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演进----阅读与转变党风

阅读与延安整风

成为思想领袖的毛泽东，反观党内干部的学习风气和思想状况，颇为忧虑。

当时党内领导干部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年轻时在苏联留学，读了不少马列主义著作，对苏联革命的历史经验比较熟悉，但容易犯教条主义的毛病；一部分是从国统区初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干部，对五四时期传播的西方文化更感兴趣一些，也容易犯教条主义毛病，毛泽东把这两种倾向叫作“洋八股”“洋教条”；还有一部分领导干部是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容易犯经验主义的毛病。这些都是滋生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温床。

从1941年开始的延安整风，便是为了克服这些党内不良风气。从内容上讲，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学风、文风，实际上都属于党风；从目的上讲，是肃清“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统一全党的思想；从本质上讲，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从实现途径上讲，实际上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读书学习运动。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正式提出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9月26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组（又称中央研究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延安及各地方均设立高级学习组，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高级领导干部的学习是延安整风学习的重点。

为了确保各学习组在学习时有据可依，毛泽东先后为领导干部们开列了三个篇目材料。

第一个篇目材料，是1941年9月提出的《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研究方针和阅读材料》。关于研究方针，毛泽东说，要“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关于实际方面，应看六大以来的文件；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所列书目材料，一共四种：列宁的《“左派”幼稚病》，艾思奇编译的《新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的过程”，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

第二个篇目材料，是1941年11月提出的《理论研究阅读材料目录》，一共十种。除9月已经推荐的篇目材料，主要增加了国际共运史方面的内容。包括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结论和闭幕词，斯大林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法英美德意五国共产党史的传播研究及对马列主义的宣传所作的决议，《斯大林与〈联共党史〉》等。对有的篇目，毛泽东要求精读一至两遍，并由各学习组的组长、副组长对于每件材料提出要点加以讨论。

第三个篇目材料，是1942年4月提出来的，一般称为“整风学习的二十二个文件”。其中包括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还有摘编的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和《论平均主义》等。毛泽东说，这“二十二个文件是何等之文件，是世界革命一百多年的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革命二十年经验的总结”，无论什么人，“都要研究二十二个文件，要熟读，要搞通。”

以上三个篇目材料，是围绕整顿学风、文风和党风，硬性规定的学习内容，针对性很直接，对转变党风发生的作用，也很直接。

实际上，整风前后，党内领导干部的阅读范围，远远超越这些。按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的要求，当时的阅读范围，大体有三个方面，第一是研究客观实际现状，调查研究周围环境，这是针对主观主义的；第二是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这是针对言必称希腊，忘记自己祖宗的“洋教条”的；第三是有目的地研究马列理论和国际革命的经验，这是针对所有领导干部的。

为促进干部读书，毛泽东1941年12月还提议设立中央书记处图书室，任务是“征集时事材料，供政治局委员讨论政治问题的参考”。图书室成立之初，他带头捐赠了不少书籍。这些书现在还保存在中宣部图书馆。其中有：赫胥黎《天演论》、杜威《哲学之改造》、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史前中国社会》、朱生萍《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陈启夫《中国法家概论》、杨昌济译《西洋伦理学史》等。这些书的封面或扉页上，都盖有蓝色“毛泽东”行草签名章或长方形的“毛氏藏书”，或正方形红色楷体的“毛泽东印”。

读书学习热潮，不局限于延安。在各抗日根据地和前线部队，读书学习不仅是整风运动的实现途径，事实上还促成党员干部渴求文化知识、提升理论素养的时代风气。

新四军将领彭雪枫就是一个读书学习的典型。毛泽东曾给彭雪枫写信，叮嘱他“有闲工夫注意看书报，加紧学习”。彭雪枫请人为自己镌刻了两枚藏书章，一枚的铭文是“书有未曾经我读”，另一枚是“有书大家看”。从彭雪枫的书信和日记可知，他让妻子林颖读《三国演义》，说这“是一本必读的书”“那里有战术，有策略，有统战，有世故人情”；他把《斯大林传》作为“别致的礼物”送给林颖；1943年３月10日，彭雪枫开始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到６月21日即读完一遍；他还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历史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左派”幼稚病》，以及《斯大林演说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季米特洛夫报告》《列宁主义问题》《什么是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础教程》《社会学大纲》等著作。彭雪枫常说：“一个军事家或者政治家，绝不是仅有一门知识就可以的，一定要有相应的各方面的知识。”彭雪枫在给林颖的信中还说：“1932年以前的鲁迅的文章小说几乎每篇我都读过。”

