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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家】百年明镜季羡老

作者:梁衡 来源:《新湘评论》2009年第08期 发布日期:2019年03月12日 03时47分44秒 编辑:redcloud

  

 

  他每有新书出版,送我时,还要写上“老友或兄指正”之类,弄得我很紧张。他却总是慈祥地笑一笑问:“还有一本什么新书送过你没有?”有许多书我是没有的,但这份情太重,我不敢多受,受之一二本已很满足,就连忙说有了,有了

 

  98岁的季羡林先生离我们而去了。

 

  初识先生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一次发奖会上。那时我在新闻出版署工作,全国每两年评选一次优秀图书,季老是评委,坐第一排,我在台上干一点宣布谁谁讲话之类的“主持”之事。他大概看过我哪一篇文章,托助手李玉洁女士来对号,我赶忙上前向他致敬。会后又带上我的几本书到北大他的住处去拜访求教。他对家中的保姆也指导读书,还教她写点小文章。先生的住处是在校园北边的一座很旧的老式楼房里,朗润园13号楼。那天我穿树林,过小桥找到楼下,一位司机正在擦车,说正是这里,刚才老人还出来看客人来了没有。

 

  房共两层,先生住一层。左边一套是他的会客室,卧室兼书房,不过这只能叫书房之一,主要是用来写散文随笔的。我在心里给它取一个名字叫“散文书屋”。著名的《牛棚杂忆》就产生在这里。一张睡了几十年的铁皮旧床,甚至还铺着粗布草垫,环墙满架是文学方面的书,还有朋友、学生的赠书。他很认真,凡别人送的书,都让助手仔细登记、编号、上架。到书多得放不下时,就送到学校为他准备的专门图书室去。他每天4时即起,就在床边的一张不大的书桌上写作。这是多年的习惯,学校里都知道他是“北大一盏灯”。有时会客室里客人多时,就先把熟一点的朋友避让到这间房里。有一年春节我去看他,碰到教育部长来拜年,一会儿市委副书记又来,他就很耐心地让我到书房等一会儿,并没有一些大人物乘机借新客来就逐旧客走的手段。我尽情地仰观满架的藏书,还可低头细读他写了一半的手稿。他用钢笔,总是那样整齐的略显扁一点的小楷。学校考虑到他年高,尽量减少打扰,就在门上贴了不会客之类的小告示,助手也常出面挡驾。但先生很随和,听到动静,常主动出来请客人进屋。助手李玉洁女士说:“没办法,你看我们倒成了恶人。”

 

  这套房子的对面还有一套东屋,我暗叫它“学术书房”。共两间,全部摆满语言、佛教等方面的专业书,人要在书架的夹道中侧身穿行。和“散文书屋”不同,这里是先生专著学术文章的地方,向南临窗也有一书桌。我曾带我的搞摄影的孩子,在这里为先生照过一次像。他就很慷慨地为一个孙辈小儿写了一幅勉励的字,是韩愈的那句:“业精于勤毁于随”,还要写上“某某小友惠存”。他每有新书出版,送我时,还要写上“老友或兄指正”之类,弄得我很紧张。他却总是慈祥地笑一笑问:“还有一本什么新书送过你没有?”有许多书我是没有的,但这份情太重,我不敢多受,受之一二本已很满足,就连忙说有了,有了。

 

  先生年事已高,一般我是不带人,或带任务去看他的。有一次,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党校离北大不远,他们办的《学习时报》大约正逢几周年,要我向季老求字。我就带了一个年轻记者去采访他。采访中记者很为他的平易近人和居家生活的简朴所感动。那天助手李玉洁女士讲了一件事。季老常为目前社会上的奢费之风担忧,特别是水资源的浪费,他是多次呼吁的,但没有效果。他就从自家做起,在马桶水箱里放了两块砖,这样来减少水箱的排水量。这位年轻的女记者当时就笑弯了腰,她不可理解,先生生活起居都有国家操心,自己何至于这样认真?以后过了几年,她每次见到我都提起那件事,说季老可亲可爱,就像她家乡农村里的一位老爷爷。后来季老住进301医院,为了整理先生的谈话我还带过我的一位学生去看他,这位年轻人回来后也说,总觉得先生就像是隔壁邻居的一位老大爷。我就只有这两次带外人去见他,不忍心加重他的负担。但是后来过了两年,我又一次住党校时,有一位学员认识他,居然带了同班十多个人去他的病房里谈话、合影。他们回来向我兴奋地炫耀,我却心里戚戚然,十分不安,老人也实在太厚道了。

