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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国文化(二)

作者:陈晋 来源:2023年第19期 发布日期:2023年10月08日 03时12分06秒 编辑:陈家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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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中国23


中华文化:土壤与果实

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道路的多样性,“植根于不同文明土壤”。看来,中国习惯从文化土壤的角度来解释国家发展道路和制度特征。

答:确实这样。国家道路的选择和塑造,不只是经济政治领域的选择和塑造,也是文化上的选择和塑造。

中国道路在发展上有一个总布局,叫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有时候,也改换话语方式,用“文明”来代称,也就是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

文明既是历史创造的积累,也是现实创新的土壤。

就生态文明建设来说,历史上,我们的祖先就很推崇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新时代中国,围绕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有许多新的思考。

比如,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是“生态历史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生态发展观”;环境即民生、青山即美丽、蓝天即幸福,这是“生态民生观”;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是“生态系统观”;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则渗透着浓郁的审美意味,叫“美丽中国”。

这些思考,是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也是中国道路的一种文化立场表达。

中国道路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丰富多彩。让生态美成为吸引投资的“金名片”,追求高质量的生活和发展空间,已经成为普遍行动。

河北省有一个井陉县,最多的时候曾有400个煤矿企业,粗放开采把生态破坏得千疮百孔。当地政府下决心通过兼并重组的方式,把煤矿企业压缩到6家,并且全部采用新的生产线,实现无尘开采、无尘加工、无尘运输。

当地政府还整合当地的传统古村落、非物质文化民俗、原始的风景名胜等生态资源,在崇山峻岭之间,建成一条全长60余公里的古村落旅游环路。沉睡千年的古村落群被激活了,一些新兴产业投资项目纷至沓来,一条新的“经济带”呼之欲出。


问:你在前面讲中国道路形成过程时,说它是在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走出来”的。我不明白,讲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一定要追溯到几千年的历史文明当中吗?

答:这涉及到怎样看文明传承和现实发展的关系。

人们一提到国家,就会想到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但中国不是简单的民族国家,而是具有自己独特文明传承的国家范畴,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国历史上基本上以文化认同塑造民族认同。是否是中华民族一员,不是靠族群、区域、宗教来确认,而是靠文化来决定。历史上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中央政权后,大多主动选择继承发展中华文明大一统体系。

中国有个共识:一个国家走的路子,如果是科学的有前途的,那它必然是从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

中国道路如果是一棵树上的果实,那么,这棵树的根只能扎在中华文明的土壤里面,人民的意愿、时代的要求,犹如空气和阳光,哺育着它的成长。

中国道路如果是一个人,他的脚只能站在现实国情的土地上,历史的延伸,成为他前行的路径;文化的积淀,赋予他前行的精神气质。


问:你说中国道路有实践、理论、制度和文化四种形态。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道路的制度形态,难道也产生了影响?

答:历史文化,不光指文学、历史和哲学这样一些反映精神世界的成果,它还包括物质生产能力和水平、国家制度和社会治理方式等等。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文明源远流长的国家,它的现实发展道路,不能不融进一些传统的政治思想、社会理想、道德规范以及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方式。

制度属于上层建筑,它虽然来自经济基础,但同时也体现着特定意识形态属性。任何制度体系的设计、运作和博弈,都会有其文明的依托,都包含着价值观的支撑。

这不只是中国人看待制度形成的视野,西方学者同样习惯于此。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力图证明的一个观点是:基督新教是市场经济之母。还有一本大家熟悉的书,托克威尔写的《论美国的民主》,力图证明的一个观点是:基督教是美国民主之母。

这两本书给人的印象是,西方物质(科技)文明来源于其制度文明(如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其制度文明则来源于基督教信仰及其伦理内核。由此,有西方学者径直提出:“文化为体制之母”。


问:中西方制度确有不小差异,它们同各自文化土壤的关系,恐怕还需要说得具体些。

答:从古希腊开始,欧洲的土地上便呈现出城邦林立的地域格局。各城邦势力相近,缺少强势核心,这就意味着,每个城邦之间高度独立,容易形成政治上分权制衡制度。

欧洲认识世界的方法,强调实证和数理分析,形成“非此即彼”的判断习惯和“一分为二”的思维模式;在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更多地推崇个人自由,乃至走向“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的文化土壤,多多少少影响到西方国家的制度选择和塑造。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一开始就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疆域内所有的土地和臣民,都属于最高统治者的。于是,中国人喜欢探寻天下一统,政治上多采用中央集权制度,思想上推崇包容与融合,进而形成“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即天下是大家共有的,要培育和睦社会气氛。

