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3 书把人与猴子分了类

读书是人类的专利，人类创造了书籍这种方式，用来传承知识，积累文化，涵养情志，使新一代的知识起点承接在上一代的知识终点上，步步登高，走向辉煌。如果到动物园，看见猴子拿着书来读，那大家会感到很滑稽；但是如果看见小孩拿书来读，那大家都会去称赞他，觉得他有出息。这就是说，书把人与猴子分了类。

读书是开发和释放人的潜力的重要途径。书可以是上下数千年、远近数万里的人写成的，但读书可以超越时空界限，可以与人类文明进行无障碍对话。今天可以同李白、杜甫对话，明天可以同荷马、但丁对话，只有人才能享受这种无障碍对话的读书乐趣。书籍积累、交流、传播着知识，日久天长，川流不息，它已经交织成现代知识社会。因此，在现代社会不读书的人不能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

读书是一种终生的施行、终生的事业

知识和学问是无限的，生命是有限的，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持之以恒，把读书作为终生的习惯。欧阳修曾经说到他最好的文章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他提出“三上”的说法：枕上，马上，厕上。他平时对文章苦苦思虑，全神贯注，才能在不经意中灵感突然袭来。不是书要我去读，而是我要读书，永远当主语的人是大写的人。条件人人有差别，读书的欲望全然在我们自己，要充分挖掘、发挥你遇到的每个机遇所提供的可能。

学习的欲望是一种知不足而求足的欲望。要保持这欲望，使它长盛不衰，在一些关键时刻就要超越种种精神障碍，处劣势时发现自己的优势，翻过一面看问题。

自己是自身潜力的载体，潜力的释放，精神的解放，自己最知深浅，自己最知可能。所以，首先要自己主体性的觉悟。最可怕者，是折断自己的主心骨。开拓可以认识自己的潜力。别人用8个小时读书，你花上10个小时读书，把应该读的文献梳理一遍，才能在学科领域获得充分的发言权。同时建立自己的信心。

有的人知识比较系统，本是好事，但是写文章容易落入教科书框套。有的人知识比较芜杂，本是坏事，却往往有自己的体会，不入框套，一旦成熟，就多少有点创造性。这很重要。研究工作贵在创新，如果别人怎么讲你就照着讲，是不可取的。所以，要善于发现自己的精神优势，欣赏和发挥自己的这种优势，把它落实到刻苦上，建立学术上有根柢的创新机制。

围绕着一些有价值、有兴趣的领域，对与它相关的各种材料进行竭泽而渔式的阅读，相互比较揣摩，从它们之间微妙的差别、不同层面的变化、甚至相反相成中，发现深层的文化意义和精神体验。这样，你的思想就自由了，你就有了发言权。因为人家没读的你读了，人家没读那么多而你读了那么多，人家没注意到的你注意了。

作为专业化读书方式的竭泽而渔，耐人寻味。陈垣先生当过北师大的校长，是与陈寅恪齐名的历史学家，堪称“竭泽而渔”治学方法的典范。他为了搞清《元史》中不时出现的“也里可温”这个词的含义，就把210卷的《元史》全部读了一遍，把所有“也里可温”的条目全都抄录下来，然后把蒙古白话写成的《圣旨碑》和其他元代书籍里有关“也里可温”的材料进行参证，终于发现“也里可温”就是元朝基督教各种派别的总称。并写成了《元也里可温教考》等文章。前辈学者这种见疑不放，对于有价值的、但别人不甚经意的疑难问题穷追不舍，从不一知半解，舍得竭泽而渔的治学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

读书是一个以我的生命来对证思量书中生命的过程

书之为物，不仅仅是冷冰冰的墨迹和纸张，它有体温，渗透着昔者或彼者的生命体验和智慧表达。英国诗人弥尔顿说过：“书籍绝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它包含着生命的结晶，包含着像他们的子孙后代一样活生生的灵魂；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小瓶子，里面储存着那些撰写它们的活着的智者最纯粹的结晶和精华。”

