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筑梦路上的故事⑤】西安事变
——张杨兵谏只为逼蒋抗日 周公斡旋力促国共同仇

　　2015年9月1日，习近平同志会见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连战等台湾各界代表时指出：“空前的民族灾难唤起了空前的民族觉醒。在外敌入侵、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全国人民毅然奋起，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斗争。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体中华儿女不分党派、民族、阶级、地域，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历史将永远铭记为抗日战争胜利英勇献身的先烈们。”

　　在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1936年12月爆发的西安事变，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从1928年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开始，周恩来一直有意地蓄起胡须，有时装扮成商人，有时装扮成牧师，与敌人巧妙周旋。从中央苏区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他依然留着又长又黑的胡须，直到1936年12月17日。

　　这一天，是西安事变后的第五天，周恩来搭乘张学良的飞机来到西安。在金家巷等待与张学良见面时，他亲手剪掉了留了八年的大胡子。他知道，这次来西安，他要代表中国共产党近10年来第一次公开亮相，不光要面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两位新朋友，而且还要面对苦斗多年的老对手——蒋介石。5天前蒋介石被张、杨扣押起来了。

　　他们为什么要扣押蒋介石呢?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东三省，扶持成立伪满洲国，侵略上海。随即进犯山海关，侵占热河。1935年，日本又策动了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华北危在旦夕。人们纷纷要求抗日。当时，一位青年学生就给《大众生活》主编邹韬奋写了这样一封信：“我有时烦闷得像胸口塞了一块重铅，有时悲愤得血管像要爆裂。”他愤怒地诘问，日寇“得寸进尺的野心，固不足异，但我们政府的含垢忍辱，何一至于此?”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发动了大规模的抗日爱国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但此时的蒋介石却依然故我，坚持“先剿共匪，再谋抗日”的方针。在他看来，消灭共产党远比抵抗日本侵略要迫切得多。

　　而被国民党“追剿”多年的共产党，早在1935年8月1日，就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10月1日公开发表，旗帜鲜明地指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随后，中共中央把自己的口号，从“抗日反蒋”改为了“逼蒋抗日”。

　　要实现“逼蒋抗日”，首先就要分化国民党阵营。1936年夏秋之际，陕北高原上曾发生过这样一场奇怪的战斗——交战的一方红一军团，主动让出大路，对空放枪。另一方张学良的东北军105师，也是一路对空射击。当105师进入红一军团驻地豫旺堡，接走被围困的马鸿逵骑兵团后，红军官兵竟然在大路两旁贴标语，送开水，唱歌演戏，夹道欢送刚刚“交火”的对手。

　　原来这是东北军和红军联手演出的一出好戏，就为做给蒋介石看。那时蒋介石派张学良到陕西“围剿”红军。短短三个月，东北军四战四败，损失近三个师的兵力。张学良意识到：“剿共”是一条死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所以，从1936年初开始，张学良就私下里主动和红军有了接触。

　　1936年4月9日，在夜色的掩护下，张学良和周恩来在延安城内的桥儿沟天主堂里第一次秘密会面。两人一见面，周恩来就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张学良说：“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周恩来很奇怪，问：“张伯苓怎么是你的老师?”张学良爽快地回答：“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完全戒除了，因此拜张为师。”并说：“我和你是同师。”

　　这段对话给张学良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晚年曾回忆说：“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我们俩一见面，他一句话就把我刺透了。”

　　这次会谈亲切而轻松。双方围绕“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互不侵犯、和平通商等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会谈结束已是第二天凌晨4时。临行前，张学良送给周恩来一册中国大地图，相约“共同保卫中国”。

　　而在距离桥儿沟天主堂200公里外的三原县东里堡的这座别墅里，不久前，中共代表王炳南和一位与张学良面临相同困境的人秘密会谈了两天。他们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共识。这个人，就是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

　　这一切，蒋介石并不知道。这年10月，他亲赴西安，逼迫张、杨率部加紧“剿共”，并调来30个师的嫡系部队督战。12月4日，蒋介石率一众军政大员再次来到西安给张、杨打气，声言“剿匪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

　　张、杨二人见蒋介石执意“剿共”，内心抵触，为此曾多次“苦谏”，张学良甚至流了泪。12月7日，张学良再次去见蒋介石哭谏。两人争论了两三个小时。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你现在就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张学良当晚回到西安，把杨虎城找了去，一见面就说：“失败了!”他们两人见“善说”不成，于是就密谋“硬干”。

　　1936年12月12日清晨，在西安师范附属小学读书的11岁孩子魏宏运，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去上学。路上静悄悄的，没有行人，十字路口上有站岗的，端着枪……站在十字路口和房屋上的军人，大声喊着，不准他再向前走。他看到南城墙上的机关枪对准了设于碑林旁边的宪兵营，却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小孩子魏宏运当然不知道，此时，东北军已冲进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十七路军也在西京招待所抓住了随蒋介石来西安的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人。

　　当时，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史沫特莱也恰好住在西京招待所。她在书中描述了那个难忘的清晨：“我听到了旅馆里奔跑的脚步声，嘶哑的喊叫声和激动的说话声，我的心几乎停止跳动。近处也传来了步枪射击声，接着是在不祥的呼叫声和砸门声中响起了玻璃破碎的声音。”

　　史沫特莱被闯进来的十七路军士兵抢走了钱包、钢笔、手电筒和胶卷。但当她听说蒋介石被抓时，顿时“身受打砸抢遭遇的不幸一扫而空”，情不自禁地跑到院子里用中文高喊“打倒蒋介石!”

