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年代----阅读承受之重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预言，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领导干部会存在“本领恐慌”。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提升干部们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成为党的建设一项突出课题。毛泽东1958年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不下10条谈到学习，中心意思是反对不懂装懂、业务稀松的“空头政治家”。他说，“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

 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毛泽东心目中的重大“业务”，是经济建设。这期间，他通过阅读来熟悉业务，掌握新本领，一个重要目的，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这是全新的历史课题，阅读和理论思考承受的任务之重，可想而知。

为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早在1948年9月，国共两党进行战略决战时，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要为迎接未来的新形势而读书，并说：七大提出读五本，如果五本不够，可以选十本，但不要太多。

胜利在即强调读马列，不是平白无故的。当时，确有一些干部认为，“以前我不读这些书，也当了县委书记、地委书记；我现在不读，也能当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这个话反映到刘少奇那里，刘少奇1948年12月在马列学院讲话中表示：“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不读书，可不成。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因此，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这个回答表明，此时强调读马列，是为适应“管理全中国”这个更为“艰难”的新形势。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筹画建国思路，读书问题也提上日程。据当时担任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的张仲实回忆，在会议召开前夕，“中央叫我提出一个学习理论的计划，我就同胡乔木同志商量，拟定了一个学习书目，经中央批准，这就是‘干部必读’十二种书。”在现存的档案中，还有胡乔木当时写的12本书的目录，毛泽东在这个目录上加写了“干部必读”四个字，并请周恩来即刻印发给七届二中全会。3月13日，他在全会总结讲话中说：“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12本“干部必读”，自然不是随便选择的。如果把马列经典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内容，分为革命和建设两大部分，七大推荐的5本，主要阐述如何革命的问题。此时推荐的12本书，除七大推荐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5本外，增加的书目是《论列宁主义基础》《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国家与革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新增书目，涉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思想方法、国家学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建设。强调学习这些内容，显然是为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做准备。他1949年7月1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还说：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而且要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这12本“干部必读”，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党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读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和建设经验，无疑是中央领导层强调学习的首选。刘少奇1949年10月5日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就表达了这种心情：“苏联人民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中国人民将要走的道路。苏联人民建国的经验值得我们中国人民很好地学习。”《论列宁主义基础》提出，列宁主义的实质是，“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毛泽东1950年2月访问苏联回国时发表临别演说，讲自己看见了苏联人民“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互结合的作风”，这“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1953年2月，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历数中国人向外国学习的历程，结论是：古代和近代这两次学习外国，比起学习苏联的规模和效应，那是差得很远。我们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

学习苏联建设经验，一本很重要的书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谈到，这本书告诉我们，在列宁之后，斯大林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1953年10月，他写信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嘱将12本“干部必读”中的《联共党史》六条结束语，印发给中央有关领导和在京参加全国组织会议的代表，“请他们利用停会的两三天时间，加以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加以讨论。”毛泽东当时还规定，中高级干部要普遍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9章至12章。此时，新中国迎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高潮，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也已开始。这几章论述的，恰恰是苏联建设时期的经验，包括如何“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实行新的宪法，等等。这些，都是当时中国面临的重大实践课题。

过渡时期与两本苏联经济书

1952年后，有两本苏联政治经济学著作进入毛泽东的阅读视野，受到格外重视。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苏联科学院组织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51年11月，联共（布）中央为评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召开经济问题讨论会。斯大林根据会上提出的一些问题，于1952年写了《对于和1951年11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和相关的三封信，当年结集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该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工作的一些规律，涉及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三大差别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于1954年正式出版，后经修订，到1958年出了第三版。第三版前言说，新版“更加详尽地分析了两个世界体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过程及其规律性”“补充和更换了一些新的实际材料，对许多原理作了某些发展。”

很明显，《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互为补充，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和理论。对正处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探索经济建设道路的中国，是难得的参考读物，并且来得很及时。

说来得很及时，是因为，就在斯大林思考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在1952年9月24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在当前中国，“性质已经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

中国若要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件大事，毛泽东很谨慎。这年10月，他委托率中共代表团到苏联出席苏共十九大的刘少奇，就这个问题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刘少奇给斯大林写信，介绍了中国当时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的现状，说明了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比重的变化，反映了中共党内“若干同志”以和平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斯大林看信后，在10月24日会见中共代表团时表示：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这个表态，无疑是理论上的支持。恰好，1952年11月，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译本发表，毛泽东立刻找来读了，并在封面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大圈，表示已读一遍。随即，他提出将该书作为在京高级干部的学习材料。12月10日，他又在中宣部关于在京高级干部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报告上批示，“在报上发布学习总结性的新闻报道。”

