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筑梦路上的故事⑥】浴血敌后
——挺进敌后苦战浴血终驱虏 砥柱中流团结御侮启复兴

　　2014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

　　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又留下了怎样的动人心曲和浩气长歌呢?

　　在民间，人们长久地保持着对抗战英雄的深情缅怀。

　　2013年春天，山东曹县刘岗村三位86岁的抗战老兵，给《菏泽日报》写了一封信，呼吁为一位名叫秦兴体的人建一座纪念碑。秦兴体是谁?三位老人为什么会呼吁为他竖立纪念碑?

　　知情人说：秦兴体是抗战时鲁西南根据地五分区供给部被服厂保管股股长。1943年10月日寇扫荡时，为保护军用物资，他和刘岗村的1000多名群众一起被日军抓住。为保护老百姓，秦兴体主动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八路军，被敌人凌迟处死，年仅25岁。秦兴体牺牲后，老乡们不知道他的故乡，就把他和本村人一起，埋在刘岗村边。

　　70年过去了，人们依然怀念着他，大家自发凑了5万元，经有关部门批准，给烈士修起了一座纪念碑。

　　一个抗日英雄的故事，就这样被铭记下来。

　　在四川大邑县安仁古镇的建川博物馆，收藏着一枚昭和十二年日本铸造的“支那事变记念”铜章。纪念章的正面，上有日本飞机在天空轰鸣，下面是起伏的山峦、长城和交通线。在它的反面，一个日本兵端着枪冲锋，他的双脚之间躺着一个战死的中国士兵。

　　一段民族抗战的历史，就这样被侵略者自己记录了下来。

　　日本人所说的“支那事变”，就是发生在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而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高举抗日的旗帜，肩负起历史使命，领导东北抗日联军战斗在局部抗战的最前线。

　　进入全面全民族抗战阶段，敌强我弱，这场反侵略战争该怎样打?当时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却有着不同的思路——

　　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它的选择是依靠政府，依靠正规军，与日军在正面战场进行大规模的会战。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组织过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重大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付出了巨大牺牲。但它不重视人民的力量，寄希望英美等西方国家早日介入，迫使日本退出中国。中国共产党主张全国动员、全民族动员，即进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尽管八路军整编成3个师的员额只有4.5万多人，新四军起初也只有1万多人。

　　当时有些人大唱“亡国论”，周佛海和胡适、顾祝同、熊式辉等人组成“低调俱乐部”，宣称中国“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对赢得战争缺乏信心。此外还有“速胜论”。淞沪会战时有人提出：只要打3个月，国际局势一定会发生变化，战争就可结束。共产党内也有轻敌情绪，有人寄希望于打大仗，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缺乏精神准备。

　　毛泽东以题为《论持久战》的演讲回答了他们。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他在延安抗日研究会断断续续讲了9天。

　　《论持久战》详细分析了中日战争的性质、特点和力量对比，批驳了“速胜论”和“亡国论”，阐述了中国不会亡，也不会速胜的道理，主张长期持久抗战，并将抗战的全过程描述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进而提出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

　　读了周恩来推荐的《论持久战》，白崇禧如获至宝，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他将《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一位外国记者的评论更实在：“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要打持久战，对于八路军、新四军来说，就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可是，到哪里开辟根据地呢?当时日军大举进攻，国民党军不断后撤，但日军只能占领城市和交通线，在敌占区腹地留下了很大的战略空间，中国共产党管这样的地区叫“敌后”，那里正是八路军、新四军可以大施拳脚的舞台。

　　1938年9月赵启海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抗战歌曲《到敌人后方去》，形象地将共产党的主张传递给全国老百姓，歌中唱道：“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今天攻下来一个村，明天夺回来一座城，叫鬼子顾西不顾东，叫鬼子军阀不集中。”

　　在西柏坡正南有一片这样开阔的水域，淹没着平山古镇洪子店。当年日本人打来的时候，后来当过华北军区炮兵部队政委的李永庆老人，还是镇上饭店的一个小伙计。他亲眼看到过国民党军撤退和八路军挺进敌后的情形。他曾回忆说：国民党的军队大批撤退，经过洪子店，装备很新很不错，但扰民扰得厉害。这个时候我们就感到国民党不抵抗，都往山西跑了。接着，八路军就来了，方向同国民党相反，到前线，到敌后去了。