　　一个外国记者尚且如此，消息传到陕北引发的狂喜就可以想见了。在保安中央机关工作的邓颖超，听说蒋介石被扣，高兴地跑到院子里，和同志们一起又唱又跳。

　　正陪同美国记者斯诺在苏区访问的燕京大学毕业生黄华也激动不已。他当时就听到有人说：“蒋介石杀了我们几十万同志，杀了我全家，蒋介石该死，该枪毙他一百次、一千次!”还有人说：“应该把‘蒋光头’押到保安来公审，我们开个群众大会，审判他，要他低头认罪。”那时连《红色中华》报，也公开发表文章说：蒋介石“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虽百死也不足以赎其于万一!”

　　但在中共中央决策层眼中，处理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他们聚集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彻夜商谈对策。12月13日上午又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讨论。有人认为应该“公审蒋介石”、乘机“除掉蒋介石”；有人则提出要“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把抗日作为最高旗帜”。

　　由于西安事变事发突然，中共中央这个时候对外界的反应知道的也不多，所以这次会上谁也拿不出完全成熟的意见。在如何处理西安事变、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中共中央也还不能做出明确的决策。

　　而在南京，西安事变当天下午，政要们聚集在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家中商讨对策，也吵得一塌糊涂。当晚，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有的人主张设法谈判、积极营救；更多的人主张坚决开战、武力解决。

　　主战派何应钦为了安排对西安的军事部署，三天三夜没有合眼。生怕蒋介石出事的宋美龄，则一面接连召集黄埔军官和空军开会，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他们不要听何应钦的命令；一面催促任行政院代院长的姐夫孔祥熙召集高级会议，作出了在讨伐之前先进行和平营救的决定。

　　这时，最为焦虑的当属举事者张学良、杨虎城了。

　　他们没有料到，“扣蒋”一时竟引起了国际国内许多责难。各大学的校长联名致电张学良，劝其“悬崖勒马”，要求他“卫护介公出险”，不要成为“国家民族之罪人”；救国会表示不支持“兵谏”，呼吁迅速释放蒋介石；连张学良曾寄望甚殷的苏联，也在《真理报》上指责他“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

　　与此同时，被囚禁在新城大楼的蒋介石态度强硬，一直不肯开口说话，他甚至留下遗书，以死相逼。

　　杀也杀不得，放也不能放，怎么办?12月13日深夜，杨虎城悄悄约来几个心腹，秘密商讨办法。会上，有人主张立即杀蒋，对外宣称“蒋夺枪自杀”；有人认为杀蒋无用、放蒋危险，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走到哪里，便把蒋介石带到哪里”；也有人提出可以有条件地放蒋。至于提出什么样的条件、怎样进行担保，谁也没有主意。

　　此时“彷徨束手，问策无人”的张学良、杨虎城，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共产党。

　　12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先派经验丰富的周恩来去西安，看看情况，相机与张、杨“协商大计”。

　　周恩来走了，但是解决西安事变的大主意，还没有定下来。12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上次开会到现在已有六天，在六天中，这事件的现象与本质都显得更充分”“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我们应以抗日为中心”。毛泽东说：“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只有内战结束才能抗日”。这次会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策略。

　　12月19日这天，毛泽东一共起草并发出了14份电报。其中11份是发给周恩来的。处理西安事变的复杂与艰难，可以想见。

　　到达西安的周恩来分外紧张忙碌。在不到20小时的时间里，他与张、杨穿梭会谈，使得三方意见逐渐达成一致。

　　这时候，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与张学良交好的澳大利亚人端纳和宋子文、宋美龄，也相继飞来西安，为争取蒋介石获释斡旋。

　　12月23日上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式谈判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二层举行。蒋方代表是宋子文，西安方面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出席。24日，双方最终达成了“联合红军抗日”“决定抗日救亡方针”等六项条件。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和蒋介石终于见了面。12年前，他们相识在黄埔军校。那时，一位是校长，一位是校长得力的助手政治部主任。十年血战，周恩来反倒成了蒋介石悬赏八万元缉拿的“匪首”。如今又是乾坤倒转。历史就是这样促狭，以如此尴尬的方式设计了他们的重逢。

　　周恩来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点点头，叹口气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回答：“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在旁边的宋美龄救人心切，赶忙说：“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

　　12月25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复述了他和蒋介石的会面以及蒋介石的三点承诺。可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民党方面对此一直秘而不宣。直到2004年公布的《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才披露了蒋介石对周恩来的三点表态，那就是：(一)停止剿共；(二)容共抗日；(三)允许派遣代表前往南京向委员长解释。

　　也是在这一天的下午，两架飞机一前一后飞离了西安机场。乾坤再次倒转，蒋介石飞离了险境，送蒋的张学良飞向了牢笼，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直至半个多世纪后的1990年才获自由。那时，他已是90岁的老人了。而杨虎城却在1949年9月6日这一天，被国民党杀害于重庆戴公祠，此时他已经被关押了12年。

　　蒋介石临行前对机场送行的杨虎城等人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我所答应你们的那些事，我回南京后，一一都可实现，你们放心，不然我也不成其为国家民族之领袖。”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国民党政府被迫接受中共提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

　　从1937年2月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同国民党代表进行了五次谈判，历时七个月。谈判主要围绕国共合作、红军改编、陕甘宁边区的地位、停止进攻西路军和南方游击根据地等问题进行。尽管经历了不少波折，最终还是在客观形势的推动下，扫除了种种障碍。1937年7月7日，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7年的清明节，在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轩辕黄帝陵前，举行了一次仪式寻常而意义深远的祭祀典礼。经历十年内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终于并肩站在中华民族先祖陵前，共同盟誓抗敌。

　　中共代表林伯渠当场宣读了毛泽东亲笔写下的祭文：

　　“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4个多月后，已是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在祭拜黄帝陵时，看到轩辕庙内供案上的毛泽东祭文手稿。他意味深长地说：“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奔赴前线誓死抗日的‘出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