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八个重要选择

　　人的一生会碰到很多机会，但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多方面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对社会需求(包括未来需求)的敏感，对技术发展方向的正确判断，一丝不苟和锲而不舍的精神，都有助于把握机遇，取得成功。风风雨雨几十年来，我经历了多次人生抉择，每一次都给我带来非凡的意义，甚至命运的转折。

　　1　　我的第一个抉择，是在大学二年级。1954年我进入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当时北大非常好，教我基础课的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这使我受到了很好的培养，也令我终生受益。

　　到了二年级的下学期，我们开始分专业。选择正确的专业往往对一个人的发展方向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当时的数力系有数学、力学和计算数学三个专业，而数学专业作为一门古老而又成熟的学科，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大多数成绩好的同学都选择了它。相比之下，计算数学专业则是北大刚刚成立的新兴学科，没有一套像样的教材，应用性又非常强，所以许多人不愿问津。我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抉择，就是选择了计算数学，又正好赶上了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年代，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

　　为什么当初选这个方向呢?我觉得这个抉择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的想法是：一个人一定要把他的事业、前途，跟国家的前途放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当时选择这个方向，就是看到未来国家非常需要这个。因为在“十二年科学规划”里，周恩来总理讲了未来几个重点的领域，就包括有计算机技术，这令我非常高兴。我觉得把自己跟国家最需要的这些事业结合在一起，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抉择，选择了计算数学这个方向。

　　2　　1958年我大学毕业以后就投身到硬件里面，在第一线跌打滚爬了大约三四年之久。那个时候我忙的程度，可能是你们现在难以想象的：每天工作都在14个小时以上，一年到头都没有休息。我以为自己是懂得计算机了，可我同时又纳闷，为什么看到国外有好的材料、好的设计，我们只能停留在欣赏的地步，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创新呢?后来发现我是不懂得应用。不了解计算机的应用，也就不了解程序。于是，1961年，在我24岁的时候，我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那就是在有了几年的硬件经验的基础上，投身到软件研究，投入到程序设计、程序自动化这样一些领域来。

　　这一抉择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使我豁然开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创造的源泉，很多的新思想、新理论脱颖而出。我深切地体会到，跨领域研究是取得创新成果的重要因素，就像美国控制论的提出者维纳所说，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之间的无人空白区、在两个领域交错的地方去耕耘，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我当时跨了这两个领域，给我一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3　　第三个重要的抉择，是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决定锻炼英语听力。这在今天毫不新鲜，但在当时学理科的人之中是没有什么人锻炼听力的。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看英文的专业文献时觉得每个字都认识，每个语法都懂，但就是看不快。而做研究，必须要很快地掌握国外的这些资料。为了提高阅读速度和反应能力，我先收听短波中北京电台对外英语广播，后来觉得不过瘾，就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对远东的英语广播。听了整整四年，一直听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这件事情也是我一生中头一个重要的抉择，给我带来的好处非常大。1975年我开始研制精密照排系统这个项目时，一般的科技人员不大习惯翻阅外国科技文献，而我则可以毫不费力地大量查阅，充分了解国外的最新研究动向和发展方向，为我们选择数字化技术提供了保证。

　　4　　我研制精密照排系统始于1975年。由于我有数学的基础，又有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的实践，同时我的英语又掌握得比较好，所以从事这一项目比较有优势。在我作第四个重大抉择、搞精密照排的时候，我按照习惯，先研究国外的状况，熟悉一下最新的进展是什么。我不是中国最早搞照排系统、最早从事淘汰铅排这项工作的，之前中国已经有五家，我是第六家。当时的条件很艰苦，车费不便报销。我又正在“吃劳保”，只有四十多块钱一个月，所以我每次去情报所查阅资料的时候坐公交车就少坐一站，节省五分钱，资料不好复印，就手抄。但我能确保我是那些资料的第一读者。通过查阅资料，我也知道了中国另外那五家的方案都是落后的、过时的。美国当时流行的是第三代照排机，数字存储式的，而英国正在研究的早已是第四代——用激光扫描方法。

