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中国与世界（三）

能摆脱困扰吗？

问：似乎有必要专门谈谈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基辛格讲的“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常常被中国人引用。这大概是中美两国面对百年变局的一个困扰。当前的中美关系，应该如何描述？

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中说过这样的话：“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和多元化的。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样至关重要。”

中国也把中美关系看成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定位为最重要的“大国关系”。

中美两国，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综合国力迅速上升，一个实力依旧超强但显露疲态；一个努力获取与自身发展相称的影响力，一个很不情愿与他国保持平等和尊严的关系；一个拥有东方式的古老政治文化传统，一个饱受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滋养；一个说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说要让美国“再次伟大”。

两国之间出现各种各样分歧、摩擦，乃至一定程度的冲突，并不意外。

我比较赞成中国学者张宇燕的观点，他说：100年后的历史学家，在回顾人类目前正在经历的这段历史变迁的时候，可能性比较大的是把百年变局概括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的复兴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对东方复兴的回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大致经历过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冷战格局下的“战略冲突”，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结束。第二阶段是冷战格局逐步走向消解过程中的“战略靠近”，到1989年至1991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结束。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战略接触”。现在，美国已经正式放弃“战略接触”政策，转而采取一种尚未定义清楚的“战略竞争”或“战略博弈”，使中美关系进入第四阶段。

进入第四阶段的标志，是2018年美国政府相继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等政策文件。这些文件明确把中国视为主要对手、竞争者、修正主义国家，把中国和俄罗斯作为长期对手。美国对华政策的质变已经出现，中美关系进入不确定地带。这大概就是基辛格说的“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的意思。

美国追求的是扼制为主、合作为次，或者叫做全面扼制、有条件合作；中国希望双方能够建立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或者是有准备的平等竞争、有边界的平等合作。双方的选择，现在还没有形成定局，正在经历“阵痛期”。

问：一般认为，美国出现战略转变，是因为它觉得此前的“战略接触”失败了，不仅没有按预期的方向改变中国，反而让它崛起了。

答：“战略接触”没有改变中国是一个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1972年，尼克松和基辛格实现对华关系的突破，其初衷并不是今天人们说的那种天真期待，即通过接触，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美国的目的很现实，也很明确，就是在美苏冷战对峙中，通过和中国的接触，对苏联形成某种牵制，以加强自身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以后，美国才转而期望中国的发展方向发生改变。但无论中国是不是按美国的意愿塑造自己，只要中国仍在崛起，只要中国的发展让美国觉得对自己不利，它就不会坦然面对。

这不是孤立的推论。看看苏联解体后，美国如何对付俄罗斯就明白了。中国和俄罗斯是很不一样的国家，两个国家为数不多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大国，都不想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政治制度也与美国不同。任何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国家，都会被美国视为竞争对手，实行战略遏制和政治打压。

如果一个国家仅仅是政治制度与美国不同，但服从美国的安排，它是可以容忍的；如果一个国家“块头小”，政治上的分歧也是可以容忍的；如果你像中国、俄罗斯这样是大国，又不跟着美国跑，还和美国存在制度上的差异，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便足以让美国有扼制你，打压你的意愿。

问：和中国搞“战略竞争”，美国应该具有其内在的依据和动力。

答：一名叫李普塞特的美国政治学家，曾经写过一本《美国例外论》的书。我觉得，传统的“例外论”思维，是美国对外冲动的重要驱动力。

什么是“美国例外论”？“自由帝国”“山巅之城”“地球最后和最好的希望”“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不可或缺的国家”等等，这些，是历届美国总统和政要不断总结与灌输给民众的“关键词”。

这些关键词彰显了美国应有的自信，同时也塑造了美国看待外部世界的一个基本假设：美国在各方面是世界楷模，因而承担着特殊使命，注定且有资格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独特的领导作用。我是“白”的，和我不一样的东西就可能是“黑”的，黑白之间不能相融。

人们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在国内声称讲民主，推行多样性，崇尚法制，看起来好像“讲道理”。

拜登2021年1月在就职演说中呼吁：

我们可以把彼此视为邻居，而不是对手。我们可以有尊严地互相尊重。我们可以联合起来，停止喊叫，减少愤怒。因为没有团结就没有和平，只有痛苦和愤怒。……让我们重新开始倾听彼此，看见彼此，尊重彼此。我们必须拒绝这种事实本身被操纵甚至被捏造的文化。

说得多好呵！可惜，这只是说给美国人听的。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还是习惯采用非常“不美国”的方式，忘却了对自身的期许和愿望，看不到“彼此”，也不再“倾听”，更难“有尊严地互相尊重”。谁不听话，就要“教训”谁，而且凭“拳头”说话，总是绕开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决议，对其他国家实施“长臂管辖”。

这样的“世界胸怀”，对任何新发展起来具备某种能力的国家，它拒绝、防止和遏制，也就在所难免。如果你说自己没有任何意愿和美国发生冲突，它是不会相信的，因为你具备某种能力，那就是你的意愿。在美国自身的经验中，“逢强必霸”是很自然的，于是，“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在美国开始流行。