“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

毛泽东1940年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曾发出感慨：“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刘少奇1941年给孙冶方的信中也说：“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

领导层的这种忧虑，反映在整风学习上面，就是强调重点读哲学和马列著作。只有这样，才算是牵住了思想建设的“牛鼻子”，才能使党员干部在思想方法上来一个弃旧图新，在马克思主义主义理论水平上来一个飞跃。毛泽东1941年9月29日在《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研究方针和阅读材料》中提出，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就是这个意思。

这期间，毛泽东读哲学书籍，更多的是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和党的现实政策来理解原著。比如，读博古翻译的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文说：“正因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正在发展着，所以马克思主义者依据无产阶级”；他的批注是：“在中国，资产阶级还有一段前途，但基本的应该依据无产阶级。”原文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行动，“应该根据于社会发展的规律上，根据这些规律的研究上”；他的批注是：“抗日战争应根据于抗日战争规律性研究。”

当时的高级领导干部，对读哲学，也确实普遍感兴趣。陈云在中央组织部内组织了一个领导干部学习小组，重点就是学哲学。每人先读原著，大家每周讨论一次，同时还请一些懂理论的人来讲课。从保存下来的陈云笔记看，他有一段时间每周都要去听讲。听讲的主要内容有：毛泽东的秘书和培元讲德国古典哲学，讲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史；艾思奇讲费尔巴哈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讲文化起源、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及宗教，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还有孙中山哲学思想；王学文讲商品生产，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价值和使用价值，价值法则和剩余价值法则。陈云1987年在《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一文中回忆：“在延安，我当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毛主席先后三次当面同我谈过，要学哲学，还派教员来帮助我们学习。……我们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学习，坚持了五年。先学哲学，再学《共产党宣言》，然后再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我个人的体会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为了促进高级领导干部阅读马列原著，从1938年到1942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一套主要由马列学院编译部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其中有《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法兰西内战》《政治经济学论丛》《马恩通信选集》《〈资本论〉提纲》《思想方法论》等。同时，还编辑出版了一批列宁、斯大林的著作。

根据当时在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工作的同志回忆，中央领导人学习马列著作，热情很高。上述译稿在送出版社之前，就被毛泽东要去阅读，陈云、李富春等领导人也经常提前借阅。那时马恩著作较少，大家就相互传阅，第一个看完送第二个看，第二个看完又送第三个看。现在保存下来的那时出版的一些马恩著作扉页上，还写有“某某同志送某某同志学习”这类字样。

毛泽东不仅自己阅读这些经典著作，还常常把它们推荐为整风学习的读物。那时，他很看重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原题为《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把它作为党性党风教材。这篇文章提出党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具备12个基本条件。毛泽东在1942年4月20日中央学习组会议上说，“斯大林的十二条，不写一点笔记就研究不清楚”。这年11月12日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他在会上又逐条讲解，突出谈到：领导革命的政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不要同实际脱离，要精通同实际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党的队伍要有新的革命的作风，做群众工作要反对关门主义和尾巴主义，统一战线要反对冒险主义和迁就主义等等。记录下来的稿子，有一万多字。

朱德是当时读马列著作的典范。1940年，他在太行山指挥对日作战，听说政治部的一位同志从延安带来一本新翻译的恩格斯《反杜林论》，就急忙借来阅读。还书的时候，那位同志发现全书每一行字下面都画了整齐的红杠杠，颇为不解，就问：别人都是在重要的句子下面画杠，总司令怎么全给画上了？朱德回答：我眼睛不大顶用，晚上在菜油灯下看书晃眼，字又太小，容易串行，只好找来米尺压着画上杠杠逐句看，就不串行了。这年6月，中央宣传教育部表彰干部学习积极分子，朱德被评为“学习的模范”。朱德在大会上说：“现在要重新学习，学新的马列的书，不学行吗？我只记住一句话，活到老，学到老。”

1944年初，毛泽东提出集中阅读五本马列经典：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3月5日政治局会议上，他解释说：“指定读五本理论书，是学习世界革命的经验。过去没有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