　　在用激光束扫描这种系统时，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激光扫描的精度很高，不同的字有不同的点阵，大的一个字要由九百万个点组成，这么多的字体，这么多的字号，每一个都要用点表示，需要几十亿字节的存储量，信息量大得惊人。尤其在中国，两万多汉字是非常突出的问题，不像美国，只有26个字母。由于我的数学背景，很容易想到信息压缩的办法，用一种轮廓的描述、一种特征的描述来减少巨大的信息量。那么，假如说研究者只有纯粹的数学背景，不懂硬件，也做不成这个事。当时中型的、个子很大的计算机，速度还赶不上286，如果用这种价格很昂贵的中型计算机把压缩的信息恢复成点的话，要算几万个拍节，运算量很大，速度很慢，一个中型计算机只能一秒钟产生一两个字，而我们要求一秒钟产生150个字以上。如果是一个搞纯软件的人呢，他就会望而生畏，就此止步。而我由于有软件硬件两方面的实践背景，就会想到对这种关键性的、特别费时间的操作设计一个硬件，提高一百倍以上的速度，而对于非关键性的操作用廉价的软件来实现。这样很容易就解决了问题。我于是做出了一生中第四个重要抉择：跳过第二、三代照排机，直接研制当时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这实际上选择了技术上的跨越。

　　可惜当时我是一个无名小卒，别人根本不相信。我说要跳过日本流行的第二代照版系统，跳过美国流行的第三代照版系统，研究国外还没有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版系统，他们就觉得这简直有点开玩笑，说：“你想搞第四代，我还想搞第八代呢!”我用数学的描述方法来解决，他们也觉得难以理解。当时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和长春光机所的一批权威都是在光学上非常出色的，这么多的光学机械权威所解决不了的问题，怎么可能一个无名小卒用一种数学的描述，软、硬件结合一下，就解决了?这不可思议。所以我被批判为“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是不可信的。当时我的压力很大，只有美国巨型计算机之父西蒙·克雷的一句话一直激励着我。那就是：他在没有成名的时候，每提出一个新的思想，人们经常回答说：“Can not do!”——“做不成的!”而对“Can not do”的最好的回答就是“Do it yourselt!”——“你自己动手做!”

　　我从1975年自己动手做，一直做到1993年的春节。18年里没有任何节假日，没有礼拜天，没有元旦，也没有大年初一。每年的大年初一我都是一天三段在那儿工作，上午、下午、晚上，所以我能够体会一句名言：“一个人献身于学术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5　　我的第五个抉择是在20世纪80年代，致力于产业化。今天看来是一个世界的潮流，也是高校的一个潮流，当时却没有人认可。我非常赞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种风格，把远大的学术抱负和追求利润紧密结合，把研究和市场紧密结合。我觉得这种风格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希望实行一种“顶天立地”的模式，“顶天”就是不断往高的技术发展，“立地”就是大量的占领市场，从市场得到进一步需求的刺激。在从事激光照排项目过程中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当时我为什么能够提出这种数学的描述方法来解决信息量大的问题呢?(后来美国也用了这种方法，但比我们晚了8年，比我们推向市场也晚了1年)因为我们1975年就得到这种需求刺激：中国大量汉字、几百亿字节的含量，迫使我们提出这种新的办法。日本人也同样得到这种需求刺激，但日本人并不开窍。所以我作为一个终身的体会，或者作为一个工作原则，就是年轻人如何出成果，如何出创造性的成果，一个必要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推到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这会使他们创造出难以想象的成果。

