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人才好办”折射农民工讨薪之难

日前，媒体曝光，昭通市巧家县一名讨薪者在与副县长理论时，当场喝下了农药。记者后续又调查出了一些新情况，包括喝药者实为欠薪包工头，其背后老板玩失踪等。(12月15日春城晚报)

农民工讨薪话题可谓历史悠久，屡见不鲜。讨薪方式也不一而足，有跳楼的、有裸奔的、还有让孩子讨薪的，可以说，每一次讨薪都激起人们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同情与关注。但这次，欠薪的包工头也因自杀讨薪确是一大新鲜事，而当事副县长的“随便你们上访，死了人事情就好办了”，更让这次事件充满了戏剧冲突和舆论槽点。本以为这是一出农民工苦情讨薪、以死维权、自杀未果的“悲情戏”，没成想却是一部背后老板跑路、包工头因欠薪屡遭围堵、无奈之下企图解脱自身、向政府施压的“苦肉计”。

细读报道，不难发现，这起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十分典型。在层层转包中，无论是资质监管、用工行为还是工资发放都十分混乱，这也是造成欠薪难讨的主要原因。李发林作为欠薪事件中一个稍高级别的包工头，在老板失去联系，资金去向不明，被大家逼迫还钱的压力下，又因副县长的断然拒绝而情绪激动、丧失理智，他认为，“没得哪个管我了，(讨债的人)又天天来找我。”于是愤然自杀。人若不是走到了绝境，谁会拿自己的生命与健康开玩笑?李发林虽是欠薪的包工头，但他的自杀行为同样折射出农民工的维权之艰、讨薪之难。

而县里的这位副县长，身为工程指挥长，无论是对这项工程的运作、监管和事后的讨薪事件解决，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也是大家对他口诛笔伐的原因。但他冷漠官僚的“死了人才好办”背后，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作为一名副职领导，在已拨付工程款之后，他可能已经没有权力和办法，再动用更多的财政资源了。之所以“死了人就好办了”，是因为，事情只有闹大了，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了，关系到当地的稳定和声誉了，才可能得到更高级别领导的关注和介入，才有可能调动更多的渠道和资源，使问题得到解决，而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农民工讨薪之难。

据统计，当前，我国有两亿农民工，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工在实际中遭遇过欠薪和讨薪。由于当前建筑行业普遍存在层层转包、责任主体混乱、资金链易断、用工制度不规范等问题，致使农民工在维权时大多遭遇责任追究难、提供证据难、法院执行难等困境，使讨薪之路一波三折，步履维艰。

为此，政府也做了大量工作，如加强行业监管、规范用工制度，甚至在2011年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入罪。但因现实中，对很多规避或隐匿的违规行为监管乏力、力不从心，帮农民工维权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因此，提高维权法规的操作性和实效性十分必要。为此，许多地方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值得学习和借鉴。比如，江西、宁夏、江苏、河北等地探索建立了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和企业失信惩戒制度，对违法事实清楚、拖欠工资金额明确的案件，直接动用工资保证金预付部分工资;对严重失信企业列入“黑名单”，限制其招投标或市场准入。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工讨薪难问题。

破解农民工讨薪困局，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能仅限于某些部门、某些行业，它需要全社会的支持与努力。在所有的解决办法中，“死了人就好办了”无疑称得上是其中最拙劣、最没人性、最伤民心、最损公信的“昏招”。快年底了，希望其他地区以此事为鉴，本着“服务群众、维护公信”的原则，用更实的措施、更好的办法来破解这一难题，千万不要让农民工讨薪变成年年上演的“另类贺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