　　几乎与此同时，著名抗日将领吕正操，在晋县小樵村把原东北军691团改编成人民自卫军，调头北上渡过滹沱河，奔赴抗日前线，开辟了冀中抗日根据地，成为后来晋察冀根据地的一部分。晋察冀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被毛泽东称为“模范根据地”。

　　建立根据地，就得靠群众出来参加抗战，扩军是重中之重。

　　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李公朴出狱后，带着抗战建国教学团来到晋察冀，当地一位干部向他介绍了扩军的情况。据李公朴回忆，那个干部说，当时谁也不知道怎样动员老百姓参加八路军。“那时我们盂县，就拿着一面锣，在村子里一面敲一面喊：‘当兵去哟，当兵打日本，当兵保家乡’……于是老乡们就三五成群地都来了。三五天的工夫就集合了四五百人。顶好的方式也不过是召开群众大会，在会场中进行鼓动，进行宣传。就是这样地搞，部队就成立起来了!”

　　那时，河北平山县党组织的创始人栗再温，也从山西回来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八路军扩充兵员，著名的“平山团”就是那时候组建的。“平山团”老战士范明堂回忆说：“各个村里大小街巷集上哪儿都贴出标语了，讲抗日救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军民团结一家人，到处宣传这个，整个成了个运动了。就这样，这个村七个三个五个，那个村七个四个八个，比方说东黄泥，东黄泥那会儿村子大，一下子去了四五个。”当时曾担任过中共冀西特委书记的李德仲回忆说：“最初招收了700多名，王震不干，说我一个团都不够。后来又招收了不到800名，780多人。这我是记得清清楚楚的。后来栗再温回到村里一说，很快就组织起来了。”

　　仅用一个月零三天，一支由1500多名平山子弟组成的隶属王震359旅的“平山独立团”就正式成立了。这支部队在抗战时期转战晋西北，参加南泥湾大生产，还随王震南下，来了一次小长征。

　　平山团成立不久，115师政委罗荣桓也来到了平山，不久平山抗日民主政府也成立了。

　　此后，八路军和各地民众抗日武装又陆续建立起晋冀豫、晋西南、晋西北、大青山、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在华中，新四军也开辟和巩固了鄂豫边、苏皖等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壮大和发展，引起了日本人的恐慌。他们意识到，当初忽视中共部队是一大失误。1939年，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辛雄说过：“今后华北治安的癌即为中共党军，如何击溃此一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之上的抗战组织，实为现阶段治安肃清的根本。”

　　敌人的醒悟，给根据地带来严重困难。如何坚持下去，成为萦绕在根据地军民心中的大问题。

　　从1941年起，日军发动其侵华总兵力(不含关东军)的75%和全部伪军，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归荡”“清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制造“无人区”，根据地承受着空前的压力。

　　为打破敌人的分割和蚕食，在冀南平原上，崛起了一座“人山”，用129师师长刘伯承的话说，开展平原游击战，平原没有山，要造“人山”，这山就是群众，有群众就有山。在冀南根据地，还办起了一份石印的《人山报》，挖了2.5万公里的交通沟。曾担任过《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翟向东回忆说，当时“几乎15岁以上的都参加了，交通沟近一人深，男女老少齐动员，夜以继日。挖出的土翻到沟两旁，高低起伏，像一座座丘陵出现在平原上。星罗棋布的村庄，道沟如同蛛网，改变了平原地形。这样，既利于军民反‘扫荡’时隐蔽转移，又可阻碍敌人坦克、汽车、骑兵任意奔驰。”

　　而此时，在白山黑水之间，艰苦鏖战的东北抗日联军正经受着日伪军的残酷追剿。

　　1940年2月，长白山区濛江大甸子一带，到处都是“讨伐”抗联的日伪军警，他们陆空配合，紧紧追踪着抗联队伍。其实他们不知道，这时候，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身边只剩下两个警卫员了。

