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奠基
——一五计划起宏图奠定工业基础 三大改造过难关进入社会主义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在实现这个伟大飞跃的过程中，1953年到1956年推进的“一化三改”，是一个突出的标志。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屏幕画面。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开国大典上接受检阅的30辆坦克，全是用缴获的破旧坦克拼装而成，其中一辆在通过天安门之后还抛了锚。飞过天安门上空的几架飞机大都是起义过来的，型号五花八门。没有一辆坦克，也没有一架飞机是中国制造的。1949年，全国的原油产量也只有12万吨。

　　这就是新中国成立时的工业状况。

　　毛泽东曾感慨地说道：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挥之不去的切肤之痛。实现工业化，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一件头等大事。

　　1953年元旦，人们从当天的《人民日报》社论中，看到这样一句话：“工业化，这是我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这是我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欺侮、不再过穷困生活的基本保证。”人们还听到了一个新名词——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1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决定成立一个以周恩来为首的六人领导小组。编制一五计划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以建设重工业为重心，为国家工业化奠定基础。

　　但是，对于刚刚从战场硝烟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怎样编制国家建设计划，完全是一件陌生的事。

　　1952年8月，当一五计划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轮廓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到莫斯科。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向苏联政府通报中国一五计划的编制情况，并确定需要苏联援助的项目。结果，除周恩来、陈云等先期回国，代表团一谈就是8个多月。这也许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外滞留时间最长的一个政府代表团。

　　为什么费了这么长的时间呢?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项目有100多个，比较多；二是苏联方面对计划的平衡工作要求很高，对我国地质资料、技术水平、生产能力询问得很细，而我们在这方面准备得不充分，有关项目选址、设计施工、设备分交、技术人员培训等问题都没有落实。苏联计划委员会14个副主席轮流给中国代表团上课。

　　周恩来一开始对谈判拖这么长时间也有点不理解。后来了解情况后，也感叹说：确定100多个援助项目，并要守约按期交付使用，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五计划的建设重点，就是苏联先后援助中国的156个项目。这156项工程，涵盖多个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包括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加工、机械制造、电力设备、国防军工、煤炭、制药等。许多项目是中国工业史上的空白。

　　蓝图已经绘就，大规模的建设开始了。新中国几乎每一天都在发生改变。

　　在东北长春，1953年7月15日，第一汽车制造厂举行奠基仪式。建设者们在这里宣誓，他们将在三年中完成汽车出厂的光荣使命。

　　厂址建在一片荒原上。后来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当时是第一汽车制造厂计划科计划员。奠基仪式上，李岚清等6名年轻共产党员，将刻有毛泽东题词的白玉基石抬进会场，安置在厂址的中心广场上。

　　在开工典礼前，厂里提议，请毛泽东为奠基题词。想到苏联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厂名为“斯大林汽车厂”，有人曾提议将一汽称“毛泽东汽车厂”。毛泽东没有同意，他写下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题词。

　　1953年7月初，一机部将毛泽东的题词送到一汽，题词是用印有中央办公厅的信封密封的。当时厂长饶斌不在家，厂办秘书刘培善将题词交给了副厂长郭力。郭力接过题词，看了一遍又一遍，高兴得眼角眉梢都是笑，连声说：“终于来了，终于来了。”

　　后来厂里安排给六名年轻共产党员一个任务，在奠基礼时将毛泽东题词抬进会场。新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工业基地就这样诞生了。

　　经过三年的奋斗，建设者们兑现了他们在奠基时的誓言。1956年7月14日，第一批国产汽车终于出厂了。

　　事过多年，一些老工人在接受采访回忆当年的情景时，仍然兴奋不已。他们说：当年，第一台车出来的时候，就像生了个大胖小子，自己的孩子。

　　老工人们还兴奋地唱起当时的那首老歌——《老司机》：

　　五十岁的老司机，我笑脸扬，拉起了手风琴，我们唠唠家常，想当年我十八岁学会了开汽车呀，摆弄那外国车呀，我是个老内行啊，可就是呀没见过呀，中国车呀，啥模样啊，盼星星盼月亮，盼的那国产汽车真的出了厂，哟嚯嚯……

　　这首歌是专门为一位叫马国范的老司机写的。当年，就是马师傅第一个把国产汽车开出了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大门。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对工业化的无限憧憬，激发出工人们从未有过的劳动热情。