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引用列宁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再次强调重视理论学习和研究。他说：“从前我在六中全会上讲过，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是很低的，现在比较过去是高了一些，但是还不够。现在我们党当然有些进步，但从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来说，我们的理论水平还不够。”为此，他又谈到此前推荐的五本马列著作，说这五本，马、恩、列、斯的书都有了，都“写得很好”“既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再次推荐这五本马列经典，显然是为了使大家能够适应抗战胜利后的新形势了。

从《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取政策

延安时期，毛泽东阅读最深，引用最多的马列经典著作，是他在中央苏区时期读过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称得上是他批驳“左”倾错误和制定政策策略的“理论库”。

据当时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史敬棠回忆，毛泽东那时经常读这两本书，并且在上面写着某年某月“一读”“再读”“三读”的字样。可惜的是，他当时批注的这两本书后来丢失了。这两本书被他列为干部整风学习的必读之作，1945年在中共七大会议上，又再作推荐：“列宁这两本书写得很好。”

列宁这两本书好在哪儿？

毛泽东说过，他是先学列宁的东西，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这是因为中国和俄国在找真理、干革命过程中遭遇的问题，有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左派”幼稚病》“布尔什维主义的几个主要阶段”这部分，论述了俄国从1903年到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寻找和实践革命理论的历史，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和俄国“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具体说来，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发生的背景，都有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和俄国在进行革命时，经济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革命起来后，都经历了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时期，都面临着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怎样处理和农民、民族资产阶级等同盟军的关系；都有一个从民主革命（中国则先后经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过程；都出现过“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的干扰。这些相似和相近的情况，使列宁著作中的不少论述比较适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

延安时期，毛泽东推荐阅读《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时，经常讲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学习世界革命的经验”“对外国党和共产国际的经验，我们都要吸收。”直到1963年8月3日会见外宾时，他还强调：“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你要走这个道路就要研究列宁主义。”

具体说来，《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有三个观点，为毛泽东不时引用和发挥。

一是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反对关门主义。

《“左派”幼稚病》提出，制定策略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根据一个集团或政党的愿望和决心，而必须对各阶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严格的客观估计。革命政党必须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必须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矛盾，在不牺牲原则的前提下找到适当的妥协形式，以争取大量的同盟者。

这个思想，直接成为毛泽东反对党内不时出现的“左”倾错误的理论武器。比如，“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土地革命时期给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他在1935年《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就根据列宁的这个思想，明确提出：“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新中国成立后，1965年6月25日听取河北省委领导林铁工作汇报时，他依然把列宁的这个思想引申为党的基本策略：“争取团结多数是列宁的思想，后来我们根据列宁的思想概括了几句话，即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1966年4月21日，在杭州召集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谈话时，又讲：“要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不然就要失败。‘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这四句话是列宁的意思，我概括的。”

二是强化党内纪律。

《“左派”幼稚病》第二章，着重讲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须实行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毛泽东很看重这个思想。1942年4月在《关于整顿三风》一文中，他说：“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1948年，解放战争开始打得比较顺利时，党内无纪律和无政府倾向有所抬头。4月21日，他重读《“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在该书扉页写了一个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中宣部随后发出毛泽东这一指示，要求全党学习《“左派”幼稚病》第二章。

三是怎样看待资本主义的发展。

列宁的这两本书，对毛泽东思考和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有着直接的启发。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党内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存在着模糊认识，有些人害怕发展资本主义，主张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种倾向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更加明显。针对这种情况，他1945年在中共七大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中，专门讲了这样一段话：“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后面这句话，便出自列宁的《两个策略》。在七大上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解释《论联合政府》上面这段话时，讲得更透底。他把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主张概括为“民粹派的思想”，并说：“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毛泽东曾明确表示，“不太喜欢看”斯大林的著作，因为他总是“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但有三本书例外，是他喜欢的，即《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联共党史》）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由于斯大林与中国革命的关联实在紧密，恩怨复杂，毛泽东实际上读了不少他的著作，但下功夫琢磨的，也确实是这三本。

《论列宁主义基础》是斯大林1924年系统阐述列宁主义基本问题的论著。1925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即以《列宁主义概论》为题发表全书译文。该书从理论方法、战略和策略、工作作风等九个方面阐发列宁主义的主要内容，并下了一个经典定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论列宁主义基础》写于列宁逝世不久，斯大林的地位和权威还不像后来那样被神化，论述还比较实在。