　　断粮几天了，杨靖宇派警卫员到附近的屯子找粮食，自己与敌人继续周旋。在山上，几个村民遇到杨靖宇，有人劝他投降。杨靖宇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2月22日，杨靖宇被敌人团团围住，战斗到最后一人壮烈殉国。残忍的敌人割下他的头颅，剖开他的肚子，发现他的肠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然没有一粒粮食。

　　1942年5月下旬，在太行山中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又一次提笔写家信。他告诉妻子刘志兰：“此间一切正常，唯生活较前艰难多了……我也种了四五十株洋姜，还有20棵西红柿，长得还不错。”他还在信中畅想着女儿左太北活泼顽皮的样子：“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而此时，左权所在的八路军总部驻地已被日军团团包围。3天后，在太行山十字岭，左权英勇牺牲，年仅36岁。他是抗战中牺牲的八路军最高将领。那时，女儿左太北刚刚两岁。

　　在苏北刘老庄有一座“新四军抗战八十二烈士之墓”，那里葬着新四军某部四连82名烈士的遗骨。1943年3月17日，日伪军1000多人，分兵11路合围淮海区党政领导机关，四连奉命阻击，在刘老庄地区陷入重围，最终寡不敌众，除一个通信员突围报信外，82人全部壮烈牺牲。

　　后来，新四军重新组建了四连，并命名为“刘老庄连”。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在烈士殉难处修建了刘老庄烈士陵园。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抗日战争中，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领导的军民，以及各个阶层的人士，这样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赵尚志、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都彰显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战精神，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在艰苦岁月里，敌后根据地的民主建设，成为克服经济困难、团结和动员人民群众投身抗战的重要途径。

　　作家赵树理1943年创作的《李有才板话》中，就生动描写了抗战中晋冀鲁豫根据地民主选举的情形。赵树理写道：“阎家山村改选村长，大家先提出3个候选人，然后用投票的法子从3个人中选一个。投票的办法，因为不识字的人很多，可以用3个碗，上边画上记号，放到人看不见的地方，每人发一颗豆，愿意选谁就把豆放到谁的碗里去。”

　　中国共产党就是以这样朴素的方式，动员起人民群众团结抗日，渡过难关，支撑起敌后战场。

　　平山妇女戎冠秀，整日为抗日、支前奔忙，并带头送三个儿子报名参军，被誉为“子弟兵的母亲”。

　　密云农妇邓玉芬，丈夫和五个儿子都参加了游击队，并先后英勇牺牲，被誉为“当代佘太君”。

　　沂南农妇王换于，在抗战中开办战时托儿所，抚养了47名革命后代，而自己的四个孙子却因病饿而夭折，被誉为“沂蒙母亲”。

　　日本历史学家、国立山口大学副校长纐缬厚在文章中坦承：“中国战胜在经济、军事实力强于自己的日本，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了广大人民的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把中国人民团结起来，这比几万架飞机与大炮更有战斗力。”

　　为了有效地消灭和牵制敌人，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在战略战术上还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平原游击战、水上游击战等形式。

　　游击战是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在敌后抗战，主要的作战方式，是游击战。由于是在外线单独作战，抗日根据地承受着超过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只能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方式。同时，游击战实际上是大规模的人民战争，也就使它具有了战略性质，形成了巨大的消灭和牵制敌人的敌后战场。这个战场，同国民党主张和领导的正面战场形成战略配合。

　　事实上，抗战初期，国民党也想开展游击战。1938年11月，蒋介石曾专门致电毛泽东，邀请中共干部去南岳衡山帮助他们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这是1927年国共分裂后罕见的举动。

　　1939年2月24日，叶剑英带着30多位中共游击干部登上了国民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讲台。到1940年2月，这个训练班一共举办了3期，培训学员3033人，毕业后分配到全国各战区。

