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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的三个重要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作者:李江 来源:2022年第2期 发布日期:2022年01月18日 03时04分31秒 编辑:陈家琦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之上。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论》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大成,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然而这部科学巨著从一问世就遭到了敌对势力的诋毁,今天仍有人想通过否定《资本论》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对此我们决不能置之不理。本文就《资本论》中最遭敌对势力攻击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及其现实意义谈些认识。


劳动价值论

经济学的价值概念是指商品的价值。那么商品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马克思之前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古典经济学家都曾进行过论述。庸俗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最有代表性的是“供求论”“生产费用论”和“边际效用论”。“供求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只是由商品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状况决定的。某种商品的需求越是超过供给,这种商品的价值越大;反之越小。“生产费用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劳动、资本、自然力共同作用决定的。生产商品时要对使用劳动力、资本、自然力支付费用,这三者的费用决定商品的价值。“边际效用论”认为,价值起源于效用,又以物品稀缺性为条件。某种物品的数量越多,该物品用来满足最后欲望(边际欲望)的效用越低。所谓边际效用就是物品满足最后欲望的程度,商品价值就是由这种边际效用决定的。与庸俗经济学不一样,起源于威廉·配第,经由亚当·斯密而到大卫·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派则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这一原理。配第最早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斯密明确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指出商品的交换价值不是由它的使用价值决定的,而是由劳动决定的,并且把创造价值的劳动归结为无差别的一般社会劳动。李嘉图更是明确指出“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规定商品的交换价值”。他还克服了斯密的商品价值由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种收入决定的局限,认为生产出来的价值无论怎么划分,都不会影响到价值的大小;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并不影响劳动决定价值这一原理,并指出,商品价值不仅由生产中新加入的劳动来决定,而且还由物化劳动来决定。

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前人劳动决定价值学说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第一个提出了劳动具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二重性。异质的具体劳动生产出不同的商品使用价值,同质的由人类体力和脑力付出的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价值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就使劳动价值理论完全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为进一步正确分析资本有机构成、资本积累等经济问题,揭示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还从最初的、最简单商品交换开始,把商品内在价值的外部表现形式——交换价值,如何由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逐步发展到金属货币,货币又如何衍生出纸币,作了科学的阐述。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格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就是价值规律。

为了真正理解这一科学的价值理论,需要弄明白以下几个问题。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劳动产品”。凡是不需要劳动就能获取的对人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如自然界中的氧气、阳光、雨露等等,不是劳动产品,也没有价值。但是,人工制氧,人造紫外线、自来水,因为付出了人类劳动就成了商品,也就具有了价值。一个是“交换”。具有使用价值但是自产自用的劳动产品,如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自己种的粮食、蔬菜、纺的纱、织的布,不用来交换就不是商品。凡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才是商品。交换的前提,一是分工,大家都生产同样的东西,就没有交换的必要;二是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不同所有者之间的交换必须遵循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

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现在最具迷惑性的是一个叫“多要素价值论”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不仅劳动,而且资本、土地、管理、科技等要素也参与了价值创造。其实,懂得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人一眼就能看穿这一理论的谬误。马克思把生产力概括为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因此,这个概括是本原的、科学的。其他要素最终都要物化到这三要素中:资本要购买劳动力,购买机器,购买原材料;土地本身就是劳动对象;管理就是一种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无论是提高劳动者技能,还是提升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的性能,它的价值已经物化在了三要素之中。“多要素价值论”在这里犯了概念层次上的逻辑错误。除此之外,它还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故意无视马克思价值创造理论对脑力劳动与复杂劳动的肯定。二是混淆了使用价值的生产与价值创造这两个概念。三是不懂得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与商品价值量成反比的关系。

价格上下波动,不是对价值规律的否定,而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马克思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必须按照商品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交换。在货币出现后,商品交换的原则是等价交换。这就是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反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人,举出许多价格经常波动的例子来否定价值规律、否定劳动价值理论。事实上,商品的价格虽然是以其价值为基础的,但影响价格变动的因素却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场上商品的供求关系。当商品供不应求的时候,价格就可能上涨;供过于求的时候,价格就会下降。然而这种价格的涨落,除了像最近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的某些国家口罩、呼吸机、瓶装氧气的价格成几十倍、几百倍上涨这种极端情形外,总是围绕一个中心值而波动的。而且从一个较长的时段来看,剔除货币贬值的因素,按可比价格来考察,商品价格的上涨部分和下跌部分是可以相互抵消的。这个波动中心值就是商品的价值。


剩余价值论

既然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那么作为价值一部分的剩余价值也是劳动创造的。

资产阶级是不承认剩余价值这一概念的。他们只承认利润,他们认为利润是资本带来的,是资本的回报。

那么剩余价值是如何由劳动创造的呢?马克思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是W(商品)—G(货币)—W(商品),卖掉商品换得货币,再用货币购买商品,为买而卖。而具有不同特点的另一流通形式是G(货币)—W(商品)—G(货币),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货币,为卖而买。前者循环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是满足需要;而后者循环的最终目的是交换价值本身,它的内容不是两极有质的区别,而是有量的不同。这个过程的完整形式是G—W—G'。G'=G+△G,即原预付货币额加了一个增值额。马克思将这个增值额称之为剩余价值。G—W—G'之所以能实现,其秘密在于,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使用即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大于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价值。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虽然承认价值是劳动创造的,但是他们不懂得劳动力的价值(工资)与劳动价值的区别,因而陷入了困境。马克思是第一个区分了劳动力的价值与劳动价值的人,他指出,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与资本家付给劳动力的工资存在一个差额,这个差额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家为了进行生产,必须把他的资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另一部分用来购买劳动力进行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劳动一方面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另一方面又创造新价值。这个新价值除了弥补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预付资本外,还包含了剩余价值,发生了价值增值。实际上,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家眼中的利润。建立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剩余价值论,第一次撕破了利润的遮羞布,把利润的本来面貌还原为剩余价值。