《联共党史》由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写，斯大林为该书撰写《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节，并审阅了全书。1938年出版后，在各国共产党人中广泛流传。其中文版是1939年经博古校阅后出版的。全书共12章，以列宁和斯大林活动为主线，叙述1883年至1937年联共（布）的历史，注重阐述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以及联共（布）的战略和策略。

学习了解列宁主义和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推进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途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联共党史》，有史有论，史论结合，比较能够满足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需要。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把《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联共党史》列为干部学习读本。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应以《联共党史》“为中心的材料”，因为该书“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随后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中又讲：“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以《联共党史》为学习的中心。”1945年4月在七大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还说，《联共党史》“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著述和谈话中，经常引用、借用和化用这两本书上的一些论述，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识和利用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1937年写的《矛盾论》，根据《论列宁主义基础》关于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矛盾的分析判断，来说明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他说：《论列宁主义基础》“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说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在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说明俄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而在这种特殊性中间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的这种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怎样看待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后世界和中国的形势，摆在了党的面前。毛泽东在七大作的《愚公移山》那篇著名讲话，又以《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论述为依据，提出：“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虽有反苏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这种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

二是联合一切阶级力量反对帝国主义。

《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批判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提出“列宁主张以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来完成革命事业，而‘不断’革命论者却想直接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开始。”“转归论”是要求搞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经过民主革命阶段，“不断论”是强调毕其功于一役。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为了克服党内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和急性病等“左”倾思想，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根据《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论述提出：“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又面临一个要不要继续联合和领导其他阶级力量的问题。

在中共七大的结论报告中，毛泽东又一次提醒全党：“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曾经讲到，阿富汗的国王是维护封建制度的，但他为阿富汗的独立而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埃及的商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埃及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也同样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时代，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我们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可以成为我们的同盟军，有些时候就在我们的领导下。”

三是强调理论与实践，革命胆略与求实精神相结合。

《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有两句名言，“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称赞这两句“说得好”。延安整风时期，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和《〈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讲话和文章中，他总是引用这两句话，来强调和说明：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取消他的“理论家”资格；虽然此前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曾经被讥为“狭隘经验论”，但“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因为“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

毛泽东读《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联共党史》，不只是着眼于运用书中的观点词句，根本上还是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像苏联共产党那样，结合本国的实际，勇敢地发展马克思主义。1942年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演讲中，他点出此题：“我们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告诉我们，……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

1942年提出“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比1938年讲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又进了一步，在理解、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纠结党内若干年的问题上，毛泽东似乎更加自信了。

为破解难题研究经济文化

整风学习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要求学习所得，要落实到正确指导和推动现实工作上面。关于此前延安干部学习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描述道：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从而造成了“理论和实际的分离”，“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为改变如此学风，他当时很注意调查研究和总结党、军队及边区政府的现实工作经验，特别注意阅读和编研各种时事材料，甚至把它们作为整风学习的读物。

1941年８月，毛泽东推荐高克林的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则直接属于整风学习的内容了。这个调查报告具体叙述了富县城关区组织第一次运盐的经过，读完稿子，他很是兴奋，立即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还主动写了一个按语：“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来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通过阅读推荐一篇调查报告，反对理论与实际的分离，促进党风转变，提倡新文风、批判党八股之意，跃然纸上。

为破解边区现实中出现的难题，毛泽东阅读研究现实材料，正确把握和引导时事，突出体现在边区经济和文化两个领域。

先说阅读现实经济材料。

1940年10月，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陷入极度困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当时“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如何渡过难关，成为边区最大的现实问题。但怎样增加财政经济收入，党内却存在意见分歧。为了找到解决困难的切实办法，毛泽东从两方面着手，系统调查研究经济问题。

一是钻研经济理论，广泛搜集、阅读各种经济书籍和时事经济类报刊。1941年3月至1942年1月，他先后7次给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写信，要求代购各种经济杂志、书籍及统计资料，包括《中华民国统计提要》《实用民国年鉴》《中国工业资本问题》《中央银行月报》《银行通报》《金融周刊》《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西南实业通讯》以及《日本对支经济工作》《中外经济年报》《中外经济拔萃》等。