　　后来，国民党在敌后也展开了一定规模的游击战，还建立了冀察、鲁苏两个游击战区和几个敌后游击区。但由于他们经不起复杂艰苦环境的考验，又很难发动人民支持，这样的游击战是无法进行的。共产党的拿手好戏，他们学不会。到抗战后期，敌后的国民党游击队基本瓦解，只有一些零星武装还在坚持活动。

　　到抗战胜利时，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全国一共开辟了大小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它们分布在华北、山东、华中、东南和华南广大的敌后，将中心城市和交通线紧紧包围，支撑起抗战胜利的基本战略格局。

　　反观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支撑得很艰难。抗战期间，他们一共组织了大规模会战22次，付出了重大牺牲。但遗憾的是，这些会战多数以失败告终。

　　尤其是1944年国民党军队的豫湘桂大溃退，日军以51万人的总兵力，在8个月内，击溃了大约100万国民党军队，打通了纵贯大陆的1500公里的交通线。国民党损失军队近60万人，丢失大小城市146座，近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入敌手，形成正面战场上令人痛心的败退局面。

　　国民党军的溃败，不仅使民心军心丧尽，也使美国的外交官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国内的抗日力量。1944年7月22日，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飞抵延安机场，走下飞机的是美军观察组的第一批九人小分队。

　　美军观察组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华北日军和中共方面的情报，分析共产党对战争所能做出的贡献，提供援助共产党军队以增强其战斗力价值的最有效办法和为海空军作战提供气象资料。

　　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到来，1944年8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标题是“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战友们”三个字是毛泽东审稿时亲自加上去的。社论指出，“美军观察组战友们来到延安，是中国抗日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

　　考虑到观察组成员比较多，贺龙特意将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一批最好的石窑洞让给观察组使用。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投桃报李，热情邀请毛泽东、朱德等人，乘坐延安当时没有的美军吉普车逛了一趟延安城。为丰富生活，毛泽东等领导人多次在家中设宴招待包瑞德等人。观察组成员还经常被邀请出席各种联欢会和舞会。朱德、叶剑英、杨尚昆还时常陪着观察组的人到延安周围的山上打猎，打回来的野鸡被用来改善生活。1944年10月25日，包瑞德因工作成绩显著被中缅印美军总部授予军功章。当天延安专门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毛泽东、朱德等出席，朱德夫人康克清亲自上台给包瑞德献花。

　　延安的热情接待、中共领袖开阔的视野和胸襟，使观察组的一些成员很快同共产党人交上了朋友。其中，美军观察组成员、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感受特别深切。7月28日，谢伟思在他的第一份报告中就写道：在共产党那里，“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战的愿望，这在国民党的中国是难以见到的”“共产党在中国之地位，比现存任何团体都高”，中国的命运不是蒋介石的命运，未来的中国属于中国共产党。

　　而先于美军观察组一个半月到达延安的中外记者参观团成员、美国记者爱泼斯坦，也曾感慨地说：“在中国的采访令我最难忘的是1944年初夏的延安之行。因为这是影响我一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次重要访问。我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当时我就坚信反动派不能统治中国，新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诞生。”后来，他不但加入了中国国籍，并且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令人遗憾的是，在蒋介石和美国反共势力的阻挠下，美国与中共的合作没有成功，后来，美军观察组撤离了延安。而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的浴血奋战和伟大功绩，被人们深深铭记。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抗击了侵华日军兵力的58%到75%和几乎全部伪军，由此带来了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战略地位的转化。整个战争期间，敌后战场一共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8万人，建立了约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当时全国人口总数只有4亿多人)的抗日根据地。一些人污蔑共产党军队“游而不击”，若果真如此，共产党怎么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呢?

　　2015年9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式。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政府举行隆重的阅兵活动。许多国家领导人、国际组织代表和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应邀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

　　在阅兵方队中，一群抗战老兵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70多年前，他们抛家舍业加入抗战的队伍，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如今骄傲地行进在天安门前，苍颜白发和满脸皱纹显示了岁月的痕迹。

　　伴着昂扬的《解放军进行曲》和广场上人们的欢呼，老兵方队从天安门前驶过。人们向老兵致敬，向历史致敬，也向伟大的时代致敬。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面对侵略者，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