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时代（下）

“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急”

　　“一五”计划的成功实施和新中国头七年的发展成就，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的精神。但横向相比，新中国高层领导仍然觉得还应该加快速度，才能尽快地赶上时代发展潮流。比如，1957年，中国的钢产量535万吨，生铁产量594万吨。美国当年的钢产量达到了10225万吨，生铁产量达到7341万吨；英国当年钢产量是2205万吨，生铁产量是1451万吨；苏联当年钢产量是5118万吨，生铁产量是3704万吨。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发达国家相比，相差实在太大。

　　在毛泽东心目中，忧患与自豪并生。能否找到好的途径，尽快改变中国经济社会的落后面貌，在短时期内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呢?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苏联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时，苏联提出要在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提出中国用15年的时间在钢铁产量上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新中国试图“弯道超车”的赶超战略，就此酝酿。1958年，正式发起一场经济上的革命——“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的核心是“以钢为纲”，加速工业化进程。

　　今天的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为淘汰落后产能特别是钢铁产能头疼不已。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昨是而今非、昨非而今是的转变往复之中。20世纪中期，钢铁是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象征。无论是国防还是民用，现代化的产品和装备归根结底都离不开钢铁。在当时，它是一切机器的原材料，也是“现代化”的代名词，钢铁产量由此成为国家强大与否的重要标志。

　　强大与否，在于实力，在于钢铁。对此，毛泽东在1960年4月的一次会议上说得很清楚：“实力政策、实力地位，在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反观中国，当时实力还不行，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被人看不起是应该的。“等我们年产一亿吨钢，看得起的看得起，看不起的也要看得起。”

　　按这种想法，“大跃进”运动让“钢铁元帅”升帐，把大炼钢铁作为牵引经济跃进的牛鼻子，也就顺理成章了。“大跃进”运动中，几乎是全民办钢铁，目标是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比1957年的535万吨正好翻一番。

　　其实，在“钢铁元帅”升帐之前，“大跃进”运动的序幕就已经拉开了。

　　1957年冬天，全国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那个年代搞水利建设，主要凭人力，通常是上千人、上万人或者几万人同时作业。挖水库、修堤坝这样的大规模工程，单靠现有规模的农业合作社的劳动力是难以完成的。许多地方为了加强集体协作，开始实行并社，即把原来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大的合作社。这样做，无形中便扩大了生产资料集体化、公有化的规模。转过年来，有个别合并而成的大合作社，便挂起了“人民公社”的牌子。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在河南新乡七里营乡视察时，看见那里挂的是“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牌子，便高兴地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这次视察，他还到了河北、安徽、江苏、山东、天津等地，沿途讲话中，提出人民公社是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有效组织形式。8月9日，他在山东明确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新华社对此很快作了报道，“人民公社”的名字立即传遍全中国。

　　毛泽东回北京不久，中央便正式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到1958年年底，全国74万个农业合作社被2.6万个人民公社代替，全国99%以上的农户参加了公社。

　　和以前的合作社相比，人民公社最突出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所谓大，是指规模大，一般情况下是一乡一社，也有数乡一社的，下设生产大队、生产队。所谓公，就是在公社内部无偿调用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劳动力，分配上许多地方实行各个生产队贫富拉平的办法。

　　作为政社合一的体制，人民公社建立的初衷是实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相互结合，并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形式。生活上不少地方办起公共食堂。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最初给许多人以新奇感，但很快就显现出弊端，难以为继。像在各个生产队之间平均分配财物，农民集体吃公共食堂的做法，实行一段时间后便叫停了。生产资料明确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于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体制，则延续了20多年。

　　“大跃进”运动是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全面发动的。所谓“大跃进”，在城市是“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在农村，“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各方面的生产计划指标订得很高。毛泽东提出，计划可以搞“两本账”，地方的第二本账可以高于中央的第一本账。这就导致发展计划的指标层层加码。一时间，无论在农业方面还是在工业方面，都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目标口号。当时在工农业生产当中，把创造新的生产纪录称为“放卫星”，报纸和电台报道了许多地方“卫星”竞相“上天”的情况。

　　“大跃进”运动的初衷，是在最短的时间里改变中国经济社会的落后面貌，结果却事与愿违，欲速而不达。1958年底，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劳动力超过了1亿，几乎是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而盲目炼出来的钢铁许多是不能用的半成品。由于大批农村劳动力被占用，一些已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无人收割，造成农业“丰产不丰收”，困难局面开始显现。此外，“大跃进”运动还打破了国民经济的平衡，造成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

　　针对“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深感还没有摸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为了克服困难，找出问题的原因，他号召各级干部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他还作自我批评：“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随后，毛泽东亲自组织三个调查组，分别赴浙江、湖南、广东作农村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也先后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以摸清情况，问计于民。

　　通过调查研究，中央领导层大体摸清了情况。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先后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70条，其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原则和经验，后来竟漂洋过海，到了日本，给日本的现代企业管理很大的影响。此外，还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60条、《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40条，等等。1963年至1964年间，还试办了烟草、盐业、医药、橡胶等12个托拉斯，按照专业化协作原则实行工业改组，由原来多头的行政领导改为由托拉斯统一领导，成效不错。

　　事非经过不知难。经济建设经历严重挫折后，新中国领导人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重申：在中国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估计要花一百多年。他告诫各级领导干部：“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走一阵要休息一下。”

