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 书】文化深处的灿烂与精彩
————评《湖湘文化百家言》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湖湘文化与齐鲁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等区域文化一样，既有着爱国忧民、务实经世的共性基因，又存在着受历史时代、地域环境和经济条件影响滋养的特质及根基。近百年来，不论是湘籍学者，还是关注湘学的专家，都在全方位、多角度甚至跨学科地考察湖湘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努力挖掘其特有的精神实质。蔡栋编选的《湖湘文化百家言》一书，把什么是湖湘学，什么是湘学，什么是湖湘文化，何谓湖湘文化精神与湖南人精神，都一一进行了鲜明的解读，将人们的认识和理解一步步引向了湖湘文化的纵深之处。

　　为推动湖湘文化发展，历代皆有俊彦脱颖而出，其中不乏时代之翘楚、社会之精英，有湘籍杰出人物，也有外省著名大家。以湘人自许的黄兴、蔡锷、蔡元培、杨毓麟等，不仅为国家和民族献出了壮丽的青春，更为湖湘学脉留下了耐人悟读、令人自豪的文字。尤其是新近20多年来的一些文章，对于湖湘文化的源流、发展、价值和意义，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举凡有关专论湖湘文化发展的综合性著述，林增平的《论近代湖湘文化》，对于当代湖湘文化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饶怀民的《近代湖湘文化的源流、结构及其特征》、郭汉民的《近代湖湘文化的爱国传统》等，对于深入阐释湖湘文化的成因、特质，都起着不可低估更不容小觑的作用。谈及湖湘文化，岳麓山所代表的儒释道三教一山、共生共荣、和谐发展的丰采，可以说是湖湘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文选德在《麓山文化与湖湘文化》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并论述麓山文化的源流、内容及其与湖湘文化的关系，为我们研究湖湘文化竖起了一道不能绕过的思考课题。

　　湘学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主体研究对象。有宋一代以降，以胡安国、胡宏、张栻、王夫之、魏源、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以及毛泽东等时代精英，经受宋明理学熏染却不行墨守的儒举，从濂溪学、湖湘学发展到船山学、近代湘学，为提升湖湘文化品位，乐为霸蛮的智者，用不倦的探索精神，形诸一连串蔚然系列化的湘学精髓文字与思想声传寰中。作为湖南地域性学术传统，湖湘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和多姿多彩，是与历代湘学传承者、发扬者、思考者的努力截然不分。朱熹虽没在湖南待多长时间，但他留在岳麓书院里的“实事求是”，与湖南人的“经世致用”，同工异曲、一脉相承，把湖湘文化的实质与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也精彩纷呈。方克立的《千年湘学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陈代湘的《湘学的内涵与范围》、王立新的《湖湘学派与核心湖湘文化》等，将什么是湘学、什么是湖湘学派，一一展开了分析。近时不知有多少人，几尽大力挖掘湘学、湖湘学派和湖湘文化的特质，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主流文化、整合创新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理性思考，同时坚持汲取世界文化精华，果敢地为湖湘文化的介绍与弘扬、继承与发展，担当了心力和才力同济的支持者及履行人。而徐荪铭的《近代湖湘佛文化管窥》、张松辉的《陶渊明家族与湖南道教》等，着重探讨了受儒释道影响下的湘学与湖湘文化发展里程，不难发现，湘学与湖湘文化，并非纯粹的儒家正统学说，它具有鲜明的兼容性，不断取诸家学说之长而集大成，却大衍发微而不失新意。