二是开展边区财政经济状况的实际调查，并向内行的人请教。毛泽东多次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西北局、八路军后勤部领导以及经济部门负责人，包括林伯渠、谢觉哉、李富春、陈正人、叶季壮、朱理治、南汉宸等，通过书信、谈话等方式探讨经济问题，以掌握边区经济第一手材料。例如，从1941年8月5日至22日，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他5次致信谢觉哉，在6日的信中说：“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谢觉哉1941年七八月间就经济问题给毛泽东的信则达数万字之多。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阅读研究，毛泽东1942年12月为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写了长篇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提出边区经济建设基本方针，形成比较系统的财政经济思想，统一了党内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被贺龙称之为“活的马列主义经济学”。这个报告中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诸如“对于经济无能就要陷于灭亡”“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以农工商为序安排经济建设”“建立经济核算制”等等，正确反映了边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当时对边区文化现状的调查研究，更为文坛佳话。

整风初期，延安文艺界的现状很让毛泽东担忧。他曾经对萧三说：瞿秋白假如现在还活着，领导延安的文艺运动，多好啊！原因是，瞿秋白不仅当过党的主要领导人，而且懂文艺规律。毛泽东读瞿秋白文艺译文集《海上述林》，印象很好。1942年７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出版工作，针对稿件缺少的情况，他提出，“可印《鲁迅全集》《海上述林》。”

整风前后，毛泽东很关注延安文艺界内部的各种争论，花很大功夫调查研究。他当时写给文艺家的信有好几十封，内容是帮他们安排工作，劝解矛盾，解决困难，交流文艺观点。此外，他还为各种文艺活动题词，看了文艺家们的演出或画展，不明白的地方就向他们请教，有不同意见，就把他们请到自己的窑洞和他们讨论。毛泽东还为《解放日报》文艺版拟定征稿办法，说“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直接点名给陈荒煤、张庚、柯仲平、周扬、吕骥等人分配征稿任务，要求他们对“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为落实此事，他请文艺家们到自己住处吃饭，当众宣读征稿办法。

毛泽东主要还是通过阅读文艺家们的文章作品，来研究文艺现状，引导文艺界的整风学习。比如，读了徐懋庸《民间艺术形式的采用》，就告诉作者，希望他多写这样的好文章；读了刘雪苇《中国新文学史讲授提纲》，给作者写信说，“赞成你写这本书”；读了萧三诗稿《第一步》，鼓励作者：“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读了王实味《野百合花》和丁玲《三八节有感》，就直率表示：对延安现实的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不应该是冷嘲暗箭；读了艾青《秧歌剧的形式》，认为“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读了罗烽《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等文章，对作者说：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但其余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进是有益的”；读了丁玲《田保霖》、欧阳山《活在新社会里》两篇报告文学，立刻写信：“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信中还说，“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

正是对文艺界现状有了这些细致深入的研究，毛泽东才可能在1942年5月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发展，从此有了明确的和经典的指导文献。

认清近代中国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曾感慨地说，在党内，“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中国近代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这就带来一种恶果，有些留学回来的人，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起了留声机的作用”。所谓“留声机”，就是脱离中国近代以来的国情，照搬外国的经验。

为改变这种风气，毛泽东要求“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提出这项要求，对不少干部，警省非常。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秘书长的韩光回忆：“他（毛泽东）号召要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研究中国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我记得在莫斯科学习时，学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社会发展史等，但那时教员讲的大都是干巴巴的一些条条，讲的都是外国革命史，至于中国近代现代的革命历史进程中包含着何等丰富的内容，那是不甚了了的。因此，我对于毛主席批评那种不懂自己历史、不重视自己历史的错误倾向，是心悦诚服的。”

韩光说的这种情况，正是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的“洋教条”和“洋八股”。在他看来，这些“洋教条”和“洋八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某些极端情绪的延续，是对那时说好一切皆好，说坏则一切皆坏的形式主义这种“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和发展”。其在党内的反映，是照搬马列词句和外国经验；其在党外的反映，就是全盘西化，一味欧化；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对我们自己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历史运动，懂得很少，盲目把外国的东西运用到中国来。

