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九十年间的三件大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9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第二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涣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9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变革，中国人民命运发生的变化，其广度和深度，其政治影响和社会意义，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
第一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打开了中国发展进步的大门。领导这场革命的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但是，他无力改变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面貌，无力改变外受帝国主义列强凌辱、内受军阀统治压迫的命运。这使他陷入了痛苦和矛盾之中。
孙中山毕竟是一位伟大的探索者。他在晚年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来说，无疑是一次新生。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实际上触及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些关键问题，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民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关系、民主革命纲领同农民革命的关系，等等。孙中山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但却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同时，他为克服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种种矛盾，开始寻求实行含有某些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政策来调解矛盾，这也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中国不能走西方的老路，只能走自己的新路。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社会主义作为解决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唯一途径。但是在一段时间里，还搞不清社会主义革命同民主革命的关系，不知道在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首先要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直到中共二大、三大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作出了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决定，才在理论上、实践上解决了最高纲领和现阶段纲领的关系问题。中国民主革命从此进入了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对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历史性进步。和前人相比，它第一次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问题，确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并把反帝和反封建紧密地联系起来；它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要采取全新的方法，即发动和依靠群众的方法。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毕竟还处在幼年，它初步分清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界限，但却分不清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不懂得要在民主革命中争取和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以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要像俄国革命那样，在支持资产阶级取得民主革命成功以后，再“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由此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
大革命的失败，不是民主革命的终结，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革命新道路探索的开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没有改变，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但是中国的政治状况却有了很大改变。国民政府，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联合政权，演变为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专制政权。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一度退出了革命统一战线，成为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追随者。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如果不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就会得出混淆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界限的“无间断革命”的错误主张。这个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就是这样接连发生的。虽然中共六大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的问题，并批评了“无间断革命”的主张，但仍认为“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必须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方能胜利，革命动力只是工农”，“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党不可能有效地阻止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发生。
前人的探索，集中到一点，就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不能直接领导民主革命？能不能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通过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并建立某种特殊形态的过渡性社会，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平过渡，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前途，免除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第二次革命？解决这两个问题，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上篇和下篇。
毛泽东从井冈山创建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起，在探索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同时，逐步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1．区别新旧两种民主革命。区别新旧两种民主主义革命，是毛泽东的重大理论贡献，也是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全部立论基础。
新旧两种民主革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基本没变，但是国际阵线、领导力量和革命前途都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再属于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革命的领导者，不再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而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革命的目的和前途，“绝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使中国的民主革命同无产阶级的直接领导，同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是一个决定性的突破。
毛泽东在区分新旧两种民主革命的同时，还阐明了新民主主义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关系。他所强调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他认为，这种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基本上相同。而不同的是：第一，革命的一部分纲领不同；第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不同；第三，宇宙观不同；第四，革命的彻底性不同。这些区别的核心，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这两大基本问题。系统地阐明新民主主义和三民主义的联系和区别，也就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也就完成了中国近代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历史性跨越。
2．正确处理新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关系。毛泽东不但从理论上说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上下篇，而且在革命纲领和社会政策上把两者严格地区别开来。他指出：“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在阐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时候，毛泽东始终强调两点：第一，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严格的界限。第二，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为新民主主义作了科学的定位。这个定位，对于中国找到一条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样，既坚持了革命的阶段论，同“左”倾冒险主义和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又坚持了革命的发展论，同“二次革命论”划清了界限，从而实现了中国“卡夫丁峡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革命因此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新路。
3．制定既反右又反“左”的民主革命纲领。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两条基本纲领。其一，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最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其最终结果是“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即“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其二，是彻底实行“耕者有其田”和“没收官僚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
这些纲领，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它既保证了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任务的彻底实现，又避免了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的前途；既保证了中国民主革命成功后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又避免了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去勉强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既反对取消无产阶级领导和社会主义前途的资产阶级专政论，也反对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左”倾空谈主义。总之，这是一个集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经验之大成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也是一个既反右也反“左”的正确纲领。
