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事实判断和价值立场的高度统一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讲，评价反映的是一种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也就是主体对客体满足自身需要情况的一种评估，其基本标准在于主体自身的需要及客体自身的属性。人们关于事物的评价合理与否，不仅在于对事实的把握准确与否，还在于立场和价值取向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得出的农民运动“好得很”“没过分”，贫农是“革命先锋”的结论，就是事实判断和价值立场高度统一基础上得出的合理性评价结论。与之相反，站在地主阶级和反革命立场上的人，认为农民运动“糟得很”，是贫农开展的“痞子运动”“过分了”，尽管这一结论也反映了他们与农民运动的关系，即农民运动有损他们剥削利益的客观事实，却从根本上背离了农民运动所代表的社会发展潮流，因而是一种不合理的评价。

基于调查研究得出的正确事实判断

毛泽东非常重视调查研究，调查研究贯穿其革命的一生。1927年，针对当时党内外存在的关于农民运动的种种错误论调甚至责难，毛泽东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目的就是为农民运动正名，大力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农民运动，引导农民积极投身到革命运动洪流之中。毛泽东为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而作的调查，有四个鲜明特点：一是历时较长。1927年1到2月，调查共计32天。二是范围很广。涉及湖南5个县，具体包括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农民运动的具体情况。三是调查仔细。每到一地，毛泽东都认认真真“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四是结论全面。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以报告的形式向中共中央反映湖南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况。

基于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得出的结论主要包括以下三点：首先，关于农民运动的好坏，应得出“好得很”的符合实际、代表革命运动方向的正确结论。党应该据此制定正确的农民运动的政策，要对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的“糟得很”议论进行有力批驳。其次，要充分认识到农民阶级特别是其中的贫苦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革命先锋”的独特作用，要对贫农运动是“痞子运动”的议论进行有力批驳。再次，要对农民协会破坏联合战线的议论进行有力批驳，因为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联合战线。

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结论来源来说，毛泽东得出的农民运动好得很、广大贫农是革命先锋等重要结论，并不是道听途说，也不是闭门造车所得出的错误结论，而是通过自己亲身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基于客观事实得出的正确判断。

彰显毛泽东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篇关于“农民问题的严重性”的论述中，提出了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在农民运动面前不容回避的三个选择项：一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二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三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从价值哲学的视域来看，这三个直指人心的选择项提问，实际上是关乎价值立场选择的提问。毫无疑问，作为革命派，站在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站在维护农民根本利益的一边，只能选择第一个选择项，即“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

“好得很”，既是事实判断，也是价值判断。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调查报告就是为答复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而写的。种种责难中，“糟得很”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总体性责难。这种责难，根本不是基于农民运动的积极意义，而是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一针见血所指认的：“‘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

而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上，站在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上，则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就会充分认识到湖南农民运动是湖南地区广大农民开始觉醒，认识到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组织起来，通过农民协会，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来打倒乡村的封建势力。在以往，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能够充分唤醒农民，没有通过革命真正推翻封建残余势力，而这些残余势力恰恰是帝国主义、反动军阀、贪官污吏统治的基础。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没有实现的目标，现在在农民运动的推动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新气象，因此是“好得很”。

由此可见，一个人的立场不仅决定一个人的工作态度、也决定这个人会得出什么样的评价性结论。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符合历史潮流的合理价值评价结论，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在毛泽东看来，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要实现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目标，就要始终站在包括最广大农民在内的人民立场上。报告中“好得很”的结论，就是基于人民立场得出的合理价值评价性结论；“糟得很”的结论则是基于地主阶级和反动势力的立场上得出的不合理价值评价性结论。

没有“过分”，既是事实判断，也是价值判断。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于农会运动中的举动没有过分的结论，既是事实判断，也是价值判断。如果站在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右派的反动立场上看，“农会权力至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那确实是“过分了”，甚至确实是“乱来了”，因为他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他们的剥削利益遭受了严重损失。但如果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上，站在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上，则能很快发现所谓“过分”观点的明显错误。

对此，毛泽东作了深刻分析：第一，农民运动中所发生的一切，不是农民的胡作非为，恰恰相反，是不法地主、土豪劣绅的卑鄙行为逼出来的。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农民运动是正义的行动。而且，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地主阶级中哪些是作恶多端的、哪些是剥削较轻的，哪些地主需要严加惩罚，哪些地主可以从轻处罚，群众都是明明白白的，农民运动的行为都是合情合理的，不存在过分的问题。因而，正确的结论是农民运动好得很，没过分，是正义的行动。第二，毛泽东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农民革命就是革命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革命运动。当时湖南农民运动中的种种行为，都是革命行为，都不存在“过分”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真正代表好实现好维护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必须做到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有机统一：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在科学事实判断的基础上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另一方面，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人民至上，准确把握人民群众所思所想，要在具体行动中努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