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风易俗，改造社会（上）

　　1949年10月，新中国开国大典后没几天，毛泽东收到一封来自湖南的信，写信人是他已为革命牺牲多年的妻子杨开慧的表哥向三立，信中要求毛泽东为杨开慧的亲哥哥杨开智在湖南省城长沙“谋一个厅长方面的位置”。杨开智的女儿杨展，也是位烈士，早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但毛泽东没有答应这个要求，让他的儿子毛岸英给向三立回了一封长信。信中恳切地说：现在是“新的时代”了。“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有一个原因就在于：“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在新旧时代更替的时候，新中国领导人便立意要用一种新的价值观来塑造社会风俗，通过人们精神风尚的变化，真正地改造国家。为此，毛泽东提出要“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甚至是“移风易俗，改造世界”。

除“毒瘤”，破旧俗

　　1949年8月初，为了以整洁的形象迎接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决定对天安门进行整修。此时的天安门，一片破败。城楼前的金水河河道淤塞，污垢腐臭。天安门前垃圾成山，光是从城楼上扫出的野鸽子粪，就装了几大卡车。经过整修，20来天后，天安门城楼以焕然一新的形象，留存在开国大典影像中，并从此成为新中国的地标性象征。

　　整治脏臭破败的旧环境，不仅限于天安门。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卫生运动。如北京城内一条叫龙须沟的臭水沟，沟边聚居着大量穷人和逃难流民，成日里生活在垃圾成堆、污水横溢、蚊蝇密布的环境之中。经过整治，龙须沟变成一条清水河，周围环境变得清洁优美，周边住户过上了整洁健康的新生活。著名作家老舍把这个故事写成了话剧《龙须沟》，在舞台上长演不衰。

　　新中国大规模整治环境卫生，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扑灭和控制流行病的暴发。长期以来，在中国大地上肆虐的各种恶急传染病，如天花、鼠疫、霍乱、伤寒、疟疾、麻风等，以及血吸虫病这样的寄生虫病、地方病，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自1952年起，以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20种传染病为目标，以天花、鼠疫、霍乱为重点防治对象，一场全民性的卫生运动开展起来。每个社区都建立了“爱国卫生委员会”。这个管卫生的“委员会”之所以冠以“爱国”的名字，是因为发动这场运动的一个直接原因，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了抵御美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细菌战威胁，阻断传染病的流行。“爱国卫生委员会”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1958年6月30日晚上，毛泽东读到了当日《人民日报》上一篇关于江西省余江县(血吸虫病重灾区)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新闻，不禁“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次日，他欣然命笔，挥笔写下两首题为“送瘟神”的诗，表达他的喜悦心情。

　　到1959年，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主要疾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使昔日肆虐的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包括肆虐中国南方数省的大“瘟神”血吸虫病，很快得到了全面有效的控制。天花、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基本绝迹。

　　新中国成立伊始，人们常爱说一句话：“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这不仅意味着整治北京龙须沟那样的脏臭环境，还意味着需要铲除社会“毒瘤”。

　　鸦片之毒在中国已泛滥一个多世纪，危害深重。1949年前，中国的土地上种植罂粟曾达100多万公顷，制毒、贩毒等犯罪活动相当猖獗。吸毒的人数更为惊人，据粗略统计，全国约有2000万人。烟民们不事生产，终日吞云吐雾，往往为之倾家荡产，有的还沦为盗匪、娼妓，成为严重社会问题。

　　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发布了由周恩来总理签署的《严禁鸦片毒品的通令》。随后全国开始强力行动，强制戒毒、铲除烟种、严惩制毒贩毒分子，成效迅速显现。鸦片产量长期居全国之首的西南数省，仅用一年时间就基本禁绝了鸦片种植。众多烟民经过持续三年的强制戒毒，彻底告别了毒品。政府还严厉打击制毒贩毒，将罪大恶极的毒枭绳之以法。仅1952年，在重点禁毒区域就逮捕毒贩8.2万多名，罪大恶极的毒贩880名被判处死刑。到1952年底，大规模禁毒运动宣告结束，毒品从此在中国大陆几乎被斩草除根。

　　另一个社会毒瘤，是娼妓现象。旧时遍布的妓院，不仅是恶劣风俗的体现，也是社会上偷盗抢劫、吸毒贩毒、拐卖人口、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猖獗之所。新中国在社会秩序基本安定后，即明令禁止娼妓制度。