1953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过渡正式开始。在向这个目标前进的过程中，所能参考的，只有苏联的实践和理论。毛泽东这年3月为悼念斯大林写的《最伟大的友谊》一文，就从这个角度指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他说，这本书“贡献了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的理论”。强调该书对“基本经济法则的理论”的贡献，是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在思考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性质和应该运用的经济法则。

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过渡时期总路线。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性质，毛泽东这年7月在一个材料上的批示是，“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那么，实行“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经济法则呢？在7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提出的意见是：要“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支配下，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则当然存在，不能消灭；……不执行劳资两利，把它变为一利，就是不了解这个法则。”

很明显，毛泽东这时思考的着重点，是避免出现立刻“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法则”的“左”的倾向。为此，他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中央政治局要准备讨论一次价值问题，并让陈伯达负责汇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价值问题”的若干文献，印成小册，先送中央各同志阅读。

到1954年底，在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法则的关系上，毛泽东的思考重点发生微妙变化。这个变化，在他阅读刚刚翻译过来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体会当中，表达了出来。

《人民日报》1954年11月13日和14日，连载《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22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文中说：“随着社会主义成分的形成和发展，决定了新的生产目的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也就产生并逐渐开始发生作用”“在苏联，在过渡时期开始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及其发展法则就已失去自己在国民经济中的统治地位。”这种论述，大概使毛泽东想到处于过渡时期的中国，应该着重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支配作用了。于是，他11月18日致信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向他们推荐《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章译文：“请你们看一下，足见所谓‘在社会主义全部或大部建成以前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说法是错误的。”信中还叮嘱：“请伯达将《新建设》及《学习》上讨论过渡时期经济法则的文章看一下，看有无错误”。显然，他这时候更感兴趣的，是如何尽快扩大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支配和运用范围。

理论认识对实践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微妙。毛泽东当时阅读和运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总体上看，他坚持有关过渡时期实行“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创造性地找到一条社会主义和平改造道路，对民族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具体说来，当他强调必须承认和运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的时候，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时长设想，是谨慎的，说大概要用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的时间；当他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支配作用”的时候，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也就陡然加快了速度。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百科全书”

在“三大改造”的过渡时期，中央领导层1955年春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速度和规模，有一些不同意见，甚至出现争论。为了弄清楚基层农村究竟是怎样搞合作化的，搞合作化中遇到什么问题，合作化起来后有什么好处，好的、中等的和差的农业社各有什么特点，毛泽东阅读研究大量报告和通讯，编辑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为该书写了两个序言。全书收录176篇文稿，90多万字，在当时被称为“农业合作化的百科全书”。

该书第一稿叫《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编于1955年9月中下旬。毛泽东10月11日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谈到：“我用十一天工夫，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你们每个省、每个自治区是不是可以一年或者半年编一本书，每个县搞一篇，使得各县的经验能够交流，这对迅速推广合作化运动有好处。”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中央全会材料印发后，有些省委书记提出，书中的材料已经过时了，应当补充新的材料。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意见，作会议总结时说：《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你们可以带回去，看一看，把你们要增的材料送来，哪些应该抽掉的提出来，应该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按语有不对的地方也提出修改意见。根据各地报来的新材料，毛泽东在1955年12月重编此书。留下原来的91篇，新选85篇。有的篇章，文字太差，他改得密密麻麻，像老师批改作文一样，又重拟大部分材料的题目，把一些冗长、累赘、使人看了头痛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他还为其中的104篇材料写了或长或短的按语。最后定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于1956年1月公开出版。

毛泽东是在兴奋状态中阅读材料，编选此书的。他甚至说，1949年全国解放都没有这样高兴。原因大概是，他原来设想，改造几亿个体经营的农民，变农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制，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没有想到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解决了这么困难的事情。站在今天的角度，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毛泽东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方面，反映了他想迅速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的急切愿望，体现了一个大政治家领导运动的气势和风格，他精心写的不少按语，对于农村建设有积极指导作用，是长期有效的；另一方面，编选此书，也确实是人为地加速了合作化运动的进程，特别是按语和序言中对他认为是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不能说是正确的，助长了当时超越客观实际的“左”的倾向。

毛泽东一直很看重编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事，认为是一次成功的调查研究。在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建国后这十一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是为合作化的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编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有些材料看过几遍，研究他们为什么搞得好，我调查研究合作化问题就是依靠了那些材料。还有一次是关于十大关系问题，用一个半月时间同三十四个部门的负责人讨论。”