1939年1月给何干之的信中，毛泽东说自己“将来拟研究近代史”。他确实下功夫研究了中国近代史，比较了解上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并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百年演变体现的社会性质，各历史阶段递进过程，以及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特点，作了高度概括。后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百年来中国人寻找救国道路过程又有生动描述。

当然，像历史学家那样动笔去写中国近代史，对毛泽东来说毕竟不太现实。于是，在1943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定一些人先分别写出中国近代的各种专题史。具体分工是：范文澜负责中国近代政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负责中国近代军事，陈伯达负责中国近代经济，艾思奇负责中国近代哲学，周扬负责中国近代文学。

这个安排，推动了延安知识界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等各个领域的系统研究，写出一批探讨近代中国发展规律和特点，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当时抗战提供借鉴的著述。例如，艾思奇、叶蠖生等对近代哲学发展史进行了系统研究。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则奠定了一段时间里论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框架。

值得一提的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组织中央军委高级参谋室，编写了一本《中国军阀战争史》，同时还编写了滇军战史、陕军战史、晋军战史和桂军战史等。为什么编这些书，怎样读这些书，朱德的解释很到位：自辛亥革命以来，军阀混战，连年不止，我们都亲自经历过。只有更好地进行总结，认清中国旧军阀的产生、发展和衰亡，才能更好地认清新军阀的本质和下场。

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依然不能忘怀。1964年６月24日，会见马里共和国外宾时，对方问是否准备写回忆录，毛泽东回答：中国人历来没有写回忆录的习惯，而是喜欢写历史。我们正在组织写中国近百年史、近百年通史，即综合性的历史。我们还在写近百年军事史、政治史、经济史、哲学史和艺术史。也有一些人提议写党的历史，写党史还没有布置好。1967年2月，同侄子毛远新谈到学校教育，他再次提出：讲课不能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

如此重视中国近代史，是因为中国革命是在近代以来特殊历史土壤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把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演变的逻辑搞清楚了，就会更加深切地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背景、性质、对象、动力和任务等等，就能更真切地理解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独特历史和具体奋斗经验，而不是完全按外国经验来理解和套用。否则，外国经验同中国革命就会是两张皮。后来，陈云曾经让自己的孩子多读近代史，并说，“没有历史知识连毛选也读不懂”，也是这个意思。

编“党书”，让人“恍然大悟”

1941年9月到10月，中共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党的历史，目的是澄清路线是非。会议对土地革命后期中央领导层犯的“左”倾错误，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承认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能获得这个共识，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是毛泽东在会前编印了一本叫《六大以来》的文献集。

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为了彻底弄清党史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特别是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那段时间的中央决策，毛泽东下功夫阅读研究党的历史文献，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该书分上下两卷，按专题汇集了1928年6月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献519篇，共约280万字。由于该书篇幅太大，他从中选出86篇有代表性的文献，以散页形式印发延安高级干部学习研究。

关于《六大以来》发挥的作用，毛泽东1943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作过评价。他说：“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即《六大以来》），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是一个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作整风报告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

如果没有编出《六大以来》，高级干部“整风也整不成”，虽是极而言之，倒也见其作用之大。称之为“党书”，也足见他对党史文献价值的推崇。

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11月4日致电各地高级学习组，明确提出：中央学习组及各地高级研究组要学习研究党的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要“通读”六大以来的86个文件，“目的在于获得初步概念，以便在明春可进到深入研究阶段。”

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会上又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提出：“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为推动高级干部更深入和全面地研究党史，毛泽东1942年10月和1943年10月，又先后主持编辑出版了《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两部“党书”，均作为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基本读物。

把阅读“党书”，研究党史，作为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重要内容，针对性何在？

这要从王明的一个举动说起。

1940年3月，王明未经中央同意，将其1932年出版的“左”倾教条主义纲领性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在延安翻印出版，还在新写的序言中称：“本书所记载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的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看来，王明对他这本过去的小册子很是自信，似乎仍然坚持土地革命后期那套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

问题还在于，王明的想法并不是孤立的。接下来又出现一件事。1940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总结土地革命后期的政策错误，认为遵义会议只说那时犯了军事错误，没有说路线错误，实际上是路线错误。但与会者不少人不同意提土地革命后期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在会后起草的《论政策》指示，只好作了妥协。