历史学家吴晗说过：“要想学问大，就要多读、多抄、多写。要记住，一个人想要在学业上有所建树，一定得坚持这样做卡片、摘记。”唐先生也认为，大凡读书，一定要做读书笔记，不要自恃年轻时记忆力好，就不做笔记，如果那样，书读多了容易混杂，年纪大后记忆衰退，就难免要吃亏。唐先生晚年写鲁迅传的时候，想找一个材料，鲁迅曾经说过他的父亲喝醉时老打他母亲。所以，鲁迅从不喝醉。这段话在哪里？他查找了半年没查到，又找了鲁迅博物馆研究员，也没查到，后来偶然读书时，发现在萧红回忆鲁迅的文章里面。因此，他一再告诫，必须做笔记，不要相信你的记忆力好。如果把鲁迅跟酒的关系都记在一个本子上，一查起来不就很方便吗？也就用不着花半年时间去大海里捞针了，一有感受就写下来，要赶快，不要偷懒。

既然把读书当作人与书的生命的对证过程，是过程，就要设计好自己阅读的阶段性，处理好阅读注意力的集中和转移，逐渐把自己训练成一个设计自身学术拓展的战略家。记笔记，关注对证过程的生命痕迹的记录；设计，关注生命对证的过程性的衔接和超越。

反思过去，我读书做学问打破了不少规矩。比如，古今贯通的作法，在当时也是越出规矩的。按照当时的学科分割体制，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是隔行如隔山啊，不光是时段的问题，不光是知识结构的问题，还有评价体系、工作规范和思维方式的问题，实在贯通之途，关隘重重。而且既然破了当时的一些规矩，人家用五分功夫，你得用十分，做到人家挑不出你的毛病。就是说，在现代小说史研究上建立自己哪怕一点点优势，在转移自己学术注意力的时候不要脱离这个优势，还要依凭这个优势开发新优势。若能这样，就在当时学科分割得隔行如隔山的情形下，为自己准备了从山的这面走到山的那面的一块垫脚石。有这块垫脚石和没有这块垫脚石很不一样，它为读书过程建立了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两个不同的学科分支的对话系统，从而为古典小说研究投入新眼光、新思路，才能得出一些为现代人感兴趣的话题和见解。

读书的设计是一个立体性、动态性的设计。围绕着某个问题、某种原有优势的拓展，既可以在纵向上涉及古今，又可以在不同层面上涉及中外以及诸种学科。知今不知古，就罕能清理出事物的原理；知古不知今，就罕能悟透事物的意义和它运行的曲线；知中不知外，就容易使自己的知识封闭起来；知外不知中，就容易使自己的知识失去根，变得虚浮空泛。古今中外在某一个问题上进行互参，是读书深入以后应该追求的通则。我在1992年为什么要到牛津做半年客座研究员，就是要读西方叙事学著作。七百多年前波斯诗人萨迪在跋山涉水、托钵化缘的漂泊生活中，就说过“没有求知欲的学生，就像没有翅膀的鸟儿”这样的话，难道我们在开始航天的时代，就不需伸展起翅膀，翱翔于中外古今的知识空间吗？

既要以智慧读书，又要在书中读出智慧，读出深度，读出精彩，读出意义

世界上书籍之多，用汗牛充栋已不足以形容，说是浩如烟海一点也不过分。要保持一颗纯朴的心去认知书中的原本意义，已是难乎其难的事了，戴着不止一种颜色的眼镜走进书海，难免会坠入五里雾中。因此，我提醒大家，读书要重视自己的第一印象。这是我们文学所老所长何其芳讲过的一句话，读书要重视第一印象。有感悟力、有感觉的人，第一印象是鲜活的，抓住新鲜的思想萌芽，上下求索，推演出一个新的理论。读书要首先不淹没自己，然后才能挺直腰杆与五花八门的思潮进行创造性的对话。切不要被一些现存成见和空泛术语套住，诸如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等等，不要被这些大概念束缚，以至遮蔽眼睛。首先看看李白、杜甫原原本本的是什么，我读了之后首先感觉到什么。杜甫有一首诗《赠花卿》：“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说花敬定将军请他吃饭，奏的曲只能在天上，在长安，皇族那里，朝廷那里听到，人间能够得闻几次呢？如果先入为主地相信宋人、明人出于忠君思想的解说，就会人云亦云地认定杜甫在讽刺花敬定，讽刺他僭越非分，在宴会上采用了皇家才有资格享用的礼乐制度。事情果真这样吗？现在一些注本都是这样讲的，沿袭明清时代的诗话诗评。这样讲似乎有学问，似乎很保险，但是实际上放弃了还原和创新的可能。杜甫还写过一首赠给花敬定的《戏作花卿歌》，称赞“成都猛将有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歌颂他平定叛乱勇猛剽悍的能力，说朝廷为什么不把他调到中原平定安史之乱，“既称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东都”，却在这里守成都？既然如此，人家把你视为知交，请你吃饭，给你奏好音乐，你竟然还讽刺起他来？杜甫如果这样，我觉得他心灵是扭曲的。实际上杜甫何尝是这意思呢？杜甫是说这美妙的音乐只能在长安朝廷里听到，现在我居然在成都将军府里也能听到了。可见安史之乱后，皇家的梨园子弟都流散了。这是开了一种风气，也就是中唐诗人用梨园子弟的流散来回忆沉没了的盛唐，别具一格地言音乐以怀旧。因此，我们现在做研究，要重视第一印象，用现代的精神、今天的眼光好好审视诗和诗人的原本，增强经典重读的创造性。