 

  先生永远是一身中山装,每日三餐粗茶淡饭。他是在24岁那一年,人生可塑可造的年龄留洋的啊,一去十年。以后又一生都在搞外国文学、外语教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怎么就没有一点“洋”味呢?近几年基因之说盛行,我就想大概是他身上农民子弟的基因使然。有一次他在病房里给我讲,小时穷得吃不饱饭,给一个亲戚家割牛草,送完草后磨蹭着不走,直等到中午,只为能给一口玉米饼子吃。他现在仍极为节俭,害怕浪费,厌恶虚荣。每到春节,总有各级官场上的人去看他,送许多大小花篮。他病房门口的走廊上就摆起一条花篮的长龙。到医院去找他,这是一个最好的标志。他对这总是暗自摇头。我知道先生是最怕虚应故事的,有一年老同学胡乔木邀他同去敦煌,他是研究古西域文化的,当然想去,但一想沿途的官场迎送,便婉言谢绝。

 

  自从知道他心里的所好,我再去看他时,就专送最土的最实用的东西。一次从香山下来,见到山脚下地摊上卖红薯,很干净漂亮的红薯,我就买了一些直接送到病房,他极高兴,说很久没有见到这样好的红薯。先生睡眠不好,已经吃了40年的安眠药,但他仍好喝茶。杭州的“龙井”当然是名茶,有一年我从浙江开化县的一次环保现场会上带回一种“龙顶”茶。我告他这“龙顶”在“龙井”上游300公里处,少了许多污染,最好喝。他大奇,说从未听说过,目光里竟有一点孩子似的天真。我立即联想到他写的一篇《神奇的丝瓜》,文中他仰头观察房上的丝瓜,也是这个神态。这一刻我一下读懂了一个大学者的童心和他对自然的关怀。季老为读者所喜爱,实在不关什么学术,至少不全因学术。他很喜欢我的家乡出的一种“沁州黄”小米,这米只能在一小片特定的土地上生长,过去是专供皇上的。现在人们有了经营头脑,就打起贡品的招牌,用一种肚大嘴小的青花瓷罐包装。先生吃过米后,却舍不得扔掉罐子,在窗台上摆着,说插花很好看。以后我就摸着脾气,送土不送洋,鲜花之类的是绝不带的。后来,聊得多了,我又发现了一丝微妙,虽是同一辈的大学者,但他对洋派一些的人物,总是所言不多。

 

