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脉新常态 瞩望新愿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年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与会外国专家认真倾听发言并做笔记。 李 琰摄

“一带一路”首个实体项目中哈国际物流基地， 自2月25日开通中亚铁路货运班列以来运行良好。 新华社发

　　新常态——

　　展示中国政府的高瞻远瞩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经济进入到新常态以后，到底会维持多高的增长率，是所有关心经济发展的人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将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发展态势。

　　20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减慢，去年增长是7.4%，比它长期的平均增长率低了2.3个百分点。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里，李克强总理提出中国经济今年增长目标是7%左右，我个人认为这个目标完全有可能达成，而且很可能会在7%以上。了解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首先就要了解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有多大，以及有没有条件来挖掘那些潜力，把潜力变成现实增长。

　　中国现在人均收入水平7500美元，跟发达国家还有一个相当大的产业技术差距，这就表明中国跟发达国家相比，产业技术升级中还有很大的后发优势。我们可以发现，那些懂得利用与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的其他东亚经济体，如日本、韩国等国在与美国存在同样收入差距水平时，经济发展速度可以达到8%—9%，这样看来，中国经济应该还有10年或更长的时间增长8%的潜力。综合政府债务水平、民间储蓄率以及外汇储备等优势，中国实现7%的增长速度完全可能。

　　中国现在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13%，如果维持7%的增长，每年对世界增长的贡献就将近1个百分点。我们知道，全世界的经济增长率在3％到4％之间，也就是说中国今年与未来一段时间每年对世界增长的贡献率应该在25％到30％之间，中国仍然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引擎。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什么是新常态？概括起来说大概是两个转向：第一点叫做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就是增长的速度下降；第二个特点就是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增长。

　　上述两个特征的进度是不一样的，增速下降已是事实，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是进行时。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是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提出来的，核心问题就是提高增长的质量。根据20年的经验，其中根本的原因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消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才有可能实现我们所期望的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太高、中高速，甚至是中速都不要紧，只要增长质量提高了，都不会有太大的麻烦，困难会一天天地减少。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结构改革一词可以把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在三个关键的领域，我们看到已有一些新的变化。第一是“打扫房间”，即治理问题。通过更加稳健的法治体系和反腐行动来推动治理方式的改进。第二是“净化空气”，通过抑制污染和保护环境实现。第三是“打通路径”，通过投资、贸易和多边对话，来实现与世界的接触和联系。

　　中国跟世界的命运相互交织。实际上，中国在驾驭本国经济适应新常态的过程中，也会给世界带来福祉，包括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和可持续性作出贡献，以及如何采用多边方式解决我们面临的紧迫的全球性挑战等。

　　古利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新常态意味着，作为后发追赶型国家，在与西班牙、英国、意大利、美国等强调生产率的国家打交道时，也必须应对生产率问题，这样才能向全球价值链上端转移。这一转移需要知识，需要更熟练的技术、更多的服务。技术的转型还需要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改变，即长期终身的学习和培训。

　　山姆·威尔士（力拓集团首席执行官）：力拓将近40%的收入来自中国。过去20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的巨大需求支撑了力拓的发展。但现在随着经济增长放缓，需求在萎缩。我其实不担心，我希望中国经历这样的改革和变化，因为中国之前的增长模式是难以为继的，如果不进行这样的艰难改革，问题会变得越来越棘手。我赞赏中国政府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使得中国经济在可持续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其他国家都应效仿中国的做法。

　　很多发达国家因为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而获益，让它们忽视了自己国内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发达国家也要审视自己，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进行改革。

　　去年中国经济增速是7.4%，世界媒体对此做了很多渲染，很多人悲观地说，这是中国经济25年来表现最差的一年，但大家似乎忘记了，我们应该进行有参照的比较，毕竟中国是一个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即使只有6%的增长，所创造的经济增量也相当于日本这样的5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实现12%的增长所创造的经济增量。