朱熹讲读书要做到“三到”：心到、眼到、口到。三到中最重要的是心要到，用心灵的眼睛来读书。最要用心灵的眼睛来读的，是经典。经典是文化智慧的集合，包含着最耐人寻味的文化血脉在里面。陈垣先生对北师大历史系毕业生说过一番话：一部《论语》才多少字？一万三千七百字。一部《孟子》才多少字？三万五千四百字。都不如一张报纸的字多，你们为什么不把它好好读一遍呢？一万多字的《论语》你都没有读过，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说得过去吗？

经典可以用权威的知识来使你感受到文化的根在哪儿。我觉得，少年多读名篇，青年读大书经典，中年多读专业书，晚年读点杂书。少年记忆力好，对历代名篇多加记诵，可以终生受益。我在“文革”时候还年轻，没别的书看，就通读《资本论》、《资治通鉴》、《史记》、《鲁迅全集》，后来搞专业研究，除了随时翻翻，很难找出专门时间把这些书通读一遍。原初读书也没抱专业意识，而是把它作为人类智慧表现形式，看伟大经典、伟大思想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怎样展开逻辑论证的。跟着他的思路旅行一遍，读完后心灵震荡，深切地体验到什么是伟大的思想体系，什么是经典的精神力量，体验到人类的智慧、思维能达到什么程度，这就在有意无意中滋养着一种文化魄力。年轻时读一点大书，大书有大书的气象效力，这是那些装模作样、卖乖取巧的小家子气无法比拟的。我后来写书，有时一写就几十万、一百多万字，自己并没有觉得承担不起，实在说不清楚跟我早年读过几本大书有点什么关系，说没有似乎也脱不掉干系。所以，劝年轻同志读一两本大书，然后才知道什么叫经典。朱自清说过在中等以上教育里，经典训练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阅读经典的作用就是叫人见识经典一番：见识什么叫做经典，对一个人的文化素质的根基，至关重要。

最后，想讲一讲读书要重视书里书外。应该意识到，是人在读书，而不是书在读人，人是主语。因此，人动书自动，人活书自活，不要让书把人的活泼的脑筋套成死脑筋。宋代有个批评家讲读书要知道出入法，开始时要求得怎样才能进去，最后要求得怎样才能出来。王国维《人间词话》也讲，诗人对宇宙人生（我觉得读书也是这样），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不要被书套住，要是读书走不出来，那跟蛀书虫差不多。读书要在哪一点上下功夫？要在不疑处生疑。大家都习以为常，能在习常之处打上问号，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能力。朱熹曾经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什么叫疑问？疑问就是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善于提出问题进行创新，就能在书山学海中出入自如。

世上的美是多姿多彩的，哪一种美在什么时候进入诗人的视野，刺激诗人的感觉，并在感觉普遍化中形成意象，这需有特定的历史机缘。捕捉住意象进入诗歌的历史机缘，就使一部诗歌意象史，折射着一部诗人精神史……通过意象史透视精神史，就深入到文化潜流里面，发现这个时代的人对过去时代书的误读的原因，就能够在不疑处生疑。这就从书里读到书外，在书里生长出问题意识，在书外展开创造性思考。进而言之，读到书外，还有一个学以致用的问题。把经典的大书和社会人生的大书对读，这更是我们读书的目的所在，是读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