  我到先生处聊天,一般是我说得多些,考虑先生年高,出门不便,就尽量通报一点社会上的信息。有时政、社会新闻,也有近期学术动态,或说到新出的哪一本书,哪一本杂志。有时出差回来,就说一说外地见闻。有时也汇报一下自己的创作。他都很认真地听。助手李玉洁说先生希望你们多来,他还给常来的人都起个“雅号”,我的雅号是“政治散文”。他还就这个意思为我的散文集写过一篇序。如时间长了我未去,他会问助手,“政治散文”怎么没有来。一次我从新疆回来,正在创作《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我谈到在伊犁采访林则徐的旧事。虎门销烟之后林被清政府发配伊犁,家人和朋友要依清律出银为他赎罪,林坚决不肯,不愿认这个罪。在纪念馆里有他就此事给夫人的信稿。还有发配入疆时,过险地“果子沟”,大雪拥谷,车不能走,林家父子只好下车趟雪而行,其子跪地向天祷告:“父若能早日得救召还,孩儿愿赤脚趟过此沟。”先生眼角已经饱含泪水。他对爱国和孝敬老人这两种道德观念是看得很重的。他说,爱国,世界各国都爱,但中国人爱国观念更重些。欧洲许多小国,历史变化很大,惟有中国有自己一以继之的历史,爱国情感也就更浓。他对孝道也很看重,说“孝”这个词是汉语里特有的,外语里没有相应的单词。我因在报社分管教育方面的报道,一次到病房里看他,聊天时就说到儿童教育,他说:“我主张小学生的德育标准是:热爱祖国、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和睦伙伴。”他当即提笔写下这四句话,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先生原住在北大,房子虽旧,环境却好。门口有一水塘,夏天开满荷花。是他的学生从南方带了一把莲子,他随手扬入池中,一年、两年、三年就渐渐荷叶连连,红花映日,他有一文专记此事。于是,北大这处荷花水景就叫“季荷”。但2003年,就是中国大地“非典”流行那一年,先生病了,年初住进了301医院,开始治疗一段时间还回家去住一两次,后来就只好以院为家了。“留得枯荷听雨声”,季荷再也没见到它的主人,我也无缘季荷池了。以后就只有在医院里见面。刚去时,常碰到护士换药。是腿疾,要用夹子伸到伤口里洗脓涂药,近百岁老人受此折磨,令人心中不是滋味,他却说不痛。助手说,哪能不痛?先生从不言痛。医院都说他是最好伺候的、配合得最好的模范病人。他很坦然地对我说,自己已老朽,对他用药已无价值。他郑重建议医院千万不要用贵药,实在是浪费。医院就骗他说,药不贵。一次护士说漏了嘴:“季老,给你用的是最好的药。”这一下坏了,倒叫他心里长时间不安。不过他的腿疾却神奇般地好了。

 

  先生在医院享受国家领导人待遇,刚进来时住在聂荣臻元帅曾住过的病房里。我和家人去看他,一切条件都好,但有两条不便。一是病房没有电话(为安静,有意不装);二是没有一个方便的可移动的小书桌。先生是因腿疾住院的,不能行走,站立,而他看书、写作的习惯却不能丢。我即开车到医院南面的玉泉营商场,买了一个有四个小轮的可移动小桌,下可盛书,上可写字。先生笑呵呵地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我再去时,小桌上总是堆满书,还有笔和放大镜。后来先生又搬到301南院,条件更好一些。许多重要的文章,如悼念巴金、臧克家的文章都是在小桌板上,如小学生那样伏案写成的。他住院四年,竟又写了一本《病榻杂记》。

 

  我去看季老时大部分是问病,或聊天。从不敢谈学问。在我看来他的学问高深莫测,他大学时候受教于王国维、陈寅恪这些国学大师,留德十年,回国后与胡适、傅斯年共事,朋友中有朱光潜、冯友兰、吴晗、任继愈、臧克家,还有胡乔木、乔冠华等。“文革”前他创办并主持北大东语系20年。他研究佛教、研究佛经翻译、研究古代印度和西域的各种方言,又和英、德、法、俄等国语言进行比较。试想我们现在读古汉语已是多么的吃力费解,他却去读人家印度还有西域的古语言,还要理出规律。我们平常听和尚念经,嗡嗡然,不知何意,就是看翻译过来的佛经“揭谛揭谛波罗密揭谛”也不知所云,而先生却要去研究、分辨、对比这些经文是梵文的还是那些已经消失的西域古国文字,又研究法显、玄奘如何到西天取经,这经到汉地以后如何翻译,只一个“佛”就有:佛陀、浮陀、浮图、勃陀、母陀、步他、浮屠、香勃陀等20多种译法。不只是佛经、佛教,他还研究印度古代文学,翻译剧本《沙恭达罗》、史诗《罗摩衍那》。他不像专攻古诗词、古汉语、古代史的学者,可直接在自己的领地上打天下,享受成果和荣誉,他是在依稀可辨的古文字中研究东方古文学的遗存,在浩渺的史料中寻找中印交流与东西方交流的轨迹,及思想、文化的源流。比如他从梵文与其他多国文的“糖”字的考证中竟如茧抽丝,写出一本80万字的《糖史》,真让人不敢相信。这些东西在我们看来像一片茫茫的原始森林,稍一涉足就会迷路而不得返。我对这些实在心存恐惧,所以很长时间没敢问及。但是就像一个孩子觉得糖好吃就忍不住要打听与糖有关的事,以后见面多了,我还是从旁观的角度提了许多可笑的问题。