　　中央领导层还意识到，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发展保持适当的比例平衡；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投资要量力而行，如果计划投资超出国力，待到算总账的时候，最终损失的还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是，1965年“三五计划”方案出来后，毛泽东看后不太满意，认为指标太高，建设规模太大，留的余地太少。他强调要注重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平衡，把老百姓的吃、穿、用放在突出位置。

　　1970年11月，毛泽东同外宾谈到中国经济建设的体会时说：管经济很不容易。我们早先不会搞，经过几个转折，搞得稍为好一点，才学会了一点。

从发展战略到经济布局

　　1964年12月下旬，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宣布：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的发展战略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毛泽东时代在经济建设上追求的目标，先是叫中国式的工业化，从1964年起，讲得更多的是“四个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构想，比“以钢为纲”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更为丰富，展示出更具体可行的中国经济发展蓝图。

　　这幅蓝图从1964年作为国家意志一经确立，此后便没有改变过，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个乱糟糟的岁月，1975年初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再次郑重地重申。毛泽东逝世后，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仍然把“四个现代化”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来凝聚全国人民的意志。此后，经过反复论证，邓小平提出经过“三步走”来实现中国现代化目标。

　　现代化的追求，总是离不开对国情的认识。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广袤的中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如果你是一个徒步的旅行者，自西向东横穿中国大陆，将会看见各种生产方式递次展开，从刀耕火种、手提肩扛，直到电光石火，汽车轮船；你还会发现，十分有限的现代工业，又集中于沿海一隅。

　　新中国领导人从1950年代开始，就想改变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布局。毛泽东在他的名著《论十大关系》中，就专辟一节讲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关系。从1950年代末开始，他又号召知识青年和拥有技术专长的职工赴边疆，赴西部工作就业。

　　在提出“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1964年，改变中国经济布局的战略步骤正式开始实施。

　　1964年4月，中央军委总参作战部就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做了专门的调查研究，并写成报告转呈毛泽东。报告指出，中国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多，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都在大城市附近，所有水库紧急泄洪能力都很小，等等。根据报告，一旦发生战争，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

　　这年8月，美国入侵越南的战争升级。作为唇齿相依的邻邦，越南的形势牵动着新中国领导人的神经。当时的中国大陆，东面，美国支持下的台湾蒋介石政权声称要反攻大陆；南面，是美国军队入侵越南北方；北面，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中国的东、南、北三面都面临战争威胁，战略支点唯有向西部广袤地区转移。

　　为此，毛泽东正式作出“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

　　中央一声令下，全国迅速行动。据不完全统计，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西南、西北三线地区新建、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300项。四川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甘肃酒泉钢铁厂、成昆铁路、重庆兵器工业基地、成都航空工业基地、西北航空航天工业基地、核工业新基地、湖北第二汽车厂等，都是其中的重点项目。从一线搬迁到三线的工厂约有400个。为了支援三线建设，全国各地调集的都是精兵强将和好设备，当时称之为“好人好马”上三线。

　　在“三线”项目中，四川南边的攀枝花钢铁基地是重点中的重点，意义非凡。

　　毛泽东对攀枝花项目看得很重，面对选址中的不同意见，他果断提出：“攀枝花有煤有铁，为什么不在那里建厂?钉子就钉在攀枝花!”他还风趣但又不失严肃地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1965年初，国家调集5万多职工从全国各地汇集攀枝花。仅攀枝花钢铁基地的设计，就组织了来自全国100多个科研、设计、施工、设备制造单位的1300多人，进行了一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弄弄坪(攀枝花钢铁基地所在地名)“设计大会战”。同时，从全国各地征调的几千辆汽车把物资和生活用品源源不断送到攀枝花，到1970年成昆铁路通车以前，共运送物资800多万吨。

　　“三线建设”当然也有缺点，诸如经济效益差，浪费比较严重，弱化了沿海的一些工业基地等。但从大局上来讲，经过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使中国拥有了广阔的战略大后方，在当时战争威胁的环境下，相当于是在西部纵深地带为国家安全购买了一份“保险”。

　　从全国经济布局来看，“三线建设”促使中国西部与东部的经济水平差距开始缩小。到改革开放前，西部地区不仅建成了一大批工业、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还新设了许多科研机构和院校，形成了攀枝花、绵阳、六盘水、宝鸡、酒泉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这些，都大大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美苏争霸中，美国处于守势。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美国政府同中国接触，以抗衡苏联。西方发达国家此时也遭受经济危机的冲击，资本过剩，急于找出路。在中国1971年恢复联合国席位后，世界的大门对中国打开了，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关系正常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从此大大改变了。

　　1971年8月底，毛泽东乘专列到长沙视察。他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放了假，让他们到处走走，买点东西，搞些调查。有一位女工作人员回来后非常高兴，毛泽东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千辛万苦排了半天队，终于买到一条“的确良”裤子。这件事让毛泽东深受感触。不久他同周恩来谈起这件事，问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点“的确良”?还说，做这件事不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周恩来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泽东又问，能不能买?周恩来回答可以。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一问一答，揭开了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序幕。

　　从1972年1月开始，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国家计委先后报送了《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设备的报告》和钢铁工业引进联邦德国“一米七轧机”的计划，到1973年初，国家计委正式形成《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正式提出从国外进口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这个方案因为计划的盘子很大，需要43亿美元，被人们称为“四三方案”。方案即刻得到批准和实施。这是新中国继1950年代引进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之后，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技术设备。这些项目陆续建成投产后，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基础。

　　从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1976年逝世，一共搞了四个五年计划。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累计达4956.4亿元，工业年均增长11.1%。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逐步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信、化学、国防等领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确实走过不小的弯路。但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