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格局下的突围（上）

　　1945年1月，苏联红军从德国法西斯的统治下解放了波兰首都华沙。人们陆陆续续开始回家。老城广场，已是一片碎石。陆续回家的人们来到这里，喂养战争中幸存下来的鸽子。战争结束了，人们相信和平已经来临。

　　半个月后，苏联的斯大林、美国的罗斯福和英国的丘吉尔，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签订协定，确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秩序安排。一个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由此出现。

　　然而，这幅政治版图不久便被画上了新的标记。1946年3月5日，英国的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城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一篇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他在演说中爆出一句名言：“一道铁幕已在整个欧洲大陆降下。”按他的解释，东欧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都被这道铁幕笼罩起来，成为了苏联的势力范围。为此，西方国家应该团结起来，在各个领域实行合作，加强实力，准备反共战争。斯大林的回应是，“他们永远不愿看到这么大一片空间是红颜色的”。

　　从那以后，战后世界逐步陷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格局。

　　新中国的外交，就是在这样的东西方冷战格局下起步的。长期经历战乱的中国，犹如一只渴望和平的鸽子，它能够飞越那道竖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铁幕”吗?

站到苏联一边

　　1949年1月下旬，在内战中败局已定的国民党政府正式照会各国驻南京的大使馆，宣布政府将迁往广州，要求各国外交使团随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一直坚持“扶蒋反共”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却态度暧昧地留在了南京，没有去广州。这位出生在中国并担任过燕京大学校长的美国人，似乎在尽最大努力试图让美国与新中国建立某种联系。

　　与此同时，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接近的苏联，也加速了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步伐。

　　1949年1月31日，在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位主要领导人，迎来了秘密来访的远方客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米高扬是自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来到中国职务最高的苏联领导人。尽管他告诉毛泽东，这次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但在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全国执政党的时候，派如此高级别的人来到中国，苏联的目的是明确的：了解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此时的世界，冷战格局大体形成，任何一个新诞生的国家都必须面对世界被分裂的现实。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在外交上也并没什么太多选择。毛泽东对米高扬说：“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是打扫好房子再请客，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里来，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米高扬显然听明白了。经过一周的观察，他已确认，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新中国会和苏联站在一起。

　　米高扬走了，而留在南京的司徒雷登则致电美国国务院，说明自己留在南京是为便于同中共建立“新的关系”。他还私下里对中国人表示，如果新政权愿意和美国建立联系，美国愿意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还可以援助中国50亿美元。

　　为此，司徒雷登积极运作，希望北上，在北平与毛泽东、周恩来会面。尽管毛泽东曾经同意司徒雷登赴北平进行非正式谈话，以此“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但是，美国政府却没有批准司徒雷登北上的请求。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事实上已转变为不仅不承认新中国，为防止新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还要推行遏制政策。

　　1949年7月，就在司徒雷登试图北赴北平的时候，中共中央已派出刘少奇秘密访苏，此行的目的是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直接交换意见，通报中国国内形势，取得苏联对新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工作的了解和支持。

　　对于刘少奇的这次出访，斯大林十分重视。在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身份给斯大林的一份一万多字的书面报告上，斯大林连续写下15个“对”字。在会谈中，斯大林还对刘少奇明确表示：“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就立即承认你们。”中共代表团成员师哲后来回忆：“历次会见都是在热情洋溢、友好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

　　刘少奇在苏联待了近两个月，获得了苏联给予3亿美元贷款和派专家帮助中国工作的承诺。中苏两党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会谈，进一步加深了两党之间的了解，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赴苏谈判作了必要的准备。

　　在确定中苏关系大框架的同时，中美关系的大框架也确定下来了。刘少奇还没回国，司徒雷登即已离开中国。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着重于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九年时期》的白皮书。在这个长达1054页的白皮书中，详细讨论“谁丢失了中国”的问题，并披露了美国政府大量援助国民党军队打内战的材料和细节。白皮书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了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我国曾经设法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

　　对这个白皮书，毛泽东给予了直截了当的回应。从8月12日到9月16日，新华社连续发表了他亲自撰写的包括《别了，司徒雷登》等多篇政治评论，号召全中国人民彻底放弃对美国的种种幻想，强调只有组织力量同他们斗争，“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

　　新中国成立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固定下来，这就是，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新政权，继续同台湾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并阻止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对新中国采取“遏制”和“孤立”。这种政策让新中国领导人加深了对“美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敌人”的判断。从这时起，中美之间开始长达20多年的对抗。

