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湖南】 湘江的曙光
——----新民学会始末

《湘江评论》印刷处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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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

1960年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新湘评论》刊名。右为1960年创刊号和2007年复刊号

今年是新民学会成立90周年。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萧三等13人，在长沙湾镇蔡和森住宅召开会议，宣告新民学会成立。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是我国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一个影响最大的革命团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它是湖南反帝反封建的核心组织。它揭开了湖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给黑夜漫长而政治腐朽的中国带来了新的曙光。

新民学会成立之初，毛泽东、蔡和森就有向政党发展的远见

1918年7月27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信中追述新民学会成立时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地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其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这是指毛泽东、邹彝鼎起草的会章，对学会的发展前途写得较多、较具体，有将新民学会逐步向政党发展的内容。而萧子升则力主会章写得简明，现在能做的就写上，不能做的就不写；是学术团体，限于研究学术，修养道德，不能带有党派气味。对此，《新民学会会务报告》有记载：“会章系鼎丞、润之起草，条文颇详。子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事的条文加入，颇加删削。”删去的条文，是对学会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即向政党方向发展和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环境的问题。

力争“三年之内，务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

学会成立后的第一项活动，就是“以才为基，向外发展”，组织留法勤工俭学。1918年7月26日，毛泽东致信蔡和森，提出“才、财、学”三者的关系，认为这三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三者中是以“人才为基，有人就可以生财”。改造社会，需要人才；建设国家，需要人才。人才的培育有多种途径；赴法勤工俭学，是一个途径，应该鼓励会友们去。但是，人才“要讲经济”，有计划的分布，不要集中在一处，天涯海角都要去人。要有人去法勤工俭学，也要有人去东南亚从事华侨教育事业，还要有人留在国内从事中小学教育，从多方面培育人才。

蔡和森赞同毛泽东“才、财、学”的意见，复信说：“弟深以为然。三年以来，每觉胡林翼之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故弟住刘家台子时，未尝不想当教员。”

蔡和森在北京为新民学会会友们联系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时，在北大图书馆拜访了李大钊，受到很大启发，连续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仿效列宁”，“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要以“一人之忧共诸天下，以天下之忧纳诸一身。”“三年之内，务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因此，他提议：新民学会要注重人才培养，尽力动员有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

创办《湘江评论》，推动“五四”运动深入发展

新民学会成立后，会员们很想办一个刊物，共同探讨“个人及人类生活如何向上问题”。特别在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大家更加感觉到必须办一个刊物，以巩固群众的革命热情，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推动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于是，毛泽东代表学会与时任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的新民学会会员彭璜等人商议，决定以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创办《湘江评论》，并由毛泽东任主编。

《湘江评论》第1期于1919年7月14日问世。毛泽东参照《每周评论》的形式，辟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湘江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湘江评论》是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全系白话，文字通俗、生动。

《湘江评论》从主编到组稿、编辑、发行，几乎都是由新民学会的成员承担。除毛泽东外，彭璜、萧三、何叔衡、熊瑾玎、陈子博、周世钊等是主要撰稿人，印刷、出版、财务等工作，由易礼容承担，发行工作则由李凤池负总责。毛泽东更是以大部分精力主编这个刊物。从创刊号到第4期，他共撰文41篇，长者近万字，短则几十个字。《湘江评论》的重要文章：《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都出自毛泽东手笔，足能反映《湘江评论》的思想倾向。

在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的努力下，《湘江评论》以精深的议论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大无畏精神，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影响。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共同主编的《每周评论》，在第36期上专门载文介绍《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北京《晨报》则赞扬《湘江评论》“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是当今少见的新刊物。”

《湘江评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崭新的战斗姿态，引得各地青年争先购读。新民学会会员唐耀章在省学联领取50份到街头叫卖，刚走到东长街就抢购一空。第1期第1次印2000份，一天卖完，加印2000份，不到3天也卖完。从第2期起印刷5000份，仍不能满足武汉、广州等外地的需要。在那个年代，在那样的环境下，有如此大的发行量的报刊，是比较少见的。