　　在那个年月，和时间赛跑，绝不仅仅是比喻。在现实生活中，还真有一位走在时间前面的人，他叫王崇伦。

　　王崇伦是鞍山钢铁厂的一名普通工人。1942年，他15岁时就进了鞍钢当学徒，受尽了欺辱。解放后，工人自己当家作主人，激发了他的工作热情。挂在他嘴边的一句名言就是：主人就要像个主人的样子。195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3年，鞍钢矿山生产一线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大批凿岩机因缺少备件卡动器而被迫停工。王崇伦日夜琢磨，通过技术革新，发明了一种“万能工具胎”，加工一个卡动器仅需要19分钟，相当于最初效率的6至7倍。1953年一年，他完成了4年又17天的工作量，提前跨进1956年。这样，大家就说他是“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王崇伦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用行动证明了：在新中国，劳动者就是主人公，主人公就是劳动者。

　　在那个年代，像王崇伦这样的人，其实还有很多。机械行业的“倪志福钻头”，纺织行业的“郝建秀工作法”“赵梦桃小组”，基建行业的“张百发钢筋工青年突击队”，等等。

　　“给自己干活，难道还能偷懒吗?”这句话，是当年很多工人的心声。

　　工人们的这种主人翁精神，感动了定居北京的波兰裔作家爱泼斯坦夫妇，他们后来在回忆中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是一种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行动。没有真心实意地参加过这种集体劳作的人是很难体会这种感情的。”

　　大规模的建设热潮，使新中国迅速从废墟上站起，取得历史上很多个第一。

　　1953年10月，第一根无缝钢管在鞍钢诞生。

　　1955年3月，第一块国产手表在天津手表厂试制成功。

　　1955年6月，第一套6000千瓦火力发电机组在上海组装。

　　1955年7月，第一座黄河大桥兰新铁路黄河大桥通车。

　　1956年7月，第一架国产喷气式歼击机在沈阳试飞。

　　1956年10月，第一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建成投产。

　　1957年10月，第一座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提前建成通车。

　　从1900年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局开始产钢起，到1948年的49年间，我国的钢产量累计不过760万吨。而一五计划的5年间，我国的钢产量就达到1650万吨，是旧中国49年的两倍还多。从前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第一次建立起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这些，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当工人们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全力奋斗的时侯，在远离城市的乡村，对工业化感受还比较陌生的农民，也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1952年10月的一天，在距离北京以东150公里的河北遵化县西铺村，一位名叫王国藩的农民，把村里最穷的23户农民联合起来，办起了一个初级生产合作社，取名为“穷棒子社”。社里唯一值钱的财产是一头驴，并且这头驴还有四分之一的使用权属于没有入社的村民，因此人们把他们叫做“三条驴腿”。但就是靠着这三条驴腿，这个穷棒子社在第二年就发展到了83户，粮食亩产从120多斤增长到300多斤。穷棒子社的名气越来越大。

　　在城市，变化也在悄然发生。北京的全聚德，是成立于1864年的品牌老店，是一个家族企业。1952年春的一天，老板杨福来，主动找到当时的前门区委书记李锐，要求扶持经营。

　　原来，解放前，国民党军队到全聚德吃饭不给钱，欠下很多钱。解放前夕物价飞涨，来全聚德吃饭的顾客也少了，业务逐渐萧条，到了发不出工资的地步。老板杨福来说反正开不下去了，干脆散了，各奔东西。工人代表不同意，认为品牌老店不能就这样完了。杨福来找到区委书记李锐，汇报全聚德的困境。

　　全聚德的困境，很快反映到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那里。彭真说：全聚德是民族品牌，不能倒，政府可以给予支持。后来就与市商业局信托公司洽谈公私合营事宜。全聚德原有不动产估值1.68万元，信托公司也投资相同的数额，各占50%。

　　1952年6月1日，全聚德正式实行公私合营，成为北京市饮食行业第一批公私合营企业。

　　穷棒子社和全聚德公私合营在当时都不是孤立的现象。在缺少必要的农具和机械的情况下，农民要增产，联合起来搞互助组和合作社是唯一出路。在城市，由于经营环境发生了变化，市场和主要原材料都掌握在国家手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营大都难以为继，也不得不走公私合营这条路。

　　事实上，到1952年下半年，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40%左右；国营工业总产值占到了全国的67.3%，也已经超过了私营工业。