　　史蒂芬·罗奇（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我把中国经济新常态称为“下一个中国”。它是和谐、有建设性的，因为差不多30%的参与者都来自农村。随着经济从制造业出口和投资转向服务和消费，对任何经济体来说，增长率都会下降，重要的是要执行好政策，落实深化改革之举措。

　　英卓华（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中国发展速度非常快，不仅是跟过去来比较，横向跟其他需要进行结构改革的经济体比较，中国也走得比较快。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说，我们看到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成为发展路上的“拦路虎”，如果不深化改革，不把经济结构调整得更好，我们将面临非常艰难的时期，不可能取得可持续和稳健的经济增长。对于中国来说，问题并不是要不要打这个“拦路虎”，而是怎么打的问题。新常态下，中国发展最大的风险就是用过去传统的方式刺激经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会与它过去采取的措施很不同，可能需要耐心，因为要在经历阵痛之后才会取得效果。

　　亚投行——

　　将会建立良好治理框架

　　金立群（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同时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在亚洲地区乃至世界各地引起了巨大反响，各方对此寄予厚望。亚投行将是一个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中方倡导建立亚投行，目的是为了尽可能满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巨大的客观需要，中国将通过承担更多的责任，来促进亚洲地区的合作和多赢之举。

　　目前包括印度、印尼、新西兰等域内创始成员国已经27个，域外国家参与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不久前英国率先宣布申请加入，将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当中的第一个西方大国，随后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卢森堡等国家也都提出申请，正在履行相关程序，到本月底，也就是申请成为创始国的截止日期，最终的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将超过35个。

　　中国在亚投行作为第一大股东，是根据亚洲地区中经济的体量确定的。第一大股东的地位不是特权，而是责任，是担当。在美国、日本等一些大国没有参与之前，为了保证股本金达到一定的规模，中国提出出资额可以最高达到50%，以便使亚投行能够如期开张运行。今后，随着更多国家的参与，中国将会单方面地稀释自己的股份，即便在初期，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中国也将遵守国际通行准则。中国不会以老大自居，而是平等待人，有事商量，尽量以达成一致的方式决策，而不是靠投票权决定。

　　一年来，中方对域内外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耐心细致地做了大量解释工作。欧洲发达国家作为创始国参与亚投行，说明它们对中国参与创立的机构有信心，相信亚投行将会建立良好的治理框架，会按照多边机构的规则、国际惯例办事。亚投行的核心理念是精干、廉洁、绿色，亚投行将是高度精简的机构，专业人员全球招聘，我们将配备精兵良将，坚决杜绝机构“拥堵”的现象。亚投行将对腐败实行零容忍，我们会建立相关的制度规定，防止腐败行为的滋生。亚投行将促进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的发展，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共处。

　　我们有决心制定良好的安全保障政策，更有决心把实际的投资落实好、执行好。亚投行对世界银行、亚行是一个补充，而不是替代，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进，而不是颠覆。

　　亚洲大陆茫茫大地一望无际，太平洋印度洋浩浩荡荡，完全容得下所有的这些机构，我们相信绝不会发生互相“踩踏”的事件。令人欣慰的是，世界银行、亚行等机构都对中国创立的亚投行积极鼓励，提供了很多帮助。亚投行将是一个深化互联互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多边开发机构。“一带一路”的建设有利于沿线的国家，也将会给其他地区国家带来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机会。亚投行也将为其他国家提供投资。作为国际机构，我们重视亚洲地区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利益，欢迎北美、欧洲和其他地区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一起合作，共享亚洲地区发展的丰厚收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亚投行将永远是一个公开、透明、包容的国际机构。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中国有充分的理由来成立这样一家多边金融机构，我真的非常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可以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但这不是IMF的使命所在，所以IMF非常愿意和亚投行进行合作。全球有很多地区，尤其亚洲地区需要建设大量基础设施，IMF与亚投行合作的空间更大。

