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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顶层设计”(上)

作者:李琦 陈晋 来源:《新湘评论》2020年第4期 发布日期:2020年02月17日 05时18分14秒 编辑:redcloud

 

 

  1949年6月26日,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率一个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他在苏联呆了足足50天,此行的目的,是争取苏联在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的支持。刘少奇还向斯大林提出,想利用“在莫斯科的短短时间学习苏联”,并列出了一份庞大的学习清单,包括苏联各种国家机构的设置、苏联经济的计划与管理、苏联的文化教育政策、苏联共产党的组织与群众团体之间的关系等,几乎囊括了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

 

  多年后面世的这份“胃口很大”的清单,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从1921年成立开始经过28年革命建立了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此时迫切地要学习怎样执政了。

 

  当然,完成这一重大历史转变,既要靠向苏联学习,也要靠中国共产党自己在实践中去摸索。

 

  

为什么是1956年?

 

  在很多关于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论著中,都会写到:1956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或者“不同寻常”的年份。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年遭遇着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而经过几年的摸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顶层设计”,也在此时比较集中地推出。

 

  这一年,新中国经由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正式跨入社会主义门槛。入得门来,所看到的一切,并不是那么先进,在发展上仍处于落后水平。怎样才能把这个新出世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好,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去面对去思考的紧迫课题。那时,毛泽东很有信心,他在1956年初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大发展,要争取在几十年内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这一年,中国的人口达到6亿,社会气氛很活跃。把国家建设好,过上好日子,是各个民族、各个阶层、各个行业的共同愿望。新中国领导人坚信,被组织和整合起来了的亿万人民,无疑是大搞社会主义建设最宝贵的资源,一定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活力。毛泽东还兴奋地说:人多,热气就多,干劲大!

 

  当然,中国的国情,除了“人口多”这一条外,还有一条是“底子薄”,就是生产力水平低,生产积累少,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对此,新中国领导人都喜欢一句话:“一张白纸好画画。”意思是说,没有基础,可以放开手脚,大力发展;如果是一个不理想的“半成品”,反倒不容易去改变和纠正。

 

  这一年,毛泽东63岁,周恩来和刘少奇都是58岁,朱德年长一些,70岁,而年轻一些的邓小平52岁,陈云51岁,平均年龄58岁。新中国领导人大多正值盛年,是一个年富力强的领导集体。他们是经验丰富的革命家,也是富有强烈使命感的爱国者。人们对在他们的领导下,把国家建设好、过上好日子普遍充满信心。更重要的是,国家已经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而中国共产党通过短短七年时间,也证明了它出色的执政能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这一群新中国领导人,还是胸怀天下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他们始终密切关注着世界局势的变化。1953年朝鲜停战协议签订,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后,国际局势趋于缓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压力有所减轻。

 

  毛泽东在翻阅国际动向方面的资料时,还敏锐地捕捉到一个细节,觉得美国的军队现在这个摆法不像个打仗的样子。自抗美援朝战争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围堵也出现松动。在中国的提议下,中国和美国1955年8月1日在波兰华沙举行了第一次大使级会谈,终于可以“坐下来谈谈”了。此时,西欧、日本也都在修复战争创伤的基础上开始大力搞发展。

 

  世界出现了难得的平衡,且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些变化,对于新中国领导人来说,既是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难得机遇,也增加了压力和紧迫感。环顾世界,毛泽东发出了这么一句感慨:“中国是一个具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6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世界工业化浪潮的蓬勃兴起,使新中国领导人感到,必须赶上时代的步伐,否则就“要被开除球籍”。基于近代以来中国的屈辱遭际,中国人普遍相信“落后就要挨打”,因此毛泽东说的“被开除球籍”虽有些夸张,但并非危言耸听。结论就是,要用好目前国际休战的宝贵和平时间,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发展。

 

  这一年,中国还将发生一件已经规划好的大事。在1955年10月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决定于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这次大会的任务,就是要以大会决议的方式,把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确定下来。这是一次对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顶层设计的大会,新中国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早早开始筹备起来。

  

 

理清“十大关系”

 