从良好开端走向曲折的阅读

怎样搞建设，中国没有经验，开始时不得不照搬照抄苏联的一些做法。对于这种“抄”，毛泽东后来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坦陈“是必要的”，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这种心情，使他这期间阅读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关注的重点发生了变化。他特别看重，或者说他更受启发的，是书中关于列宁怎样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论述。比如，1954年9月，在《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一文中，他讲：“我曾经提到《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二条对马克思、恩格斯就批评过。恩格斯有个别原理是错误的，应该抛弃，拿新的原理来代替它。比如，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采取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但是列宁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采取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式比较好。”在1956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根据《论列宁主义基础》对列宁主义下的定义，提出“列宁主义究竟在哪些地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结论是：“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

强调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其意不难揣测。新中国也已有了七年的建设实践，确实也到了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时候了。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和我国照搬苏联经验的弊病，也相继显露出来。实践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为一个紧迫的历史课题，摆在了探索者的面前。但是，中国不仅没有成套的经验和理论可循，对这个问题甚至也没有开展过系统深入的研究。正如毛泽东1958年11月21在武汉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

毛泽东下决心去“管”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这件一直困挠着他的事情，正是从1956年开始的。不过，理论参考的起点，不得不还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

有件事不是偶然的巧合。在1956年2月中旬到4月下旬，毛泽东听取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意在全面了解经济建设中带规律性的问题。4月4日，正是在听取各部门工作汇报期间，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是第一本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书，还是应该读的。”在读的时候，“大家要动脑筋，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的问题，要按实际情况办事，不受苏联已有的做法束缚。”要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当时阅读和借取苏联经验教训，又“动脑筋”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就是著名的《论十大关系》。

以1956年《论十大关系》和中共八大为标志，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出现了令人喜悦的良好开端。经济方面的发展，格外顺利。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随着突破苏联模式的信心越来越足，随着赶超英美的发展战略的提出，中国在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上，于1958年不期然闯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曲折时期。恰如毛泽东1956年3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预言：苏联第一个搞社会主义，他们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也可能犯错误，甚至是大错误。因为要摸清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不容易。路如何走，不容易。”

曲折起伏的探索思考，不难在毛泽东当时的阅读中看到一些线索。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个基本思路是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他认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仅仅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化，还不足以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体系已完全建立，生产关系中的“劳动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就很不平等，还有差别。在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会议期间，他反复谈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阐述的“资产阶级法权”（今译“资产阶级权利”）这个概念，认为现行的以工资形式的分配制度，就属于“资产阶级法权”。在8月19日的会上说，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8月24日会上又说：搞等级制、薪水制，一是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思想，二是照搬苏联，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

上海的张春桥根据毛泽东的思路，写了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发表在1958年9月的上海《解放》杂志上。毛泽东读后，让《人民日报》转载，并代拟编者按语，提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人民日报》在10月13日转载张春桥的文章后，14日，他在天津又召开了一次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理论座谈会。

在这以后，为了说明人民公社的做法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进一步把自己的阅读延伸到中国古代历史。1958年12月在武汉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批示印发《三国志·魏书·张鲁传》，并写了篇不短的批语，介绍张鲁类似于人民公社的一些做法。诸如，张鲁政权“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总之，张鲁的做法表明，“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毛泽东在这些阅读中获取的思想资源，体现出对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一些误解，进一步推动了当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其影响是消极的。

用两本苏联经济书阻止“共产风”

事实上，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普遍搞起来后，毛泽东就意识到一些做法难以为继。1958年10月，他视察河北、河南等地农村，发现许多地方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共产风”，搞“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无偿调拨农民的财物，急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理论界也出现了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的倾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毛泽东开始纠偏、纠“左”。借助的方法，还是阅读。

读什么呢？毛泽东1958年11月上旬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有过说明：“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除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又说，“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这确实是不得已的选择，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结合中国的实际来研究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理论。

毛泽东再次捡起此前阅读推荐过的这两本苏联政治经济学著作。从1958年11月到1961年，几乎是逢会必讲，领导干部要读这两本书，目的是“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1958年11月4日，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直奔主题：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可以找几十本在这里发一下。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

11月9日，他给全党县委以上的领导干部写信，要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

11月9日和10日，他给郑州会议的与会者们讲解自己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体会：“第二章、第三章，讲商品和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看法？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很有必要。”“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方面，斯大林讲了许多理由。”如此苦口婆心，毛泽东说自己是“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即说服大家搞人民公社不能废除商品经济，不能刮“共产风”，必须运用价值法则作经济核算。郑州会议形成的两个文件《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和《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基本上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这个思路。

