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谱成山河唱 一曲未了又新声

抗战歌曲诞生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记录着普通民众的流离之苦、爱国将士的冲锋之勇、知识分子的呐喊之切，最终汇聚成整个民族的精神洪流，成为镌刻民族记忆的“活态载体”。

1935年，张寒晖在西安街头目睹东北军将士“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的叹息，含泪写下《松花江上》。歌曲以“九一八，九一八”的反复吟唱，将个体的思乡之痛升华为“流浪！流浪！”的民族悲怆，精准捕捉了国破家亡时最普遍的情感共鸣。

1939年，光未然在黄河壶口瀑布被船工“嘿哟！嘿哟！”的号子震撼，创作了朗诵诗《黄河吟》，冼星海以六天六夜的激情创作为之谱曲，完成《黄河大合唱》。从“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自然伟力，到“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战斗宣言，黄河从地理符号彻底转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而抗战歌曲正是这一伟业生动的注脚。这些歌曲之所以能穿越时光，正因为它们捕捉了一个民族对侵略者的仇恨、对家园的眷恋、对正义的捍卫，成为全体中国人共同的“情感记忆库”。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文艺要服务于人民群众，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的。正是在文化抗战理论指导下，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坚持群众观点、践行群众路线，以艺术化的表达方式，谱写了众多振奋人心的抗战歌曲，凝聚起全民族抗战的强大精神力量。

抗战歌曲深谙民众审美心理，以简洁明快、朗朗上口的曲调打破阶层与地域的隔阂。如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歌》，以“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轻快节奏，将游击战的机智与乐观具象化。这种旋律设计，让抗战歌曲既能在军营中鼓舞士气，也能在田间地头被百姓传唱，让丰子恺发出“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的感慨。

抗战歌曲以质朴的语言讲述民族故事，让伟大的民族精神落脚于具体的个体经历。《歌唱二小放牛郎》以童谣的形式，讲述放牛娃王二小为掩护八路军牺牲的故事，“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的叙事，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融入童真的表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则以“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的直白表述，道出了“共产党带领中国走向胜利”的时代之声。

“对历史，我们要心怀敬畏、心怀良知。”80年过去，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抗战歌曲的精神价值从未衰减。

2025年9月3日上午，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阅兵开始前，3000名高校学生组成的合唱团演唱《松花江上》《在太行山上》《保卫黄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当高亢嘹亮的男声合唱响起，在场民众无不被这份深沉的苦难记忆触动。抗战歌曲绝非封存于岁月的“声音档案”，而是承载民族精神基因、能持续释放能量的“精神引擎”。

当我们在新时代唱响抗战歌曲，不是单纯回望过去，而是要从穿越时空的旋律中，汲取推动民族复兴的现实力量，把对历史的敬畏、对先烈的缅怀，变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扎实步伐，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奏响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的战歌”。

（作者分别系长沙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长沙学院音乐学院院长、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