　　6　　今天讲起北大方正，人们会说：“既有名，又有利”，不了解当时是何等的艰难!这个决战市场的过程是九死一生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有种“逆潮流而上”的感觉，松一口气就会彻底完蛋。从1975年到1993年这18年中，我没有权利像普通人那样正常生活，身心极为紧张疲累，我的家庭也失掉了常人所拥有的快乐。但与此同时，我却得到了常人所享受不到的乐趣，这就是工作过程本身：百思不得其解，凌晨或半夜忽然想出解决办法来。这种兴奋愉快是难以形容的。我从1987年到1992年，每到一处首先就看街上的报纸，看哪个报是铅排，哪个报已采用我们的激光照排系统。每当看到用自己研制的成果排出了如此漂亮的版面，真是一种高度的享受。正如居里夫人所说，科学探讨本身就是一种至美。

　　从事电脑研究开发的最佳年龄是20岁到40岁，我自己的两次创造高峰——1964年从事软硬件研究和1975年研制激光照排项目，分别为27岁和38岁。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在计算机这种新兴领域，人过中年、步入老年时往往会跟不上形势，甚至固执己见，发生技术决策或市场策略方面的重大失误，导致严重损失。当时我就看到了三个这样的例子，它们像阴影一样驱之不散：华裔电脑巨头王安、美国“巨型计算机之父”克雷、世界第二大计算机公司DEC的总裁奥尔森都曾是叱咤计算机界的风云人物，但因为晚年跟不上技术发展的潮流，从而导致下台甚至公司破产。

　　于是，1993年我作出了一生中的第六个重要抉择：退出科研第一线，全力扶持年轻人，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氛围，使之产生更多的新思想、新方案、新成果。

　　曹操五十作《龟虽寿》，虽“烈士暮年”，仍“壮心不已”。我则以为，“伏枥老骥”最好用“扶植新秀，甘做人梯”的精神实现自己“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

　　7 我很欣赏日本索尼公司名誉董事长井深大的一句话：“独创，决不模仿他人，是我的人生哲学。”当然，这决不意味着闭门造车，而应该针对市场需要，结合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寻求发展，因为“需要”和已有技术的“不足”是创造的源泉。

　　1995年我去日本考察，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现象：日本的彩色印刷业十分发达，不亚于美国，市场也大得惊人，大概是中国的10倍!而很可爱的一点是它的出版软件并不先进。这就给我们可乘之机：北大方正完全可以依靠自主技术打进去，在如此庞大的市场占领一席之地。更可贵的是，发达的日本市场带来了很多国内碰不到的需求，也将刺激一批优秀年轻人的创造才能，使他们产生去发达国家领导技术新潮流的使命感，这是高额奖金所买不到的。于是1995年，我的第七次选择渐渐明晰：进军日本市场，依靠自主创新技术走向国际。这样做还证明了两点：让优秀的年轻人“出彩”，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放在最前沿的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学术上的远大抱负”与“占领市场”这两者，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高度一致和相互促进的。

　　8 IBM高级副总裁麦高地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不考虑适合当前市场需要的开发，好比一个人不呼吸；不作未来市场需要的研究，好比一个人不吃饭。不呼吸，几分钟就会死去；不吃饭，两三个星期也会丧命。这一比喻生动地说明了研究开发中近期和远期的关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北大方正的电子出版系统在国内已处于“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地位，即使主流产品不断升级换代，也总会有饱和的一天，要发展，就必须开辟能够成为方正第二大支柱的新领域。

　　1995年秋天，机会降临了。9月4日，李岚清副总理指示中央台可与北大方正合作，研制中国自己的计算机动画制作系统，以提高制作效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这一指示使我心头一亮：视频领域数字化将是我国广电业必须面临的重大变革，北大方正应该抓住这一机遇。于是我作出了此生的第八个重要选择：以研制计算机动画制作系统为契机，开发数字视频领域，进军广电业。

　　1996年5月，方正与中央电视台签署协议，共同开发动画制作系统。就这样，北大方正以动画制作为切入点，全面进入了电视台的各个应用领域，包括广告制作、资料检索、数字视频网络整体解决方案等。由此带来的需求刺激也涌现了若干年轻的帅才和将才。2000年后，方正建立起一个团结、和谐、奋斗、不断学习和进取、充满活力的领导班子。

　　(这是王选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稿，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