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重贵在“心和平”
唐代杜甫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府中当幕僚时,有个商人给他送来一条十分名贵的毛毯,名“织成锦”。杜甫一看,马上赋诗一首,让送礼人连同原物一并带回。诗曰:“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贶情。锦鲸卷还客,始觉心和平。”一句“心和平”表达了杜甫拒礼自守、安贫乐道的志向,折射了他的廉洁品行和清白操守,对后人不无借鉴意义。
“心和平”不仅是一种修身境界,也是一种人生智慧。正因为不易做到,才更加需要修炼。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对利诱,是克己戒贪还是贪利伤廉,检验着为官者的定力和德行。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只有不断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才能使追求廉洁自律的高标准成为内在自觉,也是为官者“心平和”的关键所在。
天下没有免费的馈赠。纵观那些落马的官员,他们也不是完全不知道为人办事收人钱物、以权谋私的危害,而是心里有钩子。心理学上有这样一句话,你心里有钩子,别人才能往上挂东西。这个钩子是欲望,也是“心不平”。当欲望与攀比联姻,和自大为伍,就会成为一剂迷魂药,让人迷失自我,身处顺境时自我膨胀,失意时又心理失衡、行为失范。面对欲望要想清楚,“食不过一日三餐”“卧不过一榻之地”,不能过度追逐,如此才不会被欲望所奴役。
无独有偶,明朝有一京官叫董京,当年他被朝廷派遣到山东指挥抗旱救灾,因履职得力,回朝后便被犒赏并加官一级。正当民众口耳相颂时,董京突然说自己是个贪官,还把截留的救灾银两如数退回,并请求将功赎罪,不要升官。对此,他解释道:“山东大旱,尸横遍野,百姓的不幸遭遇,使我寝食难安,深感截留救灾银两的罪过。我之罪,只有我来揭发,才能减轻内心的愧疚,求得宽恕。”“物洗则洁,心洗则清。”董京的言语发自肺腑,其“减轻内心的愧疚”心态就是要求得一份“心和平”。正是这份“心和平”,挽救了董京,后来他终成一位廉洁奉公的好官。
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清正廉洁、造福百姓,治理钱塘湖,留下“白公堤”的赞誉,但其离任时,却为自己做的一件“小”事倍感羞愧,自责写道:“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檗。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为这两片石头,白居易都觉得可能伤了自己的清白。试想,如果那些落马的贪官在思想滑坡之初,或是在腐化堕落之前,能够主动自重自审,及时纠正思想偏差,在犯错误边缘幡然醒悟,结局何至如此。
清人张廷玉在《澄怀园语》中写道:“但我意以为:人生之乐,莫如自适其适。以我室中所有之物而我用之,是我用物也;若必购致拣择而后用之,是我为物所用也。我为物用,其苦如何?”作者告诉我们,物应当为人所用。如果被物品所支配、所役使,由此而带来的苦恼和麻烦,不知会有多少呢?廉洁从政“心和平”、本分做人守初心,只有“人不为物使,心不为物役”,把各种杂念遏于初萌、止于未发,在风浪考验中才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抚古鉴今,心明如镜。廉洁还是贪婪,关键在于内心能否“心和平”。心是花园,清廉为种。唯有勤扫思想“花园”,播好廉洁“种子”,清除贪念“杂草”,始终把廉洁自律作为一种境界来提升,作为一种操守来涵养,常怀“心和平”,方能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事事以党纪为尺,处处以国法为鉴,确保人生立得正、行得稳、走得远,让“心和平”平安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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