　　北京率先行动，取缔娼妓制度、封闭妓院。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市长聂荣臻郑重宣布，立即执行这项决议。从当天下午5时半开始，到22日凌晨5时，一夜之间，将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对妓院老鸨、领家共400余人进行集中审查后处置。共收容妓女1286名，大多是18岁到25岁的年轻女子，年龄最小的13岁，最大的52岁。

　　随后，各大城市纷纷效仿。上海先后关闭妓院800多家，全国共查封妓院8400余所。被解救收容的妓女，纷纷进入“妇女生产教养院”这样的机构。教养院帮助饱受摧残的妓女们医治性病、学习文化，使她们中的绝大多数后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并择偶成家，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到1953年，娼妓制度在中国大陆已基本绝迹。对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当时有一首歌谣唱道：“千年的冰河开了冻，万年的枯树发了青。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

　　此外，赌博、匪患以及“一贯道”等会道门组织，也在新政府强有力的打击下，短短几年间在中国的土地上迅速消失。这些，确是当时的一个世界奇迹。

　　在变得干净的社会环境里，人们的身心健康得到极大改善。体育事业的发展就是一个鲜明的指标。

　　新中国领导人把“改善人民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当作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中央政府特别选择了喜欢打篮球的开国元帅贺龙，担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现国家体育总局前身)主任。中共中央批转的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强调：“群众体育运动是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民健康的大事。”毛泽东题写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句口号，悬挂在许多体育运动场，逢有赛事，各个团队的运动员们都喊着这两句话整齐入场。

　　除了竞技体育外，全民健身运动也开展起来。毛泽东本人喜欢游泳，还提出了各种具体易行的群众健身方式：做体操，打球，跑步，爬山，游泳，打太极拳，等等。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持行家们编创了多套广播体操、眼保健操等。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提出的一个很鼓劲的口号在全国流传开来：“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在1956年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感慨：

　　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

　　的确，中国和中国人的面貌，从身体到精神都极大地改变了。

　　1959年4月5日，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举行的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21岁的中国选手容国团登上男子单打冠军领奖台。这是中国在国际体育赛事中拿到的第一个世界冠军。1960年5月24日，中国登山运动员王富洲、刘连满、贡布，在世界上首次从北坡成功登顶地球最高点珠穆朗玛峰。这些，在旧中国都是完全不敢想象的事情。

　　1960年代，毛泽东高兴地说过一句话：“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

　　据统计，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1949年是41岁，1966年是59.42岁，1976年，是66.386岁。

新的社会风尚出现了

　　在除“毒瘤”、破旧俗的过程中，新的社会风尚逐步树立起来了。

　　最早感受到新风尚的是妇女，一个突出标志是男女平等、婚姻自主。解放妇女，男女平权，是社会改造的一个重要内容。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

　　在中华民国政府颁布的法律中，曾涉及改变旧的婚姻陋习的问题，不过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例如，1931年《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规定：婚约由男女当事人自己订定，有配偶者不得重婚。但是，司法院在司法解释中又称娶妾并非婚姻，自无所谓重婚。这就导致有钱有势者纳妾，所谓“三妻四妾”者，大行其道。而大量实际存在的童养媳现象，在当时的法律中则根本看不见有任何说法。至于父母包办婚姻、女性遭受虐待欺凌等，更是普遍现象。

　　1950年5月1日颁布的新《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婚姻、男尊女卑、漠视子女权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并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结婚须男女双方本人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还明确规定：“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

　　《婚姻法》公布后，对改造社会是否有实际成效，关键在于是否能真正推广实行下去。在政府主导下，运用各种动员方式，在全国城乡掀起了一场学习宣传贯彻新《婚姻法》的群众运动。各地民政、法律机构也积极受理婚姻案件，为当事人主张权利。

　　《婚姻法》的颁布和实行，使旧的落后的婚姻制度从此崩溃，男尊女卑的传统意识也受到猛烈冲击，新的健康的婚俗逐渐养成。从前传统的由家长包办的婚姻逐渐减少，自主婚姻日趋增多。众多自由恋爱的青年男女，不顾家长的阻挠，结为恩爱夫妻。旧式家庭中处于受压迫地位的妇女，为改变不幸婚姻，可以堂堂正正地提出离婚。童养媳、租妻等落后婚俗，到1950年代中期几乎绝迹。

　　那时候，有两部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文艺作品，为传播婚姻自主、男女平等的新风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一部是著名乡土作家赵树理的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写的是一对相爱的青年农民小二黑和小芹，在政府的支持下，反抗干涉他们婚事的家长，最终幸福地走到一起。这部作品被改编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各种戏剧和电影，四处传播。