即使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这个问题虽然取得基本共识，但比较多的发言并没有完全否定1931年导致王明、博古上台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两次发言都强调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至于之后的“左”倾错误，主要负责人是博古，与自己没有关系。王明还对近20个高级领导干部这样那样的“错误”，逐个点名批评，唯独不谈自己的错误。会后，毛泽东找他谈话，仍拒不认错，还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太“左”，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跟从”国民党即可。

看来，不仅历史问题和路线是非没有真正解决，对现实政策也存在分歧。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进一步思考，由此引发他阅读研究党的历史文献。1941年上半年，在编辑《六大以来》的过程中，他写了篇长达5万多字的文章，后来定题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逐一批驳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发出的九个文件，指名道姓地批判王明的思想错误，火气很大。该文当时只给刘少奇和任弼时看过，没有公开，毛泽东后来说，原因是“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

党史上的路线分歧，实质上反映了在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这个大问题上的分歧。正是对这个大问题搞不清楚，才出现大革命后期和抗战初期两次右倾错误，在土地革命时期出现三次“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在整风中，高级干部如果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不能形成共识，就难免重犯过去的错误。再加上抗战以来入党的新党员对党的历史和路线分歧，对党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更是不甚了了。这样一种思想状态，迫切需要改变。毛泽东1943年提出，对“犯思想病最顽固的”，要“将他们的思想打通”。

“打通思想”的重要途径，就是阅读“党书”，研究党史。因为反映党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的文献，最能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能说明哪些结合得好，哪些结合得不好，甚至走错了路。《六大以来》这样的“党书”，由此成为最能说服人、教育人的历史教材，成为澄清是非、统一认识最基础和权威的读本。

阅读“党书”，确实为高级干部打开了新的视野。编印《六大以来》之前，党的领导层还没有人提出过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的路线，读了该书，说那时的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左”倾错误，就有了可靠的根据；读了《六大以前》，人们进一步了解了从建党到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期的党史，看出大革命后期犯的右倾错误，也有助于人们把那时的右倾错误和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作些比较；读了《两条路线》，领导干部对土地革命时期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就有了具体感受和认识。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中说，“党书”一出，“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就是这个意思。

从1943年10月起，党的高级干部整风，进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全党的整风也转入总结提高阶段。1944年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和中央党校第一部发表《学习与时局》的演讲，针对高级干部学习党史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五条基本结论。这些重要结论比较准确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历史决议，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中。毛泽东对这个决议修改了7次，并最后定稿。《毛泽东选集》作为附录收入，说明这个决议事实上代表了毛泽东和党的领导层当时研究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所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

《甲申》和《前线》：“都是反对骄傲的”

毛泽东在1944年春的《学习与时局》演讲中，还提出一个重要概念：“放下包袱”。意思是，通过整风，高级干部的政治水平虽然大大提高了，学风文风党风得到改变，但还有一种不良作风，或者说精神包袱，需要警惕，这就是“从此骄傲起来”。他在演讲中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这里说的“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是指郭沫若纪念李自成起义三百周年写的长篇历史论文《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简称《甲申》）。为启发领导干部放下骄傲这个“精神包袱”，毛泽东当时大力推荐的，还有一部苏联剧作家考涅楚克的话剧剧本《前线》。这两部作品，成为高级干部整风学习后期的阅读文件。

《甲申》发表于1944年3月的重庆《新华日报》。郭沫若在文中分析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几起几落，攻入北京推翻明朝最后又陷于失败，结果只呆了48天便失败退出北京的过程和原因，着重叙述了起义军攻入北京后一些领导人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的情形，总结了其功败垂成的教训，由此得出一条很重要的历史经验：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阶级或社会集团，在胜利的情况下要防止骄傲。

读到《甲申》，毛泽东立即看出它对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的警省作用，遂批示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1944年5月，延安新华书店总店又出版单行本。这年11月21日，他给郭沫若的信中明确表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高度评价《甲申》，基于强烈的现实考虑。在抗战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能否保持清醒头脑，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考验。经过7年抗战，当时确实存在着希望早日获得胜利以松一口气的思想苗头，有的还滋生出厌战情绪。《甲申》所述李自成起义军进北京后，一些领导人骄傲放纵，脱离群众，生活腐化，不讲究政策和策略，对此无疑是个警省。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中坦陈，“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直白道出此番忧虑。喟叹李自成，推荐《甲申》，防患于未然，势所必然。