在11月下旬召开的武汉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看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材料《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立刻批示印发与会者。11月21日，在会议上又宣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要点，你们看一下。现在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遍。

在195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讲：郑州会议提出研究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家没有看，要拿出几个月时间，请各省组织一下，为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

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前期议程依然沿着纠偏和纠“左”的思路进行。毛泽东在会议开幕当天的讲话中，把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列为庐山会议要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之首。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发动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会议方向大扭转，实际上影响了领导干部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安排。

1960年1月召开的上海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我有一个建议，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至于上半部(资本主义部分)，也要定个期限；今年主要精力恐怕是读经济学；国庆节以前，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

1961年6月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毛泽东依然恳切地说：“我这话一直讲他几年，你们作好思想准备，听厌了，我就不讲了。要重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写得比较好，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三十五年的总结。我们才十一年，写不出政治经济学来。这本书里，斯大林讲了两个经济法则：一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一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必然性。”

1961年6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谈《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只有极少数个别问题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遍。他讲客观规律，把社会科学的这种客观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在两年半左右的时间里，如此密集地阅读推荐两本书，在毛泽东的阅读史上还未曾有过。正是在他的倡导下，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纷纷组织读书小组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刘少奇组织的读书小组，参加者有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书记李明，以及王学文、薛暮桥等经济学家，时间是1959年11月，地点在海南岛。周恩来组织的读书小组，有李富春、陶铸、宋任穷、吴芝圃等中央和省部级领导干部，还有许涤新、胡绳、薛暮桥等经济学家和理论家，时间是1960年2月，地点在广东从化。刘少奇、周恩来阅读讨论中的谈话或笔记，都有留存。

为了让省部级领导干部能够集中一段时间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共中央在1960年初还专门举办了自学和讲课相结合的学习班。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在当时日记中，记载了他参加学习班前后的活动和自己的理论思考。为体会毛泽东和高级干部们互动学习的气氛，不妨作些引述——

1月4日：“今天听一位同志讲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见，分析得很深刻，确实是高度的理论概括。”

1月7日：“这几天，用几个半天读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很有收获。主席、少奇同志讲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开脑筋。”

2月9日：“下午乘飞机从汉口机场到广州来。明天正式开始学政治经济学。每天至少要读一章，不能心不在焉，而要用心读。”

2月20日：“15日听薛暮桥同志讲政治经济学中的若干问题。讲得很好，理论联系实际。16日继续由薛暮桥同志介绍第一单元，胡绳同志传达主席的意见（读书的意见）。18日下午许涤新、吴芝圃、宋任穷、陶铸同志发言。我最后发言，讲了六条，用了半个小时，虽然讲得不深刻，但时间不多。”

2月25日：“10日开始到昨天读完了政治经济学前言和社会主义改造部分，又读了几本参考资料。打算明天开始写笔记。”

3月13日：“补半月来的日记。3月2日学习班正式结束了。文件是读完了，听讲也听了许多，但是消化还是不够。3日下午七时半主席找我们谈话……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这样无限反复地认识问题，丝毫不停留。”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很有文章可做”

毛泽东“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前提是自己作了深入研究。对这两本书，他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究竟读了几遍，无法确证。可以肯定的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除1952年中译本刚出版就读了一遍外，仅1958年又三次阅读。他批注和圈画过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保留下来的有四种本子。有关批注和谈话，已分别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文集》。

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在1958年以前就已读过。1958年第三版出来后，又读。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还专门组织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研读此书。参加读书小组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党内“秀才”。他们边读边议，逐段讨论，毛泽东发表许多谈话。其谈话记录，保存下来的有两个本子。一个叫《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将谈话按问题做了归纳，加了小标题；一个叫《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按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原文顺序，同时印上原文段落和谈话内容。《毛泽东文集》第八卷节选了部分谈话记录，分为四个部分：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

对这两本书，毛泽东始终以分析的态度来阅读。在评论中，常常指出书里哪些讲得正确，值得注意；哪些不正确或不太正确，应该怎样理解；哪些讲得模糊，作者自己都还没有搞清楚。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不足，毛泽东认为：第一章讲掌握规律，但怎样掌握规律没有提出；斯大林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值得研究；这本书从头到尾没有讲到上层建筑，没有考虑到人；基本错误是不相信农民；计划经济有话没有说完；工农业关系、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没有讲清楚；对于轻工业、农业不够重视，等等。