问：你怎么看美国学者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说法？

答：这是一个讨论大国关系的话题。修昔底德是古希腊公元前五世纪的历史学家，他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述了公元前5世纪发生的，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战争。经过长达27年的惨烈较量，雅典失败了，但胜利者斯巴达也未享受到胜利的果实，“希腊世界”从此由盛而衰。

修昔底德认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拉姆·艾利森，把这句关键的话理解为：一个崛起中的新兴强国，必然对古老的霸主发起挑战，从而触发世界范围的冲突，冲突的结果会是灾难性的。

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说法的来由。我疑心，有人利用学者们的历史研究成果，当作阻击中国的借口。这个说法在相当程度上激活了冷战遗留下来的“零和思维”，实际上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另一种表达。

问：难道你不觉得世界发展史上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陷阱”吗？

答：从历史上看，一个崛起的大国确实会引起既成大国以及周边国家的担忧，并出现矛盾，这是地缘政治的一个规律。如何化解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对中美两国确实是个严峻考验。

习近平主席多次申明中国的主张。2014年1月接受美国《世界邮报》专访时，他说：我们都应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必霸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2015年9月在美国西雅图演讲中，他又提出：中美双方要“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要加深对彼此战略走向、发展道路的了解，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防止战略误解误判。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有的理念和观点，一旦被握有权力的人去尝试运用，原本不会发生的事情则有可能发生。“修昔底德陷阱”，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危险的预设。

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美国战略学家约瑟夫·奈说，“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论断，“在传达一种历史是不可避免的感觉，其实是十分危险的”。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的洛德也说，“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过度了”。他们显然看到了把中美拖向这个“陷阱”的危害。

问：我感觉，美国对中国的抵触和不放心，已经不是个别人的选择。美国的政治精英，还有许多老百姓，似乎出现一种“不喜欢中国”的心理氛围。

答：美国老一代“知华派”，像费正清、傅高义这些学者研究中国，是从“有些好感”至少是“好奇心”开始的，继而研究中国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变化，从真相开始来评判。今天不少“少壮派”中国事务学者，好像不是这种套路了，他们研究中国，大多从媒体上扑面而来的“黑”中国的信息搜集开始，而且急于把自己的想法和情绪传导给更多的美国民众。

美国现在处于战略焦虑期，不像以前那样自信了。一些不大理性的情绪、观念和声音，通过政治体系的转化和输出，支配着美国的对华战略。

问：你说美国的一些选择有不理性的地方？

答：美国对中国做的事情，确实有不理性的地方。

华为集团是中国的高科技公司，这家公司的灵魂人物任正非，在瑞士达沃斯2020年年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

华为原本是亲美的公司，华为今天之所以成功，绝大多数管理都是向美国学习的。我们雇用了几十个美国顾问公司，教华为怎么管理，使华为的整个体系很像美国，美国应该感到骄傲才是，它的东西输出给华为带来发展。但是，美国却采取能够采取的一切手段，来打压华为，禁止美国企业向华为出口技术部件，还游说欧盟和亚太盟友，禁止使用华为的5G技术。

2020年2月14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官员声称中国试图通过华为来输出“数字专制”，影响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安全。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傅莹女士当场提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引进了西方各种各样的技术，但政治体制并没有受到这些技术的威胁，为什么华为的5G技术到西方国家就会威胁到政治体制呢？“你真的认为民主制度如此脆弱，会受到华为这家高科技公司的威胁吗？”场上响起一片掌声，美国官员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显然有些力不从心，很吃力。

任何国家都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世界毕竟需要平等相处，不应该把自己的利益和规则蛮横地凌驾在其他国家利益和国际规则之上。遇到问题总要讲道理，通过谈判来解决。美国目前的战略焦虑，使它失去了这样的耐心。人们已经很难看到，世界上头号强国应有的道义高点和风度。

问：中国人之所以这样评论，或许主要原因是在中美冲突中，中国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答：这是两败俱伤的事情。中国的利益固然受到损害，但美国的利益也不会安然无恙。美国做两败俱伤的事情，留给盟友和其他国家的印象，也不那么光亮。

美国的战略步骤是拉拢盟友，一起来对付中国。百年变局下，各国都有自己感受和判断。要求他们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队，是件强人所难且有失风度的事。结果，除少数国家听了进去，多数国家对美国的要求实际上是应付了之。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得比较中肯：“美国很难或者几乎不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供应国，就像美国自己没有中国市场是不可想象的一样。但中国也无法取代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地位。”“基于这些原因，亚太国家不希望被迫在美中之间作出选择。它们希望与双方培养良好关系。它们承受不起疏远中国的代价。”

担任过法国总理的拉法兰表示：“我很高兴看到中国有自己的雄心并取得了惊人成就。面对这个强国，我们应该问自己，欧洲是该对抗还是通过对话施加影响？”他希望欧洲不要成为中美两国“乒乓竞赛桌”上，那个被打来打去的“乒乓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