　　漫议湖湘文化，需要不同形式的个体研究，不拘一格地把湖湘文化不同时期代表人物和事物作深入的探究，杨义的《屈原诗学与湖湘文化》、汪澍白的《船山的学术源流与我们的研究方向》、凌宇的《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等，让人们读到的，不止是湖湘文化中的文学、艺术、哲学以及其他方面的发展和成绩，更多的是体现了湖南区域里特色鲜明的精神和气质。而在谢南斗的《曾国藩与湖湘文化》一文中，对于受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精神影响的曾国藩，做了与众不同但切合实际的特写，曾氏对镇压农民起义屡败屡战，与洋人谈判交涉矛盾重重，为中国推行洋务殚精竭力，不由让人想起外交家袁南生对曾氏的精到评价：“曾是中国面临千年未有的内忧外患的变局时本土崛起的著名人物，以其立德、立功、立言的非凡实践而著称于世。历史证明，曾在近代外交史上，是洋务外交的首家、道义外交的名家、军事外交的大家，当然，也是教案外交的输家。”长期以来，有不少人认为曾氏有着卖国行径，但只要细想，一生效乃父风采的曾纪泽与沙俄谈判不卑不亢、有理有节，而其父能有那样难堪的卑劣行为吗?更何况当时的曾国藩并不是朝廷的执政者，如此文章，对于我们认知这位湖湘文化大家，不能不说是一篇有分量的好文章。其实，像这样的文章，在这一部分，不止一二。湖湘文化哺育了无数历史人物，让湖南人引以自豪，尤其是近代以来，湖湘子弟在实践湖湘文化的同时，又极大地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涵。这是文化和人协调发展的典型。在李日的《湖湘文化与章士钊》中，作者既有效把握了湖湘文化对章士钊的影响，又深入探讨了章士钊对湖湘文化的认同以及发展等内容，探讨了湖湘文化与章士钊的关系，试图说明近现代湖湘子弟，既是湖湘文化的继承者，又是其新境界的创造者，他们与湖湘文化之间是一种“反哺”的关系。

　　中国内地的学者，对于湖湘文化的发展与升华，尤为关注，不少大家名师身体力行专心研究。而海外如日本、韩国、美国、法国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地许多专家也是倾力探索，取得了专题化、系列化成果。余英时长时间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著述的《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很有深度和力度。而湖湘文化在海外，也是声名远扬，影响巨大，如冉毅的《湖湘文化在日本》，就是一个鲜明的实例。

　　湖湘文化博大精深，也光彩辉煌，但其中存在的弊端不可小觑。有不少学者对湖湘人才群所表现出的保守、封闭、虚骄等一系列不足，展开了论据充分的批判，如田中阳的《论近世湖湘文化精神的负面效应》、王东京的《市场经济与湖南文化取向》、王兴国的《湖湘文化与湖南现代化》等，着力从文化、经济诸多方面，思考和比较湖湘文化的得与失，一反常态、旗帜鲜明地批判湖南人固有的虚骄自大之气，不能不让读者、广大湖南人再次深思。而朱有志的《创新湖湘文化 呼唤六大转变》等文章，以湖湘文化创新的视阈观照湖南社会，提出由政治文化向经济社会转换、由革命文化向建设社会转换、由封闭文化向开放社会转换、由计划文化向市场社会转换、由重农文化向重工社会转换、由崇官文化向崇商社会转换等诸多观点，对于湖南经济大省、文化强省发展之路，不啻一声文字惊雷，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

　　纵观《湖湘文化百家言》，7部分内容，近100篇文章，50余万言，鲜明分置，清新耐读。蔡栋先生围绕湖湘文化研究这一主题，不局限于早期纯史学肯定的思路，而是以一个开阔的思维和历史的角度，遴选当下创新的优秀文章，尽可能地全力勾勒出湖湘文化研究的现状与前景，对于深度而理性的再思考性文章，他也没有回避，充分体现出了“百家言”的特色。杂而不乱，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有着鲜明的史料价值和时代意义，在堪当文献的前提下，显示出了通俗性、学术性、可读性和资料性等诸种特色，对于更好地弘扬和创新中国文化，推进和谐社会、“两型社会”建设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正是有了这些鲜实风味，才有了思考者、研究者笔下诸多精彩，才能真正引领诸多文章的优长，为读者汇进一曲和谐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