4.坚持“两点论”的对资政策。在确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的时候，必须解决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的政策问题。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论断，不但正确地分析了在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而且肯定了民族资本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人民民主革命，“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
毛泽东在肯定“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的同时，也提醒人们注意“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在强调一切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同时，要“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坚持两点论，不是没有重点，越是革命将要成功，胜利在望，毛泽东越是把强调的重点放在防止和反对在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问题上的“左”倾冒险主义是有深刻道理的。
未来是历史的延续。毛泽东开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继承了孙中山，又不同于孙中山；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区别于俄国十月革命。这条道路的成功，为毛泽东继续探索，带领新中国走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的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新路创造了条件。
第二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近代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第一大任务基本完成，第二大历史任务又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这就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一）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近代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第一大任务基本完成，第二大历史任务又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这就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一历史任务，必须通过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来实现。
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遇到的首要问题。
从1840年起，中国近代的仁人志士就在思索中华民族重新振兴的出路问题，并有过各种设计和试验。历史反复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不能救中国，更不能发展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批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纷纷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昭示了社会历史的必然。中国作为这些国家的典型代表之一，也不例外。历史雄辩地证明，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制度选择。
中国通过创建新中国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哪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这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体，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政体，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支柱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社会主义和人民大众服务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长期实践证明，这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选择。
毋庸讳言，当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曾经受到苏联的影响，这主要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在理论上曾经长期误以为这正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另外，也受到革命时期我们自身党政不分的历史惯性影响。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丝毫也不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独创。
这种独创，体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上，在当年既有全民的，也有集体的；既强调中央的积极性，又强调地方的积极性；强调多方面的两条腿走路，同时并举，统筹兼顾。体现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上，就是人民民主与对敌专政相结合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建立在单一体多民族国家基础上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等。体现在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上，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
同时还要看到，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尽管有中国自己的特色，是我们前进的基础，但是，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可能一下就很完备，很成熟。以此为起点，进一步解决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根本性任务。正如邓小平所说，完成这个历史任务，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实践证明，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办法，不是“大跃进”，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社会主义改革。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首先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此基础上，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在充分肯定和继承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的基础上，在充分肯定和继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性问题进行大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结果。其根本目的，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纵观从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逝世的2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较快的发展速度。从“一五”时期（即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开始到1976年的20多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打基础的重要发展时期。尽管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1952年到1980年的28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1％，农业年均增长3.4％。
在这期间，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人民币，1978年增加到2943.7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6元。这个数字虽然还很低，但在原有基础上的增长仍是很明显的。
第二，从根本上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新中国刚刚建立时，由于没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主要工业产品全部依赖进口。从“一五”计划开始，国家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讯、化学、国防等领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有了飞跃。钢产量从1949年的15.8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2046万吨。发电量从1949年的43亿度发展到1976年的2031亿度。原油从1949年的12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8716万吨。原煤从1949年的3200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4.83亿吨。
铁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这个时期同样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旧中国在73年间仅修筑铁路2.18万公里、公路8.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在赢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后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而且为中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
第三，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十分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把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通过兴修水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培育推广良种、提倡科学种田，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在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5.4亿增长到1976年9.3亿的情况下，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农民从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从148元增加到340元。在全国人民缩衣节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为是一个奇迹。
第四，教育、医疗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一件大事，就是扫除文盲、大力推广普通话，并加大对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的投资。从1949年到1976年，小学校从34.7万所发展到104.4万所，在校生从2439万人发展到1.5亿人；中学校从4045所发展到19.2万所，在校生从103.9万人发展到5836.5万人；高等学校从205所发展到434所，在校生从11.7万人发展到67.4万人。
医疗事业也得到蓬勃发展。1949年全国拥有医院2600家，到1976年发展到6.3万家，其中县以上医院7952家。医院床位，从1949年的8万张发展到1976年的168.7万张。全国人口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的7.25‰。