拜访魏金斯基，接受陈独秀回湘建党的重托

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成员，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代表魏金斯基，受俄共远东局派遣，来到中国，在北京会见李大钊。5月，又到上海会见陈独秀等人，商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问题。

5月5日至7月初，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彭璜、李思安等正在上海。他们利用这一机会，拜访了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和陈独秀，并接受陈独秀的重托回湘建党。对此，曾参加了这一行动的彭璜在《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中是这样记载的：

“我记得前次在上海会见一位吴先生。（吴先生即魏金斯基----引者注）他是提倡国际主义的。他是很希望用十分和平十分圆满的手段来达到国际主义的目的，所以他说俄国的革命，不幸在这过渡时代，近于多数专制----就是劳农专制。但人民的知识与道德，不能站在同一水平线上的时候，社会的改造，只有比较的圆满与和平的方法。‘无为之治’恐怕是不可能的。所以和平的世界，是俄人革命的目的。劳农的政府，是俄人革命不能避免的手段，也恐怕是全世界革命必经过的阶段。”

7月初，毛泽东、彭璜、李思安告别上海前，向陈独秀谈了回湘的打算。陈独秀对他们的计划很赞赏，同时也透露了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已建立。陈独秀对毛泽东等人组织的新民学会在湖南的活动深以为然，并肯定地说：“你们的计划如能实现，也是建党的最好准备。”毛泽东、彭璜激动说：我们想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在你指导下，再着手建立“共产党”。今后还有许多事要请你指导。陈独秀点点头，说：“多联系。”

蒙达尼和长沙新年会议：为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作了干部上思想上的准备

1920年7月6-10日，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开会，讨论学会宗旨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问题。蔡和森、向警予与萧子升的争论很激烈。

蔡和森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我现认清社会主义的重要使命是打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

向警予完全同意蔡和森的观点。

但是，新民学会的另一位成员萧子升，却不赞成蔡和森、向警予的观点。他极力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当时，还有的会员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的蒲鲁东式的革命。

会上意见纷纷。张昆弟建议将不同意见整理，寄给毛泽东，看看长沙会友的见解。与会者一致赞同。

会后，蔡和森给远在长沙的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特别指出组织共产党的重要性：“我以为，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否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

1921年元月1-3日，留在长沙大本营的新民学会成员，也在文化书社举行了新年会议，继续讨论蒙达尼会议上争论的问题。

毛泽东首先报告了留学法国会友的见解，并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何叔衡明确主张“过激主义”，并说：“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陶斯咏发言：“从教育上下手，我从前也做过这样的梦想，但中国在现在这种经济状况下，断不能将教育办好。我的意见，宜与兵士接近，宣传我们的主义，使之自起变化，实行急进改革。”

陈章甫回顾说：“从前单从平民方面看，以为社会政策亦可，但后来从各方面看，知道社会政策不行，所以我现在也主张布尔什维主义。”

陈子博也极力赞成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第一步激烈革命，第二步劳农专政。”

彭璜也作了精彩的发言。

这次会议仅就走什么道路问题讨论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表决的结果是：参加会议的18名会员，赞成布尔什维主义的12人。

蒙达尼会议和长沙新年会议，标志着新民学会已成为奉行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从而为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作了干部上思想上的准备。

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给毛泽东信中明确提出：“我意中国于二年内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

9月16日，蔡和森给毛泽东信中重申：“我认党的组织是很重要的。”“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接下来，蔡和森具体地介绍了布尔什维克的组党经验，提出了在国内组党的设想。他希望毛泽东“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毛泽东对蔡和森的两封信“深切赞同”，“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也认为自己从上海归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实现陈独秀的重托，为建党做准备。

在此期间，毛泽东、何叔衡还两次邀请陈独秀来长沙指导建党。后来，由于多种原因陈独秀没能到长沙指导建党，但他却为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寄来了党纲草案、青年团章程和《共产党》月刊，这对加快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立进程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1920年11月底至12月初，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蔡和森书信的督促下，在陈独秀的重托和指导下，终于在新民学会的基础上诞生了。这是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在成立新民学会时就有的“经纶天地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初衷，也是新民学会发展的必然归宿。1921年3月，新民学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自然停止活动。

（作者系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