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重贵在“心和平”

唐代杜甫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府中当幕僚时，有个商人给他送来一条十分名贵的毛毯，名“织成锦”。杜甫一看，马上赋诗一首，让送礼人连同原物一并带回。诗曰：“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贶情。锦鲸卷还客，始觉心和平。”一句“心和平”表达了杜甫拒礼自守、安贫乐道的志向，折射了他的廉洁品行和清白操守，对后人不无借鉴意义。

“心和平”不仅是一种修身境界，也是一种人生智慧。正因为不易做到，才更加需要修炼。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对利诱，是克己戒贪还是贪利伤廉，检验着为官者的定力和德行。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只有不断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才能使追求廉洁自律的高标准成为内在自觉，也是为官者“心平和”的关键所在。

天下没有免费的馈赠。纵观那些落马的官员，他们也不是完全不知道为人办事收人钱物、以权谋私的危害，而是心里有钩子。心理学上有这样一句话，你心里有钩子，别人才能往上挂东西。这个钩子是欲望，也是“心不平”。当欲望与攀比联姻，和自大为伍，就会成为一剂迷魂药，让人迷失自我，身处顺境时自我膨胀，失意时又心理失衡、行为失范。面对欲望要想清楚，“食不过一日三餐”“卧不过一榻之地”，不能过度追逐，如此才不会被欲望所奴役。

无独有偶，明朝有一京官叫董京，当年他被朝廷派遣到山东指挥抗旱救灾，因履职得力，回朝后便被犒赏并加官一级。正当民众口耳相颂时，董京突然说自己是个贪官，还把截留的救灾银两如数退回，并请求将功赎罪，不要升官。对此，他解释道：“山东大旱，尸横遍野，百姓的不幸遭遇，使我寝食难安，深感截留救灾银两的罪过。我之罪，只有我来揭发，才能减轻内心的愧疚，求得宽恕。”“物洗则洁，心洗则清。”董京的言语发自肺腑，其“减轻内心的愧疚”心态就是要求得一份“心和平”。正是这份“心和平”，挽救了董京，后来他终成一位廉洁奉公的好官。

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清正廉洁、造福百姓，治理钱塘湖，留下“白公堤”的赞誉，但其离任时，却为自己做的一件“小”事倍感羞愧，自责写道：“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檗。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为这两片石头，白居易都觉得可能伤了自己的清白。试想，如果那些落马的贪官在思想滑坡之初，或是在腐化堕落之前，能够主动自重自审，及时纠正思想偏差，在犯错误边缘幡然醒悟，结局何至如此。

清人张廷玉在《澄怀园语》中写道：“但我意以为：人生之乐，莫如自适其适。以我室中所有之物而我用之，是我用物也；若必购致拣择而后用之，是我为物所用也。我为物用，其苦如何？”作者告诉我们，物应当为人所用。如果被物品所支配、所役使，由此而带来的苦恼和麻烦，不知会有多少呢？廉洁从政“心和平”、本分做人守初心，只有“人不为物使，心不为物役”，把各种杂念遏于初萌、止于未发，在风浪考验中才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抚古鉴今，心明如镜。廉洁还是贪婪，关键在于内心能否“心和平”。心是花园，清廉为种。唯有勤扫思想“花园”，播好廉洁“种子”，清除贪念“杂草”，始终把廉洁自律作为一种境界来提升，作为一种操守来涵养，常怀“心和平”，方能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事事以党纪为尺，处处以国法为鉴，确保人生立得正、行得稳、走得远，让“心和平”平安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