这些文化基因,大多沉淀到近代中国人的政治理想当中。19世纪末搞维新变法的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便推崇儒家经典《礼记·礼运》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思想,提出“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意思是,要按照人类发展普遍规律来治理社会,就必须承认天下是人们共有的,而不是谁独有的。最理想的政治制度,是构建最公平、最仁爱、最祥和的社会。

搞民主革命的孙中山,最喜欢题写的也是“天下为公”四个字,意在传播自己的社会理想。他题写的“天下为公”横幅,已经发现的多达32件。

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搞社会主义制度,把国家看成是人民的国家,强调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和谐,便沉淀有以上这些文化基因。

其他还有——

开创中国道路,不断改革创新,体现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精神气象。每天都要进取创新,才能自强不息。

中国道路树立的共同富裕目标,反映了“以民为本”“等贵贱”的价值追求。把人民看成国家发展的根本,平等相待各个社会群体。

中国道路强调依法治国,则沉淀了“立善法于国”“奉法者强”的政治基因。国家法度要松紧适度,便于人们遵守,遵奉法度治国,国家才能强大。

中国道路要构建和谐社会,不难看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伦关系。要像尊重自己家的老人那样尊重社会上的老人,像亲爱自己的孩子那样亲爱别人的孩子。

中国道路推崇民主协商制度,需要“海纳百川”“多元通和”的治国理政胸襟。要像大海容纳无数江河一样,包容不同意见,在广泛沟通中形成决策。

中国道路实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标准,继承了“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方法。先把人品高尚的人用起来,也要把能干的人用起来。


问:中国道路的文化基因,是怎样体现在普通人生活当中的?

答:文化基因就像空气一样,无色无味,它的影响和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在寻常情况下,人们难以感受到它的存在。随着时代条件的变迁,有的文化基因在现实中起到的作用不那么明显,有的明显一些。

2015年,中央电视台播出过一部大型系列电视纪录片,叫《记住乡愁》,以各地村落风貌为单元,讲述普通民众在现实生活中传承文化基因的故事。

安徽省有个屏山村,历史上一个在外做大官的乡贤把妻子留在家里照顾自己的母亲,从那以后,这个村落便形成“孝道传家”的传统。今天,走出村子打工挣钱的人越来越多,却始终没有一位独居老人,谁要是不敬养不尊重父母,在村里是抬不起头来的。

甘肃有个哈南村,历史上一直讲精忠报国、忠勇传家。至今,村子里还延续着扮演精忠报国英雄岳飞的形象四处巡游的民俗。这个村子的青年,在外服兵役、保家卫国的不少。

浙江有个诸葛村,著名政治家诸葛亮的后代群居于此。今天村里的人都谨守“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祖训,意思是,如果不能像祖先诸葛亮那样,成为治国理政的优秀人才,起码也要成为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结果,这种文化基因催生了当地的药材生意。

重庆市有个濯水村,一直讲求诚信传统。有人到当地小卖店里买东西,手头没有钱,记在账本上就行。小卖店老板由此记下不少赊账本,但村里顾客拖欠不还的事情,一次也没有发生过。


问:说中国道路只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恐怕还不行。马克思主义就是产生于西方土壤上的外来文化。

答: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思想理论上做的最大事情,就是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谓中国化,就是和中华文化土壤结合在一起。

中国人最崇拜的本土思想家是孔子,最崇拜的西方近代思想家是马克思。他们既有文明背景的巨大差异,更有相隔两千多年的时代差异。按理说,他们两人碰在一起是会打架的,但中国却成功地让两人“握手言欢”。

有个叫郭沫若的作家,早在1926年就发表过一篇小品文,叫《马克思进文庙》。该文想象,有一天马克思来到上海,走进供奉孔子的文庙,和孔子讨论各自主张的社会理想、产业政策和富民主张,等等。讨论的结果,让马克思感慨不已:“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一致。”

虽是文学想象,倒也表明,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以后,便试图把两种不同文化资源融合起来。既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和发展中华文化,又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来印证和转述马克思主义理论。


问:中国常常讲多种文明并存发展,要向先进文明学习,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这种主张是怎么落实的?

答:有条文化政策,叫“洋为中用”,就是把外国有用的文明成果,包括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西方国家的治理经验和某些体制,用到中国道路的实践中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借鉴吸收了苏联制度建设的一些有益经验。改革开放后,更多地学习了西方国家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活力的体制。股票证券市场,在西方搞了几百年,中国把它拿过来,很快就搞得有模有样。中国搞过计划经济,知道它的优势在哪里,弊端在哪里;又看到西方搞市场经济的长处在哪里,弊端在哪里。综合起来,就有了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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