文学艺术工作尽管不断受到“左”的干扰，但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的指引下，仍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戏剧、电影、音乐、舞蹈、小说、散文和诗歌等都涌现出大批优秀作品。1964年成功排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对新中国文艺工作的一次检阅，代表了当时国家的最高艺术水平。
第五，取得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新中国在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领域，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就。1964年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1970年1月，第一枚中远程导弹发射成功。同年4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可回收人造卫星试验成功。这些成就表明，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正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新中国先后制定了两个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其中，1956年制定的第一个十二年发展规划提前实现。1963年又提前制定了十年发展规划。新中国还专门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一些重要的现代科学分支和新兴应用技术，如生物物理学、分子物理学、地球化学、射电天文、高能物理以及核技术、喷气技术、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自动化技术、无线电技术等，也都在这一时期逐步发展起来。华罗庚、李四光、茅以升、竺可桢、童第周、钱三强、钱学森、邓稼先、陈景润等一批科学家为国家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新中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举国上下艰苦奋斗和勤俭建国的创业精神分不开的。这一时期涌现出像大庆和大寨那样艰苦创业的英雄集体，涌现出的大量英雄模范人物，如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道德和精神风貌。
（三）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经济是基础，国防是后盾，外交则是谋求大国地位的舞台。毛泽东为了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做了不懈努力。
首先是抗美援朝战争。就中国的大国地位来说，抗美援朝的意义还不仅仅在战场上。正是有了抗美援朝的正确决策，才使中国在世界上树立起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当时，中国政府不是没有向美国发出严正警告。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把长期积弱的中国看在眼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证明，要让强权国家认识到“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必须要有行动，必须让它尝到苦头。中国人不但站立起来了，而且成为敢于同强权国家抗争的主持正义、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就这点来说，抗美援朝决策的深远影响，不能低估。正因为如此，当美国人想要利用“北部湾事件”把越南战争扩大到越南北方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警告美国人的四句话，即：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是作了准备的；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美国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始终不敢把地面战争扩大到越南北方。这对确保中国有一个相对安宁的和平建设的外部环境，意义实在是太重大了。
在中国确立自己的大国地位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中国在
中国在国际社会地位的大幅度提高，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放弃敌视中国的政策，转而谋求美中关系的正常化。
这一时期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有形的，还有无形的，这就是探索中的宝贵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总结中外的历史经验，摸索建设和发展的规律，概括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包括：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和两步走战略步骤的思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要以农、轻、重为序发展，两条腿走路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要实行人民民主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思想，等等。这些重要的原则，是这一时期探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对今天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薄一波同志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于毛，成于邓”。这是很对的。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阐明的这些重要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第三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中国的发展实现了三大历史性突破。
第一大突破，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解决了“松绑发展”的问题。松什么绑呢？就是松社会主义传统观念和教条主义束缚之绑。
从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开始，到改革整个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从设立经济特区开始，到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从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开始，到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决策，改革开放的每一次历史性进步，都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理论创新又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得到极大的解放，又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在这一理论与实践相互推进的过程中，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我们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上有了极大的进步，使我们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境界。
第二大突破，从中共十四大到中共十七大前夕，解决了“借力发展”的问题。借什么力呢？就是借从上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起来的经济全球化大潮之力。
这时候，中国要引进来、走出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积极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并要在这一双向互动过程中趋利避害，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中国的这一轮发展，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阻碍，这就是世界经济政治传统秩序的严重束缚。
这个问题，邓小平早就提出来了。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著名论断之时就指出，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要和平，要发展，就必须打破冷战时期形成的世界政治经济旧秩序，建立平等互利公正的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这一直是我国发展努力的一个重要目标。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两个重要决策。一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搭建了体制机制平台。二是全力推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并为适应入世后必然面对的国际竞争新形势作好充分准备。
这一轮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四大经济体之一，成为经济总量的大块头。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在世界上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撑了腰，鼓了气。
如今，我们面临着第三大突破，这一突破是从中共十七大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开始的。我们要通过这次突破，解决“转轨发展”的问题。转什么轨呢？就是转传统式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之轨。
传统式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是以高投入为手段，以高污染高能耗为代价，以实现总量倍增为目的的发展方式。西方国家大多是从这条路走过来的。我们并不否认这种发展方式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由此带来的发展代价，总有一天是要重新补偿过来的。在发展的一定阶段，果断地作出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发展轨道上来，实现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这是现代化发展理念上的一次历史性飞跃。
要实现这一转变，就必须从现代化传统发展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必须从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些旧经验、旧做法中解放出来，创新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模式。要突破对GDP和高投资、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方式的依赖，突破发展理念中拜物主义和拜金主义，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发展方式、发展观念、发展模式，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战略问题，必将成为未来国际竞争新的制高点。如果说，从前发达国家拉开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主要靠的是科技创新、科技革命的话；今后的国际竞争，还要加上一条，要靠发展方式、发展观念、发展模式的创新。
以下是有关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两段话，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1982年9月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2008年4月胡锦涛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结合自身实际、结合时代条件变化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断增加全社会的生机活力，真正做到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
从学别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从搬别人的模式到形成自己的模式，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过程，就是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轨迹。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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