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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中国共产党(三)

作者:陈晋 来源:2023年第7期 发布日期:2023年04月03日 10时38分32秒 编辑:陈家琦


问答中国18


问:看起来,年轻人在自己的生活中似乎拥有自己的意见平台。它与民主有什么关系?

答: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020年10月25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谁需要民主?中国4亿‘千禧一代’更关注苹果手机》的文章。里面说,当美国总统选举辩论双方都就中国话题放狠话的时候,迅速成长起来的中国“千禧一代”,“越发自信、有主见”。这一代的许多人,“并没有表现出在政治自由上的不开心。事实上,对一些人来说,美国打出的民主牌显然不如中国共产党带来的稳定更具吸引力。”“30岁的中国人出生以来经历了人均GDP高达32倍的增长,而30岁的美国人只经历了3倍增长。”

这篇文章的作者,还引用他采访的一些中国人的观点说:“中国人对美国选举政治如此混乱和粗鄙感到困惑。在很大程度上,这标志着中国人感到西方民主制度不好,也标志着中国人真的相信美国制度是有缺陷的。”“外人可能会觉得我们这代人被洗脑了。其实不是,我们出国旅游、留学,了解外面的世界,为自己国家和我们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经历了疫情,我们现在当然觉得中国制度运作得更好。我们感到安全放心。”


问:西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印象不好,还有一个原因,是认为中国共产党全盘照搬了苏联共产党领导国家的做法。

答:新中国成立时,学习苏联的制度模式,主要在如何治国理政方面。在政党制度上却有很大区别。

革命过程中,苏联的口号是消灭富家,消灭资本家,中国共产党没有这样做。苏联除了共产党外,没有其他政党,也没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参加国家政权。斯大林1936年在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直截了当地宣称,苏联只能存在一个党,这个党必须是而且只能是共产党。

中国的做法恰恰相反。新中国成立时,在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中,有3位共产党人,3位其他政党人士;4位政务院副总理中,有两位其他政党人士;21位政务委员中,非共产党人士有9位;105个部长和副部长职位中,非共产党人占了49个。各省的政府机构,也大致是这样的比例。


问:在具体政策讨论中,这些被称为民主党派的“参政者”,怎样发挥作用?

答:担任政务院总理的共产党人周恩来,1952年6月19日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一个高层会议上说了这样一段话:

在政务会议上,常常有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映资产阶级的思想。

为什么政务会议每个星期要开一次呢?难道我也是闲着没事干,高兴每个星期开一次会吗?不是的。这是有好处的。

在那样的会议上有的是不同的意见,有资产阶级的话,有开明士绅的话,也有小资产阶级的话;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我们听到这些话就能够启发思想。毛泽东同志常常讲“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正是这样一个道理。我们管理着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就要注意听取各种意见。

毛泽东同志1956年对资产阶级工商业人士说:“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是跟工人、农民、资本家、民主党派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

前面说过,在中国基本政治制度中,有一块“基石”,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民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决策,正式出台前,都要向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通报,征求他们的意见。

还有一个更大规模、更高权威的政治平台,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从中央一直到县,都有这个组织,简称“人民政协”。这个机构的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参加政协的人,叫政协委员,他们来自34个界别,包括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各少数民族、各个宗教团体、各行业领域、各个界别。

各级人民政协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一样,每年都要开会,提出许许多多的提案和议案,交由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落实办理,办完后还必须给政协委员们回复:是怎么办的?一时办不了的,原因在哪里?


问:选举和票决,是最普遍实行的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领导角色不被西方理解,可能是因为它妨碍了人们的自由选举。

答:在中国,确实看不到西方那样的相互攻击得轰轰烈烈、你死我活的选举,但不能说中国缺少民主选举和票决政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选举,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重大事项和重要人事任命,实行的都是票决制。

如果要较真,一人一票的选举也不像宣传的那样让人信服。比如,美国总统选举,虽然是一人一票,但却是选举人团的间接选举,采用的是赢者通吃法则,这对人口相对较少的州是有利的。由此出现败选一方实际得票比胜选一方还要多的情况。美国一些政治家也觉得这不太合理,认为如果能够推倒重新来设计,绝不会采取这种制度。但是,要推倒重来,谈何容易。制度一旦设定和实施,虽有瑕疵,美国人依然认为它是合理的,似乎也不在意是否真的落实了“一人一票”的民主初衷。

一人一票不是具有道德合法性的唯一民主途径。它不能代替其他民主途径,只有和其他民主途径结合起来,才会搭建起良好的民主平台。

中国共产党领导搭建的民主平台,是票决民主加协商民主。就是说,在表决通过重大决策前,设置了一个多党参政议政、社会各界民主协商的程序。大家反复讨论,找到全社会意见的最大公约数。这样的民主,可以使重大决策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除了票决民主和协商民主,还有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这样一些平台。它们一样重要,一样关键。如果票决选举时有民主,票决选举后没有民主,这样的民主令人生疑。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广泛而扎实的民主平台,可以增强政治执行力,避免许多事情议而不决,避免想干的事、能干的事干不起来;让抓住机遇才能干成的事,能够干起来;避免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被特殊利益集团操控;避免国家大政方针变来变去,长期的发展战略难以实施。

代表谁?


