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学习于敏院士敬业奉献的崇高品质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会上，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了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名单上第一位便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于敏。“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于敏28载隐姓埋名，一生默默奉献，为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令人痛惜的是，2019年1月16日，于敏因病去世，享年93岁。斯人已逝，但他的英名永存、功勋永在，他敬业奉献的精神也将永远感召和激励我们追梦前行、勇攀高峰。

　　“中国氢弹之父”

　　1961年，于敏临危受命，从原子核理论研究转行到氢弹理论研究。当此之时，摆在于敏面前的是“一片空白”“一无所有”：没有参照，世界上的核大国对氢弹技术绝对保密，要想从报纸杂志中找到有关氢弹一星半点的资料完全不可能；没有老师，氢弹理论的探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当时国内没有人熟悉，一切都得靠自己摸索；没有设备，有的只是一张桌子、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于敏带领三十多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的氢弹预研小组，知难而进、昼夜奋战，探索出设计氢弹的途径，编制了计算程序，建立和初步研究了有关模型，为氢弹原理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

　　核心进展发生在1965年下半年。于敏带队前往上海华东计算所，借助全国唯一一台每秒运算5万次的计算机，对加强型原子弹模型进行优化计算。经过“百日会战”，于敏发现了热核材料充分燃烧的本质和关键所在，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到结构基本完整的中国氢弹理论设计方案。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6年3个月，英国4年7个月，法国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中国闪电般的进步”，于敏功不可没。诺贝尔奖得主、丹麦核物理学家玻尔称赞于敏“出类拔萃”，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突破氢弹后，于敏并没有停止探索前进的脚步。他带领团队继续踏上核武器研究的新征程，逐步突破了核武器小型化、中子弹技术。1986年，在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于敏敏锐地感觉到，世界核大国将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这对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将极为不利。为此，于敏起草、邓稼先修改、胡思得执笔的《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上报中央。此后十年，我国核试验步伐进一步加快，达到了实验室模拟水平。1996年7月29日，我国向世界郑重宣布暂停核试验。40多天后，联合国大会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正是于敏等人的战略眼光，为我国争取了十年宝贵的核试验时间，真正稳固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于敏一生，贡献卓著，党和人民也授予他崇高荣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全国敬业奉献模范，等等。可谓功高望重、世人景仰。

　　“愿将一生献宏谋”

　　在世人的印象中，于敏仅有两次“抛头露面”：一次是1999年9月18日，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于敏获奖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一次是2015年1月9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他颁发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与之相应的，则是他28年的隐姓埋名、一生的默默奉献。

　　1951年，于敏从北大毕业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并不断取得突破。1961年，钱三强找于敏谈话，代表组织提出，让他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开始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一边是自己喜欢的、积累了一定经验和成果的基础研究，一边是保密度高、任务艰巨的核武器研究；一边是近在眼前的收获，一边是前途未卜的探索。但国家的事业、组织的召唤就是最高指令，于敏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这一选择就意味着牺牲。从此以后，与他相伴的是夜以继日、焚膏继晷的攻坚，是三次与死神擦身而过、险些丧命的艰辛，是28年隐姓埋名甚至“与世隔绝”的生活。从那一刻起，于敏这个名字和他从事的事业一样，变成绝密。他和家人朋友很少交流，连自己的妻子也不知道丈夫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儿女亦无暇顾及，普通人家的天伦之乐，对他来说则变成了奢望。

　　对于敏而言，工作就是他生命的全部。1966年底，氢弹原理试验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于敏的高原反应非常强烈，经常食无味、寝不安、浑身疲惫无力，从宿舍到办公室百多米的距离，有时都要歇好几次、吐好几次，但为了能拿到尽可能精确的测试结果，于敏仍顶着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高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遇到难题，他带领大家反复讨论研究，谨慎选择技术途径，认真试算物理模型，有时为了得到一个准确的数据，他甚至趴在地上，绘出一条条特征线；不分昼夜，有时半夜醒来，突发灵感，马上起床伏案工作，累了就披件皮大衣，倒在地板上歇会儿。正是于敏这种“和衣而卧”的苦干实干、默默坚守，绘就了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快速发展的壮丽图景。

　　1999年，于敏曾写下一首七律《抒怀》，表达了自己不畏艰辛、为国铸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豪迈心声：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

　　“身为一叶无轻重”

　　“学术如山，性情如水。”于敏的学术贡献让人高山仰止，他为人处世的德行风范更让人无比敬佩。

　　在单位，大家都知道，向于敏请教有“三不”：一是不论时间、场合，随时随地可以提问题；二是不论范围，物理、力学乃至其他相关学科都可以问；三是不论问题大小难易，一样耐心解答。于敏总是将自己的知识、方法、诀窍乃至最重要的想法和盘托出、毫无保留。有一次，一位姓曾的年轻科研人员与同事讨论一道难题，结果谁都做不出来。于是，他找到于敏。于敏边讲边算，答案很快就得出来了。可是小曾仍不满足，继续刨根问底。于敏一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便老老实实地说，回家后再想想。第二天一上班，于敏就找到小曾：“你看看这个推导。”小曾一看，于敏给他写了整整三页纸。治学之严谨、教导后辈之用心，令人肃然起敬。

　　于敏的艺术和文学修养很高，喜欢中国历史、古典文学、京剧，尤为崇拜诸葛亮，将诸葛亮“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奉为圭臬，挂在自家客厅。一次核试验前的讨论会上，压力、紧张笼罩整个会场，“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于敏和陈能宽你一句我一句地背诵诸葛亮《后出师表》，其声激越，其气沉稳，其情动人，满座无不泪下。

　　对“宁静”，于敏有自己的理解：“所谓宁静，对一个科学家而言，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宁静”，让于敏的身影显得更伟岸。于敏时常对身边人说，不要计较有名无名，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无名英雄”。当国家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时，于敏说这是集体的功劳。当人们把“氢弹之父”的称号送给他时，他直言这种称呼不科学：“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周光召院士称赞他“毕生奉献、学界楷模”，陈能宽院士称赞他“敬业奉献、风高范远”。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于敏的自白。今天，我们缅怀于敏、学习于敏，更能感受这句话的分量。于敏，一座永垂不朽的丰碑，高高耸立在人们心中，他的名字、他的事业、他的精神，必将给更多后来者以感召、以力量、以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