　　毛泽东敏锐地观察到经济生活的这种新变化，开始酝酿新中国成立后的又一件大事，向社会主义过渡。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也就是后来通过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人们把它简称为“一化三改”。

　　“一化三改”，实际上包含了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奠基的两件大事，一是工业化，一是社会主义改造，两件大事相互之间是联系的。要大规模工业化，就要求商品粮和各种工业原料的生产有一个大幅度的增长，而小农经济、个体农业显然不能满足这种需要。同时，国家需要集中有限资源、资金和技术力量有计划地开展重点建设，而私人资本主义则要求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利润最大化，这也是一对矛盾。这样，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不可避免地提了出来。

　　到1956年底，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全国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超过96%，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到87%，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却相对复杂一些。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中共中央提出了和平赎买、和平改造的方针。

　　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和平改造，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创举。列宁曾经设想过，但没有付诸实施。和平改造的途径就是通过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最高形式是公私合营。所谓和平赎买，就是不剥夺，而是花代价，在公私合营阶段，对资本家的资产进行估价，支付固定股息，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略高于当时的银行利息。

　　在上海，章华毛纺织厂董事长刘鸿生率先申请公私合营。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逼迫刘鸿生去台湾，他不想去，偷偷溜到香港，上海解放后才回来。他说：“共产党能推动企业发展，能使中国变成工业化的国家，这是我过去五十年的梦想。”1956年10月，刘鸿生去世前给家人留下遗嘱：定息只能拿少部分，其余全部捐献给国家。

　　刘鸿生是实业家中的先进典型。但有不少人，对公私合营难免心存疑惑。

　　时任上海信谊药厂总经理的陈铭珊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曾谈到自己当时的担忧。他说：当时统战部也召开了座谈会，大家来学习，当时我不发言，我一句话也不讲，实际上我心里有个顾虑，我想，公私合营怎么搞?是不是共产党要把我们工厂都吃掉了?

　　为了打消资本家的顾虑，1955年10月底，毛泽东两次邀请工商界人士座谈，希望他们能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主动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是可以走向更富更强的。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

　　毛泽东推心置腹的话语，使心存疑虑的资本家纷纷下定决心，接受改造。中央规定：资本家接受改造后，股息红利照发，职位不动，工资不减。这些政策给资本家吃了一个定心丸。陈铭珊回忆说：这个我听了心里很高兴。我想，要接受改造么，还是早点吧，不要等人家都排队，我再排队，那就不好了。

　　1956年1月，全国各大城市出现了公私合营改造的高潮。在上海，荣毅仁代表资本家向工人保证，在1月20日前完成全市工商业的合营。在北京，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工商界代表把一份份喜报交到毛泽东的手里。对新中国的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来了。

　　对于这场改造巨变的和平特色，诗人郭小川在当时摄制的一部纪录片的结尾写道：“在中国大地上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翻天覆地的革命，震响着的不是机关枪和大炮，而是庆祝节日的锣鼓和炮竹。”

　　正如任何一项伟大的运动都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偏差一样，三大改造在后期特别是最后一年，也有缺陷，存在过急、过快、过于求纯的缺点，工作有些粗。在工商业改造方面，毛泽东原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设想，后来也没有实现。但是，从总体上说，这场改造是符合客观需要的，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有人说，三大改造搞早了、不该搞。这是不对的。打个比方，好比妇女生孩子，要怀胎10月，但9个月就生下来了，早产了一点，会有一些先天不足，但这只能通过后天来弥补，总不能把婴儿再强行塞回母亲肚子里去吧。

　　一五计划的成功实施，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基础。此前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并且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载入宪法。在此基础上，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最终建立，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

　　对于广大农民来说，他们也许并不明白这些大道理，但他们也从身边的点滴变化，感受到了这种时代的大变迁。

　　1956年元旦，在黄河南岸的郎山脚下，河南荥阳县司马村的有线广播正式开播。人们将这一新鲜玩意儿，亲切地称作大喇叭。这一工业文明的产物，是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期间安装的，人们说，这是社会主义带来的好处。以前人们只知道村东村西的事，现在也知道城里的事了，知道国家正在搞工业化。

　　朴实的农民编了一段快板，表达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向往：

　　有线广播街上安，老少爷儿们笑连天。

　　能听国家的大消息，能听常香玉的梆子戏。

　　能知道啥时候刮大风，能知道啥时候该种地。

　　快加劲，支援国家工业化，叫全国都安上这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