无独有偶，大力推荐《甲申》的同时，他又读到诗人萧三送来的《前线》剧本译稿。读后立即推荐给《解放日报》连载，时间是1944年5月19日到26日，正好是《解放日报》转载《甲申》一个月后。

《前线》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剧中的两个人物。一个是战争前线的总指挥，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戈尔洛夫将军。他有功劳，对党忠诚，打仗勇敢，但却故步自封，骄傲自大。年轻的欧格厄夫军长提出，“今天没有真正的无线电联络，就不能指挥作战，这不是内战”，戈尔洛夫讲了一段经典台词：“胡说，他懂得什么国内战争？我们打败十四个国家的时候，他还在桌子底下爬哩。战胜任何敌人，不是靠无线电通信联络，而是凭英勇、果敢。‘不能指挥作战’？好吧，我们来教训教训他。”剧本结尾是这位总指挥没能经受住反法西斯战争的考验而被撤职。

《前线》中另一个典型人物，是脱离实际、靠捕风捉影甚至编造事实来写报道的记者客里空。他听说戈尔洛夫的儿子在前线牺牲了，没有当面采访便在报道中写道：“老将军知道他的爱子阵亡了，垂下头来，久坐不动。然后抬起头来，他眼睛里没有眼泪。没有，我没有看见！”有人对他凭空虚构的写法提出质疑，客里空辩解说：“我的天呀，假如我只写我所看见的，那我就不能每天写文章了。我就一辈子也休想这样出名了。”

《前线》剧本发表后，毛泽东又让人写了篇社论《我们从考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什么》，发表于6月1日《解放日报》。初稿不知何人所写，却为毛泽东详细修改，从保存下来的改稿看，改得密密麻麻，整个社论实际上成为了他的阅读评论。

社论说，苏联在德国军队围困斯大林格勒的紧张局势中发表《前线》，目的是要教育红军中大大小小的“戈尔洛夫们”，应该“紧紧的同着时代一起走”。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环境，是长期农村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在这种客观环境中，容易产生戈尔洛夫这样的人”。因此，以戈尔洛夫为戒，将帮助我们提高在已经到来和将要到来的新情况下，“胜任愉快地运用新条件来工作的能力”“将帮助我们教育出很多才德兼备、智勇双全的干部。”社论还说：“有价值的批评，像《前线》这样的批评，乃是每个革命者应有的责任。学会赞扬好的，这是很重要的，学会批评不好的，这也同样重要。像《前线》中的新闻记者客里空那样，倒是不好的。”

1944年6月，毛泽东明确把《甲申》和《前线》作为整风文件。6月7日，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说：《甲申》和《前线》“都是反对骄傲的”。李自成之失败在于进北京后脱离群众，“纷纷然，昏昏然”，实为明末农民革命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戈尔洛夫则“粗枝大叶，喜人奉承，压制批评，而不去虚心向新鲜事物学习”，因此，“这两篇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与戈尔洛夫的覆辙。”

这个通知还要求各地翻印这两本小册子，在干部中散发，并开展评论，有条件的根据地可排演话剧《前线》。1944年7月28日，毛泽东在为中宣部起草的给各地各级党委电报中，又郑重地要求把《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连同《前线》剧本一道，均作为各地党校、军校、训练班、整风班及普通中学以上学校的教材。”

毛泽东和《甲申》《前线》的故事还没有完。

1949年春，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已成定局，毛泽东最为忧虑的，依然是党内容易出现的骄傲自满情绪和革命到头的思想。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说得很透底：“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这个时候，他头脑中的镜鉴，依然是戈尔洛夫和李自成。据《杨尚昆日记》记载，1949年3月5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毛泽东还说到：“要提出新任务，使全党同志来不及骄傲！不要出戈尔洛夫。”众所周知，3月23日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又甩出一句名言：“今天是进京‘赶考’。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在抗战胜利前夕和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两次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借助《甲申》和《前线》，告诫党员干部防止骄傲，使它们发挥了其他理论宣传文章不可替代的作用。一篇中国史论，一部外国话剧，讲的道理相得益彰，给人的印象鲜明生动，确实容易普及。“绝不当李自成”“不要出戈尔洛夫”，也就经常出现在那时各级领导干部的讲话和文章当中，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时代精神的一个“主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