 

  我说您研究佛教,信不信佛?他很干脆地说:“不信”。这让我很吃一惊,中国知识分子从苏东坡到梁漱溟,都把佛学当作自己立身处世规则的一部分,先生却是这样的坚决。他说:“我是无神论,佛、天主、耶稣、真主都不信。假如研究一个宗教,结果又信这个教,说明他不是真研究,或者没有研究通。”

 

  我还有一个更外行的问题:“季老,您研究吐火罗文,研究那些外国古代的学问,总是让人觉得很遥远,对现实有什么用?”他没有正面回答,说:“学问,不能拿有用还是无用的标准来衡量,只要精深就行。当年牛顿研究万有引力时知道有什么用?”是的,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牛顿当时如果只想有用无用,可能早经商发财去了。事实上,所有的科学家在开始研究一个原理时,都没有功利主义地问它有何用,只要是未知,他就去探寻,不问结果。至于有没有用,那是后人的事。而许多时候,科学家、学者都是再没有看到自己的研究结果。先生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的那一份平静,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有一次我带一本新出的粱漱溟的书去见他。他说:“我崇拜粱漱溟”。我就乘势问:“您还崇拜谁?”他说:“并世之人,还有彭德怀。”这又让我吃一惊。一个学者崇拜的怎么会是一个将军。他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敢说真话,这一点不简单,很可贵。”我又问:“还有可崇拜的人吗?”“没有了”。他又想了一会:“如果有的话,马寅初算一个。”我没有再问。我知道希望说真话一直是他心中隐隐的痛。在骨子里,他是一个忧时忧政的人。巴金去世时,他在病中写了《悼巴金》,特别提到巴老的《真话集》。文革结束十年后他又出版了一本《牛棚杂忆》。

 

  我每去医院,总看见老人端坐在小桌后面的沙发里,挺胸,目光看着窗户一侧的明亮处,两道长长的寿眉从眼睛上方垂下来,那样深沉慈祥。前额深刻着的皱纹、嘴角处的楞线,连同身上那件特有的病袍,显出几分威严。我想起先生对自己概括的一个字“犟”,这一点他和彭总、马老是相通的。不知怎么,我脑子里又飞快地联想到先生的另一个形象。一次大会堂开一个关于古籍整理的座谈会,我正好在场。任继愈老先生讲了一个故事,说北京图书馆的善本只限定有一定资格的学者才能借阅。季先生带的研究生写论文需要查阅,但无资格。先生就陪着他到北图,借出书来让学生读,他端坐一旁等着,好一幅寿者课童图。渐渐,这与他眼前端坐病室的身影叠加起来,历史就这样洗磨出一位百岁老人,一个经历了由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其间又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的中国知识分子。

 

  近几年先生的眼睛也不大好了,后来近似失明,他题字时几乎是靠惯性,笔一停就连不上了。我越来越觉得应该为先生做点事,便开始整理一点与先生的谈话。我又想到先生不只是一个很专业的学者,他的思想、精神和文采应该普及和传播。于是去年建议帮他选一本面对青少年的文集,他欣然应允,并自定题目,自题书名。又为其中的一本图集写了书名《风风雨雨一百年》。在定编辑思想时,他一再说:“我这一生就是一面镜子。”我就写了一篇短跋,表达我对先生的尊敬和他的社会意义。去年这套《季羡林自选集》终于出版,想不到这竟是我为先生做的最后一件事。而谈话整理,总是各种打扰,惜未做完。

 

  现在我翻着先生的著作,回忆着与他无数次的见面,先生确是一面镜子,一面百年的明镜。在这面镜子里可以照出百年来国家民族的命运,思想学术的兴替,也可以照见我们自己的人生。

 

  2009年7月12日季老仙逝第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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