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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加强

作者:穆兆勇 来源:《新湘评论》2021年第10期 发布日期:2021年05月18日 04时38分25秒 编辑:陈家琦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从陕西省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离开战斗了13年的陕北,进入山西临县,随后抵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他说:我曾经两次过黄河,一次是1936年红军东征,一次就是这次。过黄河你们注意了吗?黄河上掌舵的老艄公,在急流险滩、惊涛骇浪中,眼睛总是注视着对岸,遥望远方,端正航向,把舵掌稳当。如果老艄公只看脚下的浪花,就会手忙脚乱,把船弄翻。这一番话,生动地表达了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和政治定力对中国革命的决定性意义。解放战争时期,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最终胜利、筹备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党提出并坚决贯彻执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一系列政策策略,大力强化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新的重要论断和重大举措丰富发展了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作为“解放全中国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和“进京赶考”的出发地,西柏坡更是以我们党“立规矩的地方”在党的政治建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全党同志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

1948年4月,毛泽东完整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他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条总路线深刻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领导力量、动力、对象、任务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主革命的学说,为解放战争时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保证。

为保证这条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告诫全党“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他指出:“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个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这就深刻阐明了贯彻执行总路线对于坚定政治方向和政治定力、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的重大意义。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并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


完成党的政治使命的保证,“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坚持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根据形势任务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及时制定和实施党的正确政策和策略,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我们党不断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重要保障,也是我们党加强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探索实践,我们党在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等方面提出和实施一系列重要政策和策略,积累了丰富经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更是鲜明地提出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重要论断。

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大批城市回到人民手中,解放区迅速扩大。但党还缺乏做好新区工作和城市工作的经验,一些地方出现了侵犯中农利益和民族工商业利益的政策偏向;在对待群众的要求问题上缺乏清醒分析,笼统提出了“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错误口号,否定党的领导作用,助长了尾巴主义倾向等。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告诫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他强调:“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现政策。”为此,在从1948年1月起的几个月时间内,党中央集中研究解决关于土地改革、整党、工商业、统一战线、新区工作等方面的具体政策和策略,及时检讨、纠正这些政策策略存在的不足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其间,毛泽东作出一个极为重要的论断,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把党的政策和策略提升到事关“党的生命”的高度,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革命规律性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为增强全党贯彻执行政策和策略的自觉性,有效防止和纠正“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保持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的一致,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

请示报告制度是党的一项重要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工作纪律,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我们党成立后就对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向党中央的请示报告提出要求,但由于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下,党内请示报告制度并没有完全得到贯彻执行。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为统一全党全军的意志和行动,1948年1月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规定从当年起建立报告制度,明确了对于重大政策性问题必须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原则。同年4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电报中强调:“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6月,中央下发《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要求凡带有全国性或全党性问题的言论,其内容不同于中央现行政策、指示的,均应事前向中央请示。其间,中央对请示报告制度执行情况多次进行检查和通报,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各自为政、自成一个独立王国等现象及时予以批评和纠正。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完善了请示报告制度的内容、方式和具体要求,要求强化请示报告制度的贯彻执行,以“保证全党全军所执行的各种政策的完全统一、及军事计划的完满实施,克服目前党内军内存在着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

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有力解决了历史上形成的某些无组织、无纪律的问题,对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发挥了重大作用,对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党的工作的中心一环,“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面对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的形势和繁重任务,党中央把加强纪律性作为党的工作的中心环节,在建立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的同时,大力加强各项纪律建设。1947年10月10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要求全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同日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强调:“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重行颁布实行,为建设一支党领导下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奠定了坚实政治基础。

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夕,毛泽东提出一个鲜明口号:“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他在这次会议又明确提出,党“目前工作的中心一环”是加强党的纪律性。因此这个口号又被称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按照中央要求,解放军各部相继发起纪律检讨活动,深入开展思想斗争、整顿纪律,全面加强了人民军队严守党的纪律的自觉性坚定性。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讲到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严明纪律,他说:“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的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正是依靠严明的纪律,我们党和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始终保持了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赢得了民心,取得了军事和政治的重大胜利。


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一定要讲究工作方法,把党委的领导工作提高一步”

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党委制是贯彻集体领导原则的重要制度安排。1947年2月,针对此前党内存在的个人包办、独断专行等损害党的集体领导的现象,党中央发出《关于恢复军队中各级党委制的指示》,军队营以上单位全部恢复了党委制。1948年9月,党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阐述了健全党委制的必要性,明确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加强党委会集体领导的任务。此后,党委制在党内全面落实,极大加强了党的集体领导。

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就提出:“我们不但要完成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是瞎说一顿。”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我们一定要讲究工作方法,把党委的领导工作提高一步。”在全会所作的结论中,毛泽东系统阐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并将其概括为十二条,包括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互通情报,要不耻下问,学会“弹钢琴”,要抓紧,胸中有数,“安民告示”,精兵简政,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力戒骄傲,划清两种界限等。这十二条的每一条,既是工作方法,也是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对党的政治智慧、领导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系统集成。


提出“两个务必”思想,永葆党的政治本色

在中国革命即迎来全国胜利的重大历史关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不仅擘画了夺取全国革命最后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大政方针和宏伟蓝图,而且极富远见地预见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将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对党内因为胜利而可能滋长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上进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保持着高度的警醒。毛泽东在全会上告诫全党“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他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强调:“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

“两个务必”思想的提出,凝结着我们党对我国历史上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凝结着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第一,它集中体现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必须牢记初心使命,始终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把我们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它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必须站稳人民立场这个根本政治立场,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三,它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全国胜利面前的高度清醒和政治自觉,必须发扬伟大的自我革命精神,居安思危、防骄戒奢,敢于同党内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永葆党的政治本色。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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