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炎陵悟党史

　　做任何事情都要重视把方法搞对头。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革命史，也要重视把方法搞对头。

　　要重视用古今中外法来加强研究

　　古今中外法是毛泽东在延安提出来的。

　　所谓古今，是讲历史和今天的关系。一方面，无古不成今，今天是从历史发展来的。另一方面，研究古是为了今，屁股要坐在今天上面。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要以现实为中心，为现实服务。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抗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的历史智慧相融合，为抗战服务写出来的。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兵书——《孙子兵法》一个重要的思想是兵贵神速。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强调持久抗战的。从表面上看兵贵神速与持久抗战是矛盾的，其实是统一的。《孙子兵法》是从进攻的角度，从以强攻弱的角度讲的，所以要越快越好。《论持久战》是从防御的角度，从以弱抗强的角度讲的，只有持久地拖住敌人，一点一点地消耗敌人，才能达到由弱到强的转变。《论持久战》是对《孙子兵法》非常好的古为今用。从战略上看，由进攻上的兵贵神速化为防御上的持久抗战是一个非常好的古为今用。从战役战斗上看，通过进攻上的兵贵神速来保障和实现战略防御上的持久抗战，并最终实现由弱到强的转变，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古为今用。

　　我们研究水口连队建党，既要搞清楚党的建设是怎样一步步发展来的，更要为当前党的基层建设服务。支部建在连上，是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提出来，在水口首次实施的。此后，红军所以能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困境中，一次又一次地打破敌人的围困，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揭示了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我们现在研究水口连队建党的课题，意在加强当前党的基层建设。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加强党的基层建设。就农村来说，凡是村党支部坚强有力的，那个村肯定搞得好；凡是村党支部软弱涣散的，那个村肯定搞不好。城镇社区建设也是一样。水口连队建党与我们今天加强党的基层建设是相通的。

　　我们研究酃县(今炎陵)红军标语，不仅仅是要归纳、整理、分析它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要为当前的宣传工作服务。当前宣传工作面临的外部形势是很严峻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掌控着国际舆论的话语权，他们或者渲染中国威胁论，或者散布中国崩溃论，一天也没有放松过抹黑中国的宣传。我们研究红军标语，就要认识到当前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迫切性，就要认识到组织群众，必须做好宣传工作。红军标语是宣传工作一个好的形式和范例。每到一处就以写标语来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这对当前的宣传工作是有启发意义、教育意义的。

　　炎陵县的历史资源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资源，即炎帝(神农)资源。炎陵是与黄帝齐名的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的陵地。研究神农可以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在哪里，是从哪里一步步走来的。忘记了始祖、忘记了根，就是忘本，是要不得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史，二者不能割断。神农那个时代人类与动物界的区别之一就是能够运用火。神农被尊称为炎帝，就是因为他善于运用火为人类服务。而火的运用，吃生食变为吃熟食，提高了人类健康水平；用烧过的草木灰种庄稼，增加了土地肥沃度；他还发明了农业生产工具耒耜，这些都使原始农业得到了发展。这又是他被称为“神农”的原因。他还善于用草药为人民治病，最后是因为尝断肠草丢了性命。他可以说是中医最早的发明者、实践者。毛泽东曾为此称赞他。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沈同回忆：毛主席对我国古代的一些医药学家有深刻印象，从上古时代的神农氏，到唐朝的孙思邈、明朝的李时珍等伟大的医药学家和他们深山采药、遍尝百草、治病救人的感人事迹都了如指掌，经常谈论他们的巨大功绩。北京除了天坛、地坛、日坛、月坛，还有一个先农坛。这个先农坛是祭拜炎帝等农耕文明代表人物的。研究炎帝要从全民族的角度，还要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联系现实来研究，如胡耀邦追思炎帝发表的《为人民多做好事》的讲演，就是古今结合，古为今用的范例。

　　所谓中外，是讲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一方面，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不可能不受世界潮流的影响。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讲中国的发展不可能逆世界潮流而动，而要跟着世界潮流走。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情况如何也影响到外国、影响到世界。我们研究外国，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要为中国服务，屁股要坐在中国身上，要洋为中用。

　　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既很好地处理了古今关系，也很好地处理了中外关系。《论持久战》研究了华盛顿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抗击英国人的办法。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强美弱，华盛顿躲开与英军的直接决战，而采取东打一枪、西打一枪，与英军兜圈子，持久地拖住英军的办法。结果是经过8年斗争，最终打败了英军。毛泽东针对抗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提出避免与日军硬对硬的直接的战略决战，要求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法消耗日军。毛泽东在延安曾说：在外国人看来，也许延安各方面的情况都很落后，就像他们当年也许只看到了华盛顿简陋的司令部而没有认识到华盛顿的主张能使他取得胜利一样。无疑，毛泽东的持久战从华盛顿持久抗英的战法中吸取了智慧。《论持久战》也研究了拿破仑的成功与失误，研究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从他们的军事理论和实践中吸取了智慧。

　　我们研究红军标语，研究水口连队建党，也要重视中外联系的方法。我们的红军为什么叫红军，政权的名称为什么叫苏维埃?这与苏联的影响分不开。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抗战，我们的部队叫八路军、新四军，政权的名称叫边区政府。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的部队叫解放军，我们控制的地方叫解放区。这些名称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关系有了变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越来越重视中国实际，越来越独立自主了。总的说来，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到遵义会议之前，向苏联学习是模仿式的学习。如苏联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搞成功的。我们开始时也是眼睛看城市的多，看农村的少，重视城市工人运动，要求红军打大城市。毛泽东开始时也多少受此影响。但他很快看清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根基不在城市，而是在农村、在农民，走上井冈山，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并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号召农民起来革命。这就走上了既向苏联学习又不同于苏联的武装斗争道路。水口连队建党的实践，既向苏联学习重视党的建设，又别开生面地走上了从基层抓起的中国式的党的建设道路。

