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论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

       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周恩来多次谈及党内政治生活，明确提出“加强党内政治生活，以巩固党的领导力量”的重要见解。

　　论述党内政治生活的背景

　　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党的早期领导人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都曾谈及加强党内政治生活问题，这主要和当时党内生活中存在各种问题有关系。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对党内生活存在的问题更是洞若观火。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周恩来认为，“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党内还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1929年6 月，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指出了当时党内生活中存在不少错误的组织观念，提出要予以坚决地肃清。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极端民主化倾向、取消主义的发展、形式主义的残留、党内和平观念四个方面。比如，关于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周恩来指出，有些同志不顾党的主观条件如何，不管党的秘密存在与严重的白色恐怖，要求无条件地实行党内民主化，甚至常借此反对指导机关的决议和指示，闹党内纠纷问题，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威，形成极端民主化的倾向。

　　加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思路

　　周恩来从加强组织建设的角度，对如何加强党内政治生活问题进行了阐述，提出“创造健全的支部生活”“建立正确的党内民主化”“加强党的纪律以巩固党的组织”等重要观点，充分显示出他对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深刻思考。支部是党的组织基础，应尽力发展并巩固党支部使它成为党的组织基础。周恩来认为，要“创造健全的支部生活”，支部的成分必须是群众中最勇敢最先进的分子。支部、干事或书记必须是群众选出来最积极而有威信的同志。支部本身要有严密的组织，要有日常生活，要能经常开会，要讨论党内一切政治问题。支部的日常活动，要与党的一般政治任务相联系。周恩来还认为，每个党员必须为党工作。每一党员在支部中必须经常地参加支部会，按月缴纳党费，讨论党的政策及日常工作，读党报等。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周恩来认为，要通过“建立正确的党内民主化”来加强党内政治生活，解决党内生活存在的各种问题。在周恩来看来，党内的政治争论须是有原则有范围的，不是漫无限制的自由论战，更不是离开实际策略的学院派的研究。他还指出，肃清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主要方法，是加紧党内民主化，提高党内政治生活。

　　严明纪律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他强调：“各级党部在目前的工作条件下，坚强铁的纪律特别必要，但同时应该了解所谓坚强铁的纪律，并不是机械的去执行。共产党之纪律，首先要建筑在每个党员对自己的责任的自觉上。”错误是在实际工作中不可避免的东西，党内有集体的指导与向党员群众作有系统的报告，是防卫和很快地纠正错误之最好方法。有了经常的教育方法与组织上的制裁，党员的行动言论才能得以约束，有了错误才能得以纠正。

　　认真践行党内政治生活

　　周恩来不仅对加强党内政治生活有很多思考和很深入的见解，而且一直是我们严肃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方面的典范。他于1929年9月起草了著名的“九月来信”，反映了他在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素养，对红军内部矛盾的处理显示出他既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又能实事求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政治能力和政治品质。在“九月来信”中，周恩来明确提出要纠正党内存在的一切不正确的倾向，认为红军中右倾思想“都非常错误，皆源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他认为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针对有人认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不妥，是“家长制”，他认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这一思想，对于坚持党指挥枪的思想具有重要价值，充分显示出他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周恩来一直注意严肃开展党内政治生活。遵义会议期间，他主动作了自我批评，为党的事业实现历史性转折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撰写的《我的修养要则》里明确提出“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在撰写的《怎样做好一个领导者》中，又提出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必须要有坚持原则的精神、要有高度的纪律性等。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在发言中明确提出，“我们反对个人主义的反党的言论和行动，正是使党内的政治生活更加健康起来，利于党的团结。”为加强党的团结，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央制定的六条规定。针对有的人依然对此留有疑惑，周恩来明确提出，这并不是要损害我们党内政治生活的生气勃勃、上下通气的优良传统，也不是要缩小我们党内民主及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