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觉醒年代”里，李大钊对人力车夫做的那次调查不？

还记得“觉醒年代”里，李大钊对人力车夫做的那次调查不？

——“重温经典学调研”系列③

1916年3月，尘烟四起的北京前门大街上，应邀来北京担任《晨钟报》主编的李大钊坐在一辆人力车上，一边询问着车夫家住哪里、生活如何。车夫气喘吁吁地拉着车，直言他们的日子“苦到顶了”“没过过这么憋屈的日子”，李大钊闻言忧心忡忡地望向北京城里艰难为生的人民……

这是热播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一幕剧情。在真实的历史上，李大钊于此时期对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和健康问题做过一次深刻的调查，并于次年2月在政论性期刊《甲寅》上发表了《可怜之人力车夫》，引起了当时知识界对人力车夫群体的高度关注。

社会调查促成李大钊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20世纪初的北京城内路况极差，在八国联军入侵前，日本生产的人力车风靡北京。

这种以人力拉动的两轮小车可以让人足不点地到达目的地，又能比轿车更方便地穿街过巷，逐渐成为北京城中权贵阶级的主要交通工具，人力车夫也因此成为北京城内最常见的劳工。据统计，“当时北京成年男子每九个人中必有一人为人力车夫，三人之中必依一人力车为生活。”这一人数众多，整日拉着车穿梭在大街小巷，靠着微薄收入维持生活的人力车夫，是当时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一大群体。蒋梦麟曾感慨：“北京城内似乎只有两个阶级：拉人力车和被人力车拉的。”

新文化运动时期，受“劳工神圣”和自由平等思潮的影响，知识分子们开始关注底层劳动人民，人力车夫的形象也频繁出现在一系列文学作品中，如胡适的《人力车夫》（1918）、鲁迅的《一件小事》（1919）、郁达夫的《薄奠》（1924）、老舍的《骆驼祥子》（1936）等等。显然，作为近代社会调查的先行者，李大钊比众多同仁更早地关注到了这一群体。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李大钊更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改造要求进行社会调查了解中国实际，更让人动容的是，在这些充满了主观情感的社会调查中，我们能清晰窥见他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手持火炬、守望黎民的温暖身影。

李大钊的社会调查是建立在成熟的专业知识体系上的。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李大钊就对社会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1913年，李大钊赴日进入早稻田大学修习政治经济学，此时社会学刚刚兴起，早稻田大学将社会学放入哲学课内，李大钊这一段求学经历让他具备了现代社会学的学术背景，为他以后的社会调查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

1916年4月，为反对当时日本方面提出的“二十一条”，李大钊与数百名在日中国留学生一起从早稻田大学退学。回国后，李大钊社会学的学术背景和改造社会的愿望相互作用，让李大钊对中国政治和社会保持密切关注，他和一班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的学生一起成立中国财政经济学会，宣称：“本会以研究经济学理及调查事实，以期适用于中国为宗旨。”该学会的主要职责，就是开展研究调查。而他进行社会调查的经历和结果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当时的中国社会，直接促成了他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于“精确之观查”中“求达于真理”

李大钊主张“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回国后的李大钊为探索救亡图存之路，在北京、唐山、上海等地都开展了针对弱势群体和底层民众的社会调查，通过亲身走访观察、与调查对象长期交往获得详实可靠的一手资料。

在《可怜之人力车夫》中，李大钊提出，“苟有精确之观查，年中车夫之殟卧而死者，必以患肺病者居多”，人力车夫之所以常罹患肺病，是由于长期在漫天浊尘中佝偻身躯奔跑，在急促的呼吸中吸入街上浑浊的灰尘，在长时间劳作下影响肺部健康。

李大钊的社会调查不只是简单地揭露人力车夫的悲惨境遇，表达他的同情与义愤，同时也对这一群体的存在现象进行了理性的分析。他说，“夫以理言之，则以人类为牺牲，乃最背乎人道主义；以利言之，则驱尔许之劳力，掷于不生产之职业，乃见讥于经济原理。然以工厂不兴，市民坐困，迫之不得不归于此途，宁为牛马于通衢，犹胜转死于沟洫。京中人力车夫之所由日多者，乃概为救死问题，其他人道、经济之说，皆救死以后事也。”