　　新中国成立初期，迎来了第一次建交高潮。在较短时间内，有26个国家对新中国表示了外交承认。其中，有的在明确承认新中国后很快就建立起双边外交关系，这些国家主要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亚洲民族独立国家；有的则在澄清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等问题后，同新中国建立起外交关系，有代表性的是一些北欧和中欧国家；有的虽然承认了新中国，但因为没有真正断绝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暂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比如英国和荷兰。

　　局面打开了，毛泽东也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出国访问。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刚刚两个月，他出访苏联。这次访苏的目的，主要是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间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重点是处理1945年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而雅尔塔协定是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签订的，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毛泽东希望新的中苏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基础上。他告诉斯大林，希望搞个“又好吃，又好看”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新的中苏条约。

　　1950年2月14日，在这个被西方称为“情人节”的日子，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新中国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条约。毛泽东说：“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从此中苏开始结盟，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

　　从1950年到1955年，苏联向中国贷款总额为56.6亿旧卢布(折合人民币53.7亿元)。中国与苏联还先后签订了三批“苏联供应成套设备建设项目中苏协议书”，共计156项。这些被人们长期津津乐道地称为“156工程”的项目，使新中国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苏联和东欧各国还先后同中国签订科技合作协定，并向中国派出技术专家8000多人，为中国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7000多人。到1959年，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各国获得了4000多项技术资料。

　　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站到了苏联共产党领导的苏联一边。这条道路不是人为的选择，而是当时国内外形势下的必然。正如毛泽东所说，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让成立不到一年的新中国大感意外的是，美国的反应首先指向中国。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他的理由是，“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美国还正式提出，台湾“未来地位的确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

　　这些干涉中国内政的决定，打乱了中国大陆派军队渡过台湾海峡，完成国家统一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使中国在世界冷战格局下遭受到巨大战略损失。在中国人心中，激起的不仅是失望，更是愤怒。从那以后，直到今天，作为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始终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根本症结。台湾海峡两岸不得统一，成为中国人心中的隐痛。

　　更要命的是，1950年9月，美军在朝鲜半岛仁川登陆，组织有16个国家参加的所谓“联合国军”直接参战。他们很快突破作为南北朝鲜分界线的北纬三十八度线，迅速向中朝边境推进。不断后退的朝鲜政府紧急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支援，苏联政府也建议中国派遣部队援助朝鲜。

　　出兵援朝，事实上是直接对抗美国。此时，新中国政权还没有完全巩固，经济社会百废待兴，人民解放军的装备更是落后。从国力上讲，美国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1950年，美国的GDP是2800亿美元，而中国仅有100亿美元。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就好像壮汉与婴儿的拳击比赛。

　　怎么办?这对新中国的决策者来说，是个艰难的选择。中国有句成语叫“唇亡齿寒”，面对朝鲜燃起的战火，中国领导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成语。

　　中国政府一再向美国表明，“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中国政府还反复警告，美军不要越过三八线，这是中国的底线。

　　美国最高当局很自信地判断：中国没有能力单独与美国对抗，只要苏联不采取军事行动，中国作为苏联的盟国也不会出兵援朝。于是美军无视中国政府的立场，不仅越过三八线，还把战火烧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经过慎重讨论，反复权衡利弊得失，新中国领导人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并在全国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

　　好几天睡不着觉的毛泽东稍微松了口气。他在中南海会见了表兄王季范和老同学周世钊等人。谈到抗美援朝，毛泽东对他们说了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解释为什么要出兵朝鲜：

　　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理由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如果置之不理，美国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用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脚下。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向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稍微看一下中国周边的地图，就不难明白，毛泽东用“三把尖刀”来比喻当时新中国面临的威胁，是多么的透彻。“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揭示出在冷战格局下，新中国抗美援朝的真谛所在。

　　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五次大的战役，在付出巨大牺牲后，共歼敌23万余人，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重新打回到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

　　战场的僵局，让双方坐到了谈判桌上。经过两年多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的反复较量，1953年7月27日，双方在板门店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说了一句被后人反复引用的话：“我执行政府的指示，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司令官。”

　　在长达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中，双方投入战场的兵力最多时达300多万。美国开支战费400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中国开支战费62.5亿元人民币，消耗作战物资560余万吨。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第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也是冷战时期东西方第一次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热战。这场战争使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冷战格局固化，奠定了东北亚的基本政治格局。

　　对于这场战争，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在总结报告中说：“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无疑是一场立国之战，止战之战。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了新中国的尊严，也为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打出了几十年相对安全的环境。中国军队在经历这场战争后，比较全面地经受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战争形式的考验，武器装备的更换，整整提升了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