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再闻《讲话》芳香
——----访省文联副主席彭见明

    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65周年之际，本刊记者采访了省文联党组成员、省文联副主席彭见明。他是我省著名的青年作家，出版、发表各类文学作品700余万字，其中长篇小说8部，获文学奖多项，由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那山 那人那狗》获第1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7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在彭见明古香古色的书斋里，他谈笑风生，就如何学习《讲话》精神指导创作实践，如何推动我国文学事业发展，作家应树立怎样的创作理想以及怎样解决创作中的情感问题和生活源泉问题等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记者：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毛泽东主席《讲话》的？

    彭见明：20世纪70年代初，那时候我在县剧团工作，每年都要组织学习。《讲话》中有些重要章节，都能背出来。作为当年的“文艺战士”，我们这一代人对《讲话》是有感情的，确确实实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些创作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受益匪浅。毛主席的文风好，常读一读他的文章，就是对写作训练本身，也有好处。

    记者：现在创作界的思想很活跃，各种流派和观点风起云涌，您认为现在提倡学习《讲话》仍有必要吗？

    彭见明：有必要。毛主席并不是只讲“革命文艺”，重要的是讲了排除一切政治因素之外的创作本源的问题、规律性的问题，因为他也是一个文学家，他有资格、有底气，把创作问题讲得很透。可是，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写作者，自觉地（如今没人组织了）去读《讲话》的，恐怕已经不多了，这是个现实，更是个遗憾。

    记者：为什么说是个遗憾？

    彭见明：因为《讲话》确实值得一读，其间有很重要的启示。

    记者：您觉得《讲话》对您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彭见明：我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写作。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讲话》中有两点，始终是我坚持的，也从不想改变。一是感情问题。二是生活问题。

    现在在很多文学界的研讨会、笔会等场合，一般没人提这样的问题了。很多中青年作家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后出生的作家，基本不屑于听这样的话题。“人人都懂感情，个个都有生活”，这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而且都已有些陈旧了的观点。许许多多作家认为光是写“内心的感受和个人的经验”便一辈子都享用不完。且这样写的作家，也容易出名，稿费收入也高，越是“私人化”的写作越是吃香。

    当然，这样的写作，也是百花园中的一枝，我们不能否认它的存在。但我以为，这种精神指导下的写作，毕竟不能成为一个有着几千年优秀文学传统的泱泱大国的文学主流，不足以支撑和推动我们国家文学事业的发展。

    记者：对照《讲话》精神，您认为中国应该有怎样的主体文学理想？

    彭见明：毛主席在《讲话》中谈“感情问题”、“生活问题”，有一个前提是不应该忽视的，这个前提便是人民性。在《讲话》中，毛主席多次提到“人民”二字，这可是个关键词。

    我觉得，写作者应该非常理性地把握和协调好“小感情与大感情、小生活与大生活”的关系，它们是互相渗透而又互相呼应的。

    一个有志向、能成大器的作家，他应该是以自己的心灵去关怀人类的命运和亲身体验人民的酸、甜、苦、辣，与劳动大众荣辱与共，这才有了“大感情”。应该将自己个体的生活圈子融入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海洋，只有驾舟浮游于这个大海之上你才知道海有多大、浪有多高。当你以己之心体察过百姓之心、以己之力搏击过大海之浪，你才有天下之心，才懂人生百态。有了如此的胸怀、如此的力量，何愁写不出大作力作？当然，做这样的作家，必是辛苦的、寂寞的、难以入时尚的。

    记者：您是在这种高远的文学精神烛照下从事文学创作的吗？

    彭见明：很惭愧，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懒惰，没有全身心投入，去人民大众的生活中获取丰富的养料，尤其是离开故乡的山水来到都市后，使我失去了很多了解中国最广大人民的生存方式和情感变化的机会。一方面，无法融入都市，二来又远离土地，这是我创作的隐痛。

    记者：可是，不难看出，在您的成名作《那山 那人 那狗》中，可以看出您的创作理想和努力方向。

    彭见明：或许是机遇好，通过获奖和拍电影，让很多人知道我写了这么一篇作品。但我并不认为这是我的“成名作”，也不以为是最好的作品，和许多作家认为的那样，写作者最好的作品，永远都在未知中。