在李大钊看来，无论是从“理”还是“利”来看，人力车夫这种“职业”的存在都不合理。以人拉人，将一部分人作为其他人的牛马，且报酬低廉，这有违“人道主义”之“理”；让一部分人从事“不生产”，即不直接创造经济价值的“职业”，有违“经济原理”之“利”。但李大钊又同时意识到，人力车夫这种“职业”尽管于“理”于“利”均不合，却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工厂不兴”，经济不发达，“市民坐困，迫之不得不归于此途”，这是人力车夫必然存在的原因。

既然暂时没法杜绝人力车夫这种类似“牛马”的职业，那么又该如何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中呢？李大钊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从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着手。针对当时车夫最容易得肺病的特点，李大钊提出政府应该“令车主每车备一避尘口囊，警察告以理由，令车夫于行路时使着之，一也；冬时备一双手囊，二也；夏时备雨衣帽各一具，置车厢中备用，三也。此等事，若由警察督饬车主为之；所费不多，而车夫之受惠者厚矣。惟关心社会者图之。”

整篇文章虽仅有数百字，但李大钊将人力车夫群体的待遇问题从现象到成因、再到解决措施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特别是他把改善车夫劳动条件的“方案”提得如此具体，如果不是对这一群体的实际状况有深入研究，对车夫的疾苦有细致的体察和真切的同情，是不可能做得到的。也正是他的带动下，针对人力车夫等城市贫民的社会调查在当时备受关注。

心系人民的革命战士

李大钊对社会调查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曾做过很多有影响的调查研究。

1915年—1920年，针对青年自杀率不断攀升的社会现象，李大钊通过大量持续的观察敏锐认识到这是社会矛盾和弊端的极端反映，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调查分析，如《厌世心与自觉心》《新自杀季节》《一个自杀的青年》《青年厌世自杀问题》《论自杀》等。

“五四运动”前夕，受到马克思主义感召的李大钊开始关注工人阶级的状况。通过询问走访在唐山煤矿做工的朋友，李大钊了解了当时工人的真实情况，1919年3月9日，他在《每周评论》发表《唐山煤矿的工人》一文，这篇文章也是中国最早关于工人生活的调查文章之一。

1920年3月14日，蒋梦麟、蔡元培、胡适与李大钊（从左至右）在北京西山卧佛寺合影。

社会调查作为认识社会的一种科学方式，撰写调查报告的文本应当要保持客观，但李大钊从来不吝于在其中表达自己的主观情绪。他笔下字字蕴含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哀怜，并呼吁对他们的社会境遇进行改善。

在《可怜之人力车夫》中他大声疾呼有关部门关照人力车夫这一劳苦群体：“吾人既一时无善策，以拯此惨苦社会于风沙牛马之中，则不能不望以警察之力干涉车主（指出赁人力车者）之设备。俾奔走劳瘁之车夫，稍受涓埃之保护，或足以聊慰其不平之情乎？”

在《唐山煤矿的工人》中他对煤矿压榨剥削幼年工人的行为痛心疾首：“……也有许多幼年人，在那里作很苦很重不该令他们作的工，那种情景，更是可怜。”

在《论自杀》中对于那些被社会环境所影响走上绝路的青年人也报以最大的理解：“我们对于自杀者的个人，不忍加以苛责，说他们不道德，并且对于他们的境遇，要与以满腔的同情。我们对于自杀增加的社会，应细心考察自杀的社会的原因，而寻求那个社会背景的缺陷，以谋改造的方法，而为对于自杀的救济。”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先驱和伟大的革命战士，但他的社会调查却总是带着温和宽厚的理解与体恤，有着情感上的温度、人文上的关切，这也是他的社会调查最为深刻、最为动人之处。调查研究是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也是增进与群众感情的机会和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亲近群众，联系群众，服务群众”，这就需要我们向李大钊同志学习，在调查中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获得正确认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