　　英卓华（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任何一项为弥补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而努力的新倡议都会受到欢迎。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巨大，足以容得下这几个机构。世界银行会敞开大门与亚投行合作，目前双方已经在新机构的标准、框架制定等方面展开合作，希望通过合作能为亚投行引入与其他国际机构原则一致的项目标准，确保以一种更可持续的方式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中尾武彦（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亚洲开发银行完全理解中国缘何要发起成立亚投行，因为亚洲地区非常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未来两家银行可以通过合作为亚洲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另一方面，亚洲开发银行也在推进改革，希望进一步提高融资能力。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哥伦比亚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国成立亚投行和金砖银行，顺应潮流。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要加入亚投行，我认为是好事。中国调整经济增速实际上是一个正和游戏，中国和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都能够从中受益。共赢的合作，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每个国家在未来都会面临很多挑战，包括环境的退化和通胀，还有信任的丧失等，这些都是未来的一些核心问题。这些问题既需要在每个国家内部层面上解决，也需要国际之间的合作。

　　杰弗里·萨克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考虑到全球制约因素，未来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转变，其中中国的投资和出口必须要引入新领域。欧盟是中国传统的出口目的地，但未来亚洲、非洲市场可能起到更重要作用。中国提出设立亚投行的倡议非常重要，也完全合适。它是一个强大的宏观经济推动因素，对整个区域也十分重要，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很强的成本优势。

　　“一带一路”——

　　惠及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的宏图

　　何立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回溯历史，在古丝绸之路上，欧亚大陆上的人们排除艰难险阻，跨越千山万水，共同创造了互联互通的典范，从一定意义上说，古丝绸之路是当时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尝试和实践。“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其内涵之一就是打造现代版的互联互通，通过实现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将欧亚大陆两端，也就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和活跃的东亚经济圈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带动欧亚大陆广大腹地区域的发展，进而辐射到亚、欧、非洲，促进形成统一的欧亚大市场，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总体架构，从根本上提升世界贸易体系的自由活力。

　　互联互通不只是修路架桥，不只是平地化和单线条的连通，而应该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更应该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化的大联通。这样的互联互通可以拉近沿线国家在地理空间、物理空间和制度空间上的距离，深化和扩大各国之间的投资贸易合作，加强彼此之间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哈立德·法利赫（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总裁）： 中国关于“一带一路”的开拓性愿景，以世界2/3人口的进一步经济发展为宏大目标。这需要非凡的远见，而这一愿景和任务同等伟大。事实上，这与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的战略规划不谋而合。现在中国与沙特双向顺畅流通的领域不仅有贸易，还有教育、创新、文化和创意。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坚实的道路已经铺就，将中国庞大蓬勃的经济体，与沙特巨大的石油储量和能源驱动的经济体连接起来，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特殊契合。我们还要深挖互联互通方面的潜力，进一步促进双方依存和密切互补的关系。

　　鲍达民（麦肯锡公司董事长）：“一带一路”有其历史背景，我们非常激动地看到中国采取这一新战略。一些西方人觉得“一带一路”当中的“一带”，就是马可·波罗用了4个月时间才能到达的地方，但在遥远的汉代，中国已通过丝绸之路加强与世界的联系。行走海上丝绸之路的郑和，是非常伟大的航海家，他比西方航海家更早发现非洲。大概在1500年的时间里，丝绸之路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通道，那时全球GDP的约58%在中国，约5%的贸易是通过丝绸之路来进行的。

　　“一带一路”将更好地联系世界，带来更好的互联互通、创造就业机会，带来福利和经济增长，我们也希望“一带一路”能更加地清洁、更加地绿色。

　　彭安杰（万事达卡总裁）：“一带一路”的倡议会真正改变世界格局，成为全球贸易发展的推动剂和补充剂。21世纪的贸易已远远超越商事，因为现在是靠信息和创意来推动贸易。“一带一路”战略能让我们创建一个信息高速公路，加快创意和创业的对接。

　　（本版文章由人民日报记者王新萍、王芳、李琰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