　　还有一部是评剧《刘巧儿》，讲述了农家少女刘巧儿参加村里的劳动模范表彰会时，爱上了受到嘉奖的勤劳憨厚的青年农民赵振华，遂自己做主与他订亲。但她的父亲因贪图财礼，逼迫她嫁给老财主王寿昌。刘巧儿坚决不从。刘父到县政府告状，地区马专员用群众断案的方式解决了这宗案件，让刘巧儿与赵振华幸福结合。

　　在该剧中，刘巧儿有一个著名的唱段是这样的：

　　从那天看见他我心里头放不下呀，

　　因此上我偷偷地就爱上他呀。

　　但愿这个年轻的人哪他也把我爱呀。

　　过了门，他劳动，我生产，

　　又织布，纺棉花。

　　我们学文化，他帮助我，我帮助他，

　　做一对模范夫妻立业成家呀。

　　这一真挚的抒情段落，传达出十分丰富的新社会风尚的元素。与男女平等、婚姻自主这个主旋律交织在一起的，还有对婚后“他劳动，我生产”、两人一起“学文化”的美好生活的憧憬。

　　美好的生活最终要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来实现。在新中国，热爱劳动成为普遍崇尚的美德。“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作为新的社会价值观，得到大力倡导和普及。

　　1960年，一个关于马兰花的神话舞台剧被拍成了同名电影，广为流传。它讲述主人公小兰和她的丈夫马郎，因为辛勤劳动而过着富足的生活；而她的双胞胎姐姐，好吃懒做的大兰，十分嫉妒她的幸福，以为她的财物是头上佩戴的马兰花带来的。邪恶的老黑猫怂恿大兰去抢夺马兰花，并将小兰推下悬崖，而由大兰去冒充她回到家。最后，故事以黑猫阴谋败露，在逃跑中摔下悬崖，而小兰在马兰花的护送下回到爱人身边结束。电影里有一支歌唱道：

　　马兰花，马兰花，

　　风吹雨打都不怕。

　　勤劳的人儿在说话，

　　请你马上就开花!

　　学文化，是与爱劳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尚追求。创造新的精神面貌，不可不重视文化教育的涵养作用。在跨进新中国门槛的时候，毛泽东憧憬着：“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但是，严峻的现实是，全国青壮年中有80%的人为文盲或半文盲，农村文盲率则高达95%以上。因此，扫除成年文盲，提高识字率，使普通的劳动者能够学习农业和工业建设所需的劳动技能，成为国家教育工作的迫切问题。

　　1950年9月，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召开，决定开展识字教育。1951年10月，政务院制定的《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规定，初等教育包括儿童的初等教育和青年、成人的初等教育。对自幼失学的青年和成人实施初等教育的学校为工农速成初等学校、业余初等学校和识字学校。对于已经在校读书的学生，新中国还实行过半工半读的制度，以使他们在学文化的同时，不离劳动本色，同时能将学习的知识迅速地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去。

　　新中国开国元勋陈毅元帅说过一句话：扫盲是使6万万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非干好不可。农民们也逐渐认识到文化在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说：“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工业化、农业化，没有文化不能化!”学习认字，学习劳动技能，由此成为社会的普遍自觉，各地和各行业都想出了不少好办法。比如，编写适合农民识字需要的“识字记工课本”，帮助农民从自己的姓名学起，然后学土地的名称，学各种农活、农具和牲畜的名称，学记账格式等。由于贴近农民的日常生活，仅用两三个月的业余时间，就可以使农民初步掌握记账、记工的本领。

　　解放军西南军区某部文化教员祁建华发明的“速成识字法”，在扫盲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据称，运用此法，15天可以使每人平均识字1500个以上。各地推行“速成识字法”，使参加扫盲识字学习的人数大量增加，1953年，参加学习的工农达2000万人，其中按“速成识字法”学习的就有700多万人。

　　从1955年冬季开始，一场前所未有的群众性识字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当时曾有一首《夫妻识字》歌，传遍全国：

　　黑格隆冬天上，

　　出呀出星星。

　　黑板上写字，

　　放呀放光明。

　　什么字，放光明?

　　学习，学习二字我认得清。

　　千千万万个“刘巧儿”和她们的爱人一起学文化，感受着这“光明”。1964年全国开展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由80%下降到52%，先后有1亿中国人“睁开眼睛”，摘掉了文盲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