　　要重视用个性、共性联结法来加强研究

　　事物都是特殊的。从特殊性出发就是从实际出发。但另一方面，个性中有共性，特殊性中有普遍性，二者是相互联结的，绝对孤立的个性、特殊性是不存在的。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中有“特色”二字，突出了中国具体实际的特殊性，立足于这个特殊性，从这个特殊性出发来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这个“特色”绝不是孤立的、绝对的，而是与社会主义的共性、普遍性相联结的，是包含着普遍性意义的。我们要从特殊性出发来研究问题，但要上升到一般的规律性来认识。

　　研究炎陵红军标语也要从特殊性出发。有的标语只有炎陵有，别的地方没有。有的标语的写法，如写在竹片上，也只有炎陵和与炎陵环境相同的地方有，有些地方没有竹子，哪来竹片上的标语呢。有用血写成的标语，别的地方也不多见。有的标语的内容反映了毛泽东语言的特点，如：“想当年剥削劳苦工农，利中生利好是好；至今日斩杀土豪劣绅，刀上加刀痛不痛”，横批是“阶级斗争”。这样对联式标语，只有毛泽东去过的地方才出现过。还有炎陵红军标语比别的地方多而广泛，并被当地老百姓采取特殊办法保护下来了。这些都是炎陵红军标语的特殊性、特别有魅力、特别吸引人之处。我们要重视这些特殊性。

　　但是，我们不能止步于特殊性，眼睛只看到特殊性上，看不到共性、普遍性。我们要将炎陵红军标语的特殊性上升到一般规律性的认识，要将炎陵红军标语同井冈山地区其他县的红军标语，同赣南闽西的红军标语，同各个根据地如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标语，同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的红军标语联系起来看。这个联系起来看就看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以及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历来重视标语等宣传工作，发挥其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作用。红军长征一路上写了很多的标语。所以，毛泽东说“长征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今天，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同样需要重视宣传工作，做好宣传工作，千万不要小瞧了宣传工作。我们要通过宣传工作让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里，这样才有力量。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将共性、个性的关系看成“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我们按辩证法办事，就要正确处理个性与共性的关系，重视从个性与共性的联结上去研究问题。

　　要重视用实事求是法来加强研究

　　实事求是包含哪些内容?我曾经写过一篇《毛泽东心目中的实事求是》，归纳了虚怀观是、和气察是、去偏归是、去伪存是、调研得是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要实事求是地研究炎陵党史、革命史，必须把实际情况搞清楚。首先，要认真学习研究毛泽东在井冈山写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著作。第二，要认真学习研究《毛泽东年谱》，尤其是1927年9月9日至1929年2月10日这部分年谱，要逐条逐条地研究，并以新发现的材料去充实。第三，要认真研究毛泽东和其他当事人对井冈山斗争的回忆。在此基础上，还要对地形地貌进行实地考察，对当时敌人兵力的部署进行研究。总之，具体时间、地点、做了什么事都要搞清楚，要搞得铁板钉钉。

　　要实事求是地研究炎陵党史、革命史，就要认真研究当时酃县这个局部与井冈山整体的关系。酃县这个局部有三件事在井冈山斗争中发挥了创始性的作用：毛泽东是在酃县水口决策上井冈山搞武装割据斗争的；是在酃县水口进行支部建在连上的实践的；是在酃县中村开始插牌分田搞土地革命的。这三件事对井冈山斗争和后来中国革命道路产生着重大影响。但是，必须看到井冈山斗争整体的安危，决定着酃县斗争的安危。当时井冈山的斗争整体上是“敌军围困万千重”，从地理方位上是湖南的敌人强大于江西的敌人。这就从整体上决定了酃县易于受敌人攻击，井冈山的斗争难以向湖南发展，只能从以经营永新为主，最后向赣南、闽西突围、发展。

　　要实事求是地研究炎陵党史、革命史，就要认真研究酃县发生的重大事件与人物的关系。事是人做的，人是以事为依托的。上面提到的水口、中村的三件事，在联系毛泽东进行研究的同时，还要联系周里、李却非、赖毅等人物进行研究。酃县东南部成为井冈山边界的一部分，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酃县党组织的活动形成的群众基础分不开。从这方面看，还要加强对何孟雄、张平化、张经武等酃县本地人物的研究。

　　要实事求是地研究炎陵党史、革命史，就要认真研究包括酃县在内的井冈山斗争过程和整个中国革命过程。井冈山的斗争，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井冈山道路具有开创性，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党的建设、搞五湖四海等都有开创性。但不能一上来就将其拔得很高，说得十全十美。毛泽东曾回忆当年烧地主的房子，群众不支持，后来就改了。从井冈山到长征，可以概括为四次反进剿，三次反会剿，五次反围剿的过程。在井冈山的四次反进剿，是反江西的敌人。江西的敌人弱，四次都把他打败了。三次反会剿是反江西和湖南的敌人，两处敌人合到一起，尤其是湖南的敌人力量强大，所以第三次反会剿毛泽东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下山向赣南闽西发展。五次反围剿是反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调军队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前四次反围剿都成功了，第五次反围剿左倾教条主义搞以堡垒对堡垒，失败了。遵义会议以前，整个中国革命是处在“谁主沉浮”“谁持彩练当空舞”的摸索阶段，中央层面上是教条主义占主导地位，这就难以避免遭受重大挫折。遵义会议以后，打破了教条主义的主导地位，“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国革命才开始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重大转折。此后的延安时期才是毛泽东思想成熟并在党内被确定为指导思想的时期。虽然延安的成熟是从井冈山发展来的，但井冈山时的认识和延安时的认识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