近些年来,我国思想理论界围绕企业主是否也参与了价值创造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对这个问题,第一,要区分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如果企业主仅仅是资本所有者,没有参加企业管理,也就没有参与价值创造;如果企业主参与了企业管理,甚至其本人就是科学技术人员,拥有自己发明的专利和技术成果,那么按照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脑力劳动的论述,应该肯定这样的企业主也参与了价值创造。第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我们党的一项长期方针政策。既然允许发展非公有制企业,也就应该允许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以非劳动收入的形式归资本所有者所得。但是决不能因此从理论上否定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第三,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土地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所有的矿藏都埋在地下,所有的农产品靠土地生长,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在土地上进行)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决不容改变,国民经济的命脉如金融、信息、通讯、军工、重要的基础设施一定要由国家掌控(这里说的是掌控而不是说要全部归国家所有),教育、卫生等重要民生领域要由政府主办。只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就会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就会更好地造福国家与人民。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马克思说,“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的形式怎样,生产过程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不仅是社会资本在价值形态上不断补偿已经消耗掉的资本价值的过程,而且也是它在实物形态上不断替换那些已经在生产和生活中消耗掉的物质资料的过程。社会再生产要顺利进行,不仅要确保价值补偿,而且要确保实物替换。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问题,也就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实现问题”是再生产能否顺利进行的核心要害问题,其关键在于实现条件。

马克思考察社会再生产是从简单再生产开始的。所谓简单再生产,就是指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上的重复,全部剩余价值用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没有积累。马克思给出的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用公式来表示,就是Ⅰ(v+m)=Ⅱc。这一公式表明,社会资本的简单再生产要正常进行,两大部类之间要保持互为市场、互相依赖和相互制约的比例关系。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在价值量上要平衡,在实物结构上要合理,这是社会再生产的客观要求,是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

资本主义再生产是不可能不违背这一客观规律的。抛开个别企业有计划、社会生产无计划这一点不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天生就具有使用价值与价值、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资产阶级榨取的剩余价值不可能完全用于个人消费,因为他们的个人消费是有限的,也就是说资本家手中的一部分钱花不出去,必然导致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卖不出去,从而造成社会再生产体系的紊乱。

有人会说,这个问题可以解决,资本家只要把花不出去的钱再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就行了。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也就是扩大的再生产,马克思从简单的再生产入手分析再生产,只是便于分析问题,而且简单再生产也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无止境的贪欲和竞争的压力必然驱使资本家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用于积累即扩大再生产。如果要扩大再生产,在社会总产品的价值量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社会总产品的使用价值形态必须发生变化,即社会总产品的实物结构必须发生变化。为了提供可追加的生产资料,第一部类当中代表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的这部分产品,在价值量上就不能只等于第二部类所消耗的不变资本,而必须大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这样才能满足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对追加生产资料的需要。同时,为了满足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对追加生活资料的需要,第二部类当中代表不变资本和供积累用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之和,就必须大于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与供资本家个人消费用的剩余价值之和。这就是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一种客观要求。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会破坏这一实现条件,扩大再生产同样也会破坏这一实现条件。这是因为,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即扩大再生产,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资本家把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通过增加生产消费来弥补生活消费不足,这只能一时缓解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矛盾。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总供给也会越来越大,而由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决定的广大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相对却越来越小。这一矛盾必然导致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总量平衡、结构合理”条件遭到破坏,“价值补偿、实物替换”的客观要求无法实现。这就是资本主义屡屡陷入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

学习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其自身无法克服的,从而坚定对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心。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让我们明白:要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仅要看到个别企业有计划而社会生产无计划的矛盾,更要看到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之间的矛盾,看到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内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冲突、生产与消费的冲突。资本主义的致命“死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的“生产过剩”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矛盾表现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且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会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

当今世界资本主义面临更严重的“实现问题”,要高度警惕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资本论》刚出版时,只有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西欧大陆和北美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或正在进行之中,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内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英国等少数国家产品的“实现问题”,虽然受到本国人民支付能力的限制,但可以通过“炮舰政策”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倾销。一个世纪来列强对亚非拉国家的“征服”和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深层次的动因均源于此。“二战”后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一方面对外利用自己的霸权地位和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低价购买其他国家的原材料和劳动密集型产品,高价向其他国家推销自己的工业产品、文化产品和“服务”,把经济矛盾向外转移。特别是美国,更是利用自己的军事实力和美元的国际结算货币地位以及储备货币地位,屡屡对其他国家“剪羊毛”,掠夺世界人民的财富。另一方面在他们国内,通过各种所谓的“金融创新”招数,信用消费,寅吃卯粮,缓解本国因有效需求不足而出现的“实现问题”危机。但这一切都只能治表,不能治本。2008年由美国“两房”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和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影响至今尚未过去,2020年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又重创了资本主义世界。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旧的国际经济体系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资本的本性决定了他们决不会善罢甘休,对此我们必须做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迎接新的更大的挑战。首先,在经济上,立足于14亿多人口的国内消费市场,落实好中央提出的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了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做大蛋糕”,还要“分好蛋糕”,通过规范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大力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的“第三次分配”,缩小收入差距。妥善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有效解决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生产过剩的矛盾,使我国国民经济更加平稳健康发展。要特别注意防范金融风险,筑好防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向我们转嫁金融危机的防火墙。其次,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严密防范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坚定“四个自信”,使14亿多人集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之下。只要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我们前进。再次,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能战方能止战,要让霸权主义意识到今天的中国不惧怕任何人,企图让中国成为他们的附庸,成为他们原材料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地和他们高价产品倾销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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