年。在胜利面前，毛泽东还不放心，他告诫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这番话是对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说的。到1949年底，中共党员有450万名，组建有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6个中共中央局，山东、新疆、内蒙古、华南4个中共中央分局，这些中央局或分局在本级行政区中是最高负责机关，统一领导地方的各项工作。

　　终归还是人心

　　一位美国学者认为：“1949年的结局表明，不是苏联的援助比美国多(事实恰恰相反)，问题在于中共能够动员和利用革命的潜力，国民党却办不到。”

　　中国革命的最大潜力，是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早在1925年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进入高潮时，毛泽东就宣称，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应该是农民。这样的判断犹如空谷足音，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随着认识的不断加深，1936年，毛泽东又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

　　相比而言，国民党尽管早就提出了“土地国有”“平均地权”的主张，但口惠而实不至，只能在历史上留下“画饼”之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义无反顾地走向农村搞土地革命。具体办法是，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和地主阶级的土地，按人头平均分配给全体农民。分田后，农民可以对土地所有权租赁买卖，土地收获除给政府交土地税外，均归农民所有。这样的土地政策，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大批农民由此参加了红军队伍。

　　在抗日战争中，为发动各阶级民众投入全民族抗战，中共适时停止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普遍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从1939年冬天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开始将原地租减少25%；减息的办法是规定年利率一般为10%，最高不得超过15%。正租以外的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一律取缔。这种土地政策改善了民生，发展了生产，调动了包括地主在内的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使敌后抗战获得长期支撑。

　　根据地的农民还被抗日民主运动所吸引。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员组成上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大体占1/3，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1/3，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1/3。各级政权机构的领导人都经过人民选举产生。中国农民平生第一次拿到选票，按照自己的意愿选出真正信任的人当干部。

　　作家赵树理在1943年创作的小说《李有才板话》中，具体描述了当时晋冀鲁豫根据地民主选举的情形：阎家山村改选村长，“大家先提出三个候选人，然后用投票的法子从三个人中选一个。投票的办法，因为不识字的人很多，可以用三个碗，上边画上记号，放到人看不见的地方，每人发一颗豆，愿意选谁，就把豆放到谁的碗里去。”这样独特的选举，是中国共产党从国情出发的伟大创造。

　　当时的美国驻华外交官发现，“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它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由此预言，除非国民党能够取得同样的成绩，在短短几年中，共产党“将成为中国唯一的主导力量”。

　　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阶级矛盾突显了出来，中国共产党花了很大精力来调整土地政策。1946年5月4日，决定将抗日战争期间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耕者有其田”。1947年9月，中共的第二把手刘少奇又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决定普遍彻底平分土地，并颁布了影响深远的《中国土地法大纲》。1948年4月1日，毛泽东把中共的土地政策概括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年秋季，大约1亿人口的解放区完成了消灭封建生产关系的社会变革。

　　亲历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美国作家韩丁说：“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1946年至1950年中国内战期间的作用，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1861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

　　陕北农民王德彪说，从前他父亲给人家扛活，他给人家放羊，土改后他种着自己的地，他父亲放着自己的羊；从前全村有地百余垧，30户中除4户有地外，其余全是佃户，土改后全村有地468垧，38户中没有一家没地的，并且绝大部分上升为中农。

　　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曾预言：“(中国)内战战场的真正分界，是在这样两种不同的地区中间：一种是农民给自己种地，另一种是农民给地主种地”，这“不但决定国共两党的前途，而且将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

　　亿万翻身农民迸发出了难以估量的热情，他们踊跃参军参战，支持中国共产党打仗。参加淮海战役前线指挥的陈毅曾形象地总结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毛泽东归纳得更为精练：“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就在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耕者有其田”、赢得民心的时候，国民党却上演了一出出自毁长城的闹剧——国民党官员到沦陷区接收时，大搞“劫收”，巨额敌伪资产被官僚资本集团占有和瓜分。有人曾忧心忡忡地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了人心。”

　　而国民党政府的作战军费开支已占到财政支出的80%。为弥补巨额赤字，不得不制造通货膨胀，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1947年9月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就说当时国民政府统治区域的通货膨胀达到了64%，“现在，中央政府犹如病入膏肓的病人，衰弱不堪”。

　　为挽救危机，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又开始发行金圆券，以强制手段兑换老百姓手中的黄金、白银和外币。深受法币贬值之苦的民众在银行门前排起了长龙。连京剧大师梅兰芳也把自己一生积攒的200多两黄金兑换成了金圆券。据统计，仅用一个月的时间，上海中央银行从百姓手中搜刮的黄金、白银、外汇共计3.73亿美元。

　　几个月后，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全面失败，金圆券变成了废纸，国民党的倒台不可避免。曾担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的陈诚在晚年谈到币制改革时说：“这件事影响士气人心太大了。大家都对政府失掉了信心，政府的施政，恰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在这种情形之下，戡乱军事，如何还能够看好?”

　　随着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的全面崩溃，到三大战役结束时，属于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已经呼之欲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