  1950年代前期,中国向苏联学习是全方位的,而且转化成一种文化生活方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的流行语。风靡一时的苏联电影如《列宁在一九一八》,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还有年轻女性的潮装“列宁装”“布拉吉”,等等,都印证了苏联文化生活对新中国的广泛影响。

 

  如果说在文化生活上的学习有着时尚因素的话,那么在经济体制和发展道路上的学习,则多少渗透着理性认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很重视阅读苏联总结自己建设经验的理论著作,像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苏联经济学家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样的书,在高中级干部中几乎是人手一册。直至1958年,毛泽东还下大力气阅读并号召人们学习这两本书。理论学习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弄清楚在国家建设上,我们为什么要学苏联和怎样学苏联。

 

  虽然搞的都是社会主义,但中苏两国的国情毕竟有诸多迥异之处。一些向苏联学习的东西,在实际工作中效果不好;还有很多方面却又是学不来的。毛泽东曾这样回顾过: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怎样才能摸出自己的门道呢?新中国领导人决心像过去搞革命一样,先搞调查研究,把国家运转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搞清楚。

 

  1955年12月,刘少奇不间断地找国务院一些部门汇报座谈,为起草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作准备。受到刘少奇的启发,不久,毛泽东也安排一些部门来向他汇报工作情况,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到4月24日结束,他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整整听了43天,边听边思考边议论。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乃至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

 

  就在毛泽东听取34个经济部门汇报期间,苏联发生了一件大事。

 

  1956年2月24日,苏共二十大闭幕那天深夜,赫鲁晓夫突然向大会代表们做了一个长篇秘密报告,反思斯大林时期苏联的一些错误,斯大林顿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这个报告泄露出来后,震惊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对苏共二十大感到疑虑和茫然。3月,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市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对批判斯大林强烈不满的人群与军警发生冲突,造成数百人伤亡。

 

  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认真研究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和缘由,作出两个判断: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揭了盖子”,是说它批判了斯大林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错误,如大搞个人崇拜,蛮横专断;不承认人民内部矛盾的存在,大搞“肃反”,把不同意见的人当作反革命分子来对待,甚至肉体消灭,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等。“捅了娄子”,是说赫鲁晓夫以同样粗暴的方式,全盘否定了斯大林领导苏联卫国战争取得胜利、领导苏联工业化建设取得成就的功绩,实际上也就抹杀了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功绩。由此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引起的巨大冲击和思想混乱,不难想象。

 

  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显著缺点和错误,从此暴露在了世人面前。苏联体制模式已运行了几十年,出现了种种弊端,如僵化死板、降低生产活力、效率低下等,特别是由于过度重视重工业,使得国民经济中农业、轻工业的发展跟不上来,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造成了普遍的不满情绪,要求进行改革。

 

  看来,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完全照搬苏联的经验,要继续走自己的路。事实上,中国此前学习苏联,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开始暴露出一些问题。1955年底,毛泽东即已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要依据中国实际情况来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文化。从这个角度讲,苏共二十大“揭了盖子”,未尝不是好事,它在相当程度上破除了中国人对苏联模式的迷信,强化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决心。毛泽东还发出过这样的疑问:“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

 

  毛泽东说过一句名言:“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正是在40多天的调查研究过程中,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思路逐渐明朗起来了。

 

  毛泽东当时思考的重点是经济问题,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他将这些问题概括成“十大关系”,于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详细阐述。

 

  这十大关系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在这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而恰恰这五条,与苏联的工业化道路有不小的区别。如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来看,能使重工业发展得更多更快,基础更稳固;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基地,发展和支持内地;加快发展经济,加强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三者利益都要兼顾;巩固中央统一领导,扩大地方权力,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等。

 

  毛泽东所阐述的这“十大关系”,体现了哲学上的唯物辩证法在治国实践中的运用,也显露出注重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均衡的中国政治文化特征。这其中,特别注意了避免苏联体制模式中顾及一点、不及其余的简单化毛病。

 

  毛泽东后来坦率地说过:“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总体来说,就是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自己的一套内容。

 

  理清“十大关系”,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了初步的思路,这个思路也成为将于1956年下半年召开的中共八大的指导方针。毛泽东对他的这个建设思路,一直很重视,几年后还说,新中国成立“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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