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不足，毛泽东认为：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清楚；书中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书里表达出想用经济力量控制别的国家，对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有利，等等。

毛泽东阅读和评论这两本书，从头到尾都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分析中国在建设中哪些搞得对，哪些搞得不对，原因在哪里，今后应该怎么办。例如，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提出：“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在批语中，他甚至提出，把书中的“‘我国’（指苏联）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一贯联系实际读“本本”的理念，在这里又一次得到生动体现。

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关键时期。说其关键，是指这段时间是从顺利到曲折的一个拐点，正确的、基本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思路常常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层确实面临甚至陷入一些理论思考的困境。但越是艰难，毛泽东越是执著地探索和思考。研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打开了他的思想空间，在认识上前进不少。他的阅读着眼点，事实上已经不局限于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还围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历史课题进行思考探索。

毛泽东读这两本书的批语和谈话，从宏观到微观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难得的观点，其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造性发挥，也有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反思与总结，还有对未来进行经济建设的一些设想。

从大的思路上讲，他的阅读收获有：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但单靠老祖宗不行，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创造新的理论为现实服务；政治经济学不能不接触生产力；干革命，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是管理问题，是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劳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太早；搞建设也要忍耐，不要希望早胜利；我们还没有掌握经济运行的客观法则，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等等。

从具体政策上讲，他的阅读收获有：搞经济计划，我们没有相当充分的研究，未必反映了经济客观规律；社会主义仍然需要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不摸到商品生产规律，会把农民引到敌人那里去；商品生产可以是资本主义的，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限于个人消费品，也应该包括生产资料；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经济体系；将来的城市不要那么大，需要建立许多小城市；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们最好算算土地的价值；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技术一发展，劳动组织和劳动力的分配就要跟着变化，等等。

这些阅读收获，即使今天看来，也非常难得。当然，毛泽东当时的认识还带有不稳定、不完备的特点，其思想发展也就存在多种可能性。但他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进行理论探索的精神，让人感佩。

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感慨

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还提出，“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根据这个建议，周恩来不久即在广东从化组织的读书小组的会议上，布置了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任务，交由经济学家许涤新负责实施。该书由于后来受“文革”干扰，一直到新时期才陆续出版，共三卷，220万字。

当时提议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多少是想了解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和规律，进而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提供历史认识的基础。

事实上，毛泽东内心当时涌动着一股浓郁的心结，希望能够写出适应新形势需要的理论著述。此番心迹，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展露无遗。他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但是，要写出新著作，形成新理论，毕竟不那么容易。对其难处，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有清醒的认识：

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也就是说，没有实践的充分发展，没有足够的经验准备，要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让自己的认识和实践实现从自由王国到必然王国的飞跃，是不现实的。

自由与必然，是恩格斯《反杜林论》阐述的一个重要哲学命题。该书从两个方面谈到二者的关系。一是从认识论方面提出，自由是建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必然性认识的基础上。一是从唯物史观方面提出，进入社会主义，由于摆脱了资本的束缚，生产力不断发展，人们在控制自然规律的过程中，可以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毛泽东对《反杜林论》的这个论断，特别感兴趣。常常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角度，来强调认识、把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比如，1941年，他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长文中，批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不去认真了解中国革命客观规律时，便引用《反杜林论》关于自由与必然的论述，说明自由不在于幻想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进而按规律去改造世界，由此得出结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毛泽东再次遭遇同样的难题。为总结和反思“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反杜林论》的这个论断，也再次成为他认识和理解现实问题的思想工具。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引用恩格斯说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随即评论：“这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可见，计划只是有可能实现经济发展的平衡，但必须要有一个认识过程。所谓认识过程，就是从“必然”逐步到“自由”的过程。

1959年的《党内通信》、1960年的《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1962年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都反复引用《反杜林论》关于“自由与必然”的论述，传达出下面这些掌握规律之难的感慨——

中国共产党经历曲折，犯错误，主要是没有把握自由与必然的辩证规律，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建国后的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找出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到那时，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

1960年代，毛泽东还从哲学上对《反杜林论》“自由与必然”这个论断作出过自己的理解和发挥。在1964年8月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他提出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不仅要靠对必然的认识，更要靠对必然的改造：“恩格斯讲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讲得不完全，讲了一半，下面就不讲了。只讲了一半。单是理解就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理解一下就行了？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起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在1964年12月《对政府工作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毛泽东还把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理解为永不会完结的过程：“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

毛泽东对自由与必然这个论断的两个发挥，重点都落到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要永远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