问:任何一个政党和政治集团,都有自己明确而特殊的诉求,因为它们各自代表相应社会群体的利益。中国有代表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多个民主党派。如果是这样,那么问题来了:中国共产党的具体代表性又在哪里呢?

答:这个问题提得好。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总是不忘问自己:我是谁,我代表谁。

中国共产党的特别之处,恰恰在于它从来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要去争取。毛泽东说得很明确,“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

人们会觉得奇怪,没有自己的利益,为什么要组建政党拼命干事?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是别具一格的使命型政党。马克思一开始就讲,无产阶级的使命是解放全人类。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它的初心和使命,在今天的表达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中国共产党一直有一个叫“统战部”的工作部门。局外人一听“统战”两个字,便有些疑惑和排斥。其实,统一战线工作,就是团结、争取自身的阶级基础以外的各种政治力量。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的一个“法宝”,也是它扩大社会基础,体现更广泛的代表性的途径。


问: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党极端化现象越来越明显,把自己的代表性推向极端和偏狭,包容性少了,相当程度上削弱了政党的吸引力。过去,在选举中,一个国家各主要政党的覆盖率加起来,可以达到70%—80%,如果抛出有社会动员力的话题,甚至吸引90%的选民投票。如今,有的国家竞争的两个主要政党的全部选票,加起来,常常只达到全部选民的50%—60%。政党的代表性碎片化现象严重。

这样一对比,中国共产党说要代表全体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在西方看来,是件不可思议也很难做到的事情。

答:对西方政党的代表性,中国人也有些疑问。在竞选中,政党领袖以51%的选票当选总统,意味着有49%的选票不同意他。他上台执政后,要做的事情和兑现的承诺,首先要符合选他上台的51%选民的利益。另外49%的选民利益怎么实现,他们的心理感受会怎样?

美国建国不久,法国的托克维尔实地考察美国政治后,写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发出“多数人暴政”的担忧。如今,西方出现社会撕裂,社会撕裂又促使政党极端化,政党极端化的结果是代表性大打折扣。

更糟糕的情况是,由于分歧越来越大,过去那种赢了中间派就赢了选举的政治传统开始动摇。有些参选人已经不大愿意尝试去获得那些中间选民的认可,若想在选举中获胜,需要坚决地迎合自己的支持者,而不是浪费时间去吸引新的中间派选票。这种做法意味着,选民中有些人已经无关紧要。这就导致通过选举上台的人决策时难免一意孤行。

这要是在中国,不说有49%的选举人群,就是有10%的人不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那也属于动摇执政地位的惊天大事。


问:在西方有这样一种说法,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奇怪的政党,常常考虑100年的事情。在西方国家,一个政党上台后,考虑的长远事情,就是如何赢得下一届选举。

答:这是长期执政和短期执政的区别所在。


问: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但人民是分成不同利益群体的,有多样化的诉求和期待。这时候,中国共产党怎么办?怎样去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

答:你说的这种情况,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时候,相对好办一些。如今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普惠式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对很多人而言,改革如能受益则容易接受,没有好处就会淡漠旁观,如果利益受损,一般都会反对。

当今中国社会,事实上出现了利益分化和利益固化的情况。所谓利益分化,是指社会群层的分化导致诉求多样化;所谓利益固化,是指一些群体获得和维护他们利益,出现相对固定的方式和渠道。

担负领导角色的中国共产党,面对利益多元化趋势这个难题,好比越剧《西厢记》里的一段唱词:“做天难做四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确实众口难调。

怎么办?中国共产党的做法很明确,就是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来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调整利益分化的格局,从而去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怎样制定政策,有两条原则,一个是“牵牛鼻子抓重点”,一个是“统筹兼顾各方利益”。


问:这种中国化表达,人们不太理解。

答:所谓“牵牛鼻子抓重点”,就是抓住人民群众反映很大的关键事情来做,从而带动全局发生变化。就像拉动一头牛,只有把绳子系在他的鼻孔里,它才会跟你走;如果系在牛的其他部位,牛劲比你还大,是拉不动的。前面讨论的中国花那么大的力气打“扶贫攻坚战”,就属于“牵牛鼻子抓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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