    我现在不大愿意谈起这篇作品。因为我有一份深深的内疚和自责----1982年，也是我从事写作的第二个年头，我躲在老家平江一个山里小镇上写作。那时候没有电话，与外界的联系是靠写信。隔天我就去只有一个人值班的乡间邮政所发信。这个值班员对我说，他们很辛苦，挑着邮包，长年累月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跑一趟邮要四天，这么一走就是几十年。后来我把他提供的这个细节写成了小说《那山那人那狗》。我之所以要写她，一是崇仰这种敬业精神，二是看好那种父子情深。这种精神、这种情感，是人类美好品德的集中体现，是大美的东西，因而是值得写的。我为什么内疚和自责呢？尽管这个作品被人们注意了，我觉得我没有尊重那千辛万苦、默默无闻的乡邮员，我完全应该跟着他们，去跑一趟他们的邮路，他们一代又一代这么走着，我怎么就不愿去吃一次苦呢？因为我当时写得比较顺利，约稿的也多，只想多写、多发作品，盼望快点出名，也想多赚点稿费来改变家庭困难状况。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能亲历一趟乡邮生活，肯定会有更多的感慨，捕捉更好的细节，会写得更好些。这是完全不应该错过的机会。看来尽管当时学了近十年的《讲话》，一俟面临诱惑，便把其精要忘在脑后。

    记者：尽管有遗憾，《那山 那人 那狗》仍不失为一个好作品，在作品发表15年之后，改编拍摄成电影，仍造成不小的影响，尤其在日本颇受欢迎。

    彭见明：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导演的艺术。但电影《那山 那人 那狗》的导演，比较好地抓住了原著中“敬业”、“情感”四个字的精华部分，所以有助成功。

    但在国内算不得成功。国内电影方面的大奖全得了，但没有多少票房收入。而这个电影，却在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日本走俏。《羊城晚报》有篇洋洋万言的文章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有些道理。因电影在日本反响好，小说单行本也有了市场，最终创造出中国建国以来电影、小说在日本放映票房和发行数量之最的业绩。

    为什么许多西部片、言情片、古装片、打斗片等等“好看”的电影在日本不如两个乡邮员和一条狗叫座呢？原因很简单，是中国式的地道的敬业精神和情感方式吸引日本观众进了剧场，创下8亿日元的惊人票房收入和小说重版8次的印数。日本是个十分讲究敬业的国度，不然没有这么发达的工业和这么高的管理水平。但又带来了因工业化而造成的家庭情感危机的突出矛盾。从审美上，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画家东山魁夷作品中共同拥有的静穆、深远、婉约、诗性，是日本民族艺术的主流，因此《那山那人那狗》从内容到形式都合了日本观众的口味，所以受到欢迎。日本报纸有两个评论标题有意思，“感谢霍建起导演为日本拍了一部‘五个一’电影”、“小泉首相，你应该看看这部电影”。有智者言：越是民族的，便越是国际的。这话好，但许多电影走进了误区，以为把我们民族中那些苦难和劣根并制造点伪民俗弄到银幕上，便可以征服老外。其实大错，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根本不被人家看好。民族性应是本民族的精华，是大美、大品德、大境界，而这些，便潜藏于善良、勤劳、有着数千年优秀文明传承的广大劳动大众之中。毛主席的《讲话》已表达得十分明确：创作的生活来源和情感方式，都来源于人民大众之中，只有到这里去寻找，才能捕捉到属于本民族的闪光的东西。审美是没有国界的，文明是世界人民共同创造的成果，外国人最希望看到的，也是中国式的美。

    记者：在今后的创作中，您还会沿着《讲话》指引的方向去努力吗？

    彭见明：如今说“指引”这个词，人们可能觉得有些过时了。我想毛主席当年发表《讲话》，可能也无意要世世代代指引文艺工作者。中国几千年来产生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文艺精品，又是谁指引的呢？

    我觉得：同样作为一个文艺大家的毛泽东，他在《讲话》这个作品中阐述的关于文艺创作与生活关系的观点，是站在历史高度、站在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的高度提炼而成的，也可视为他艺术思考的经验之谈。他希望新中国的文艺家站在时代的潮头，回望历史，心怀天下，拥抱人民。所以我们不要把《讲话》仅仅是当作领袖指示来读，指示总是容易过时的，《讲话》却没过时，因为她总结了民族文艺繁荣最基本、也是不可否认的规律。若是悟透了内中“玄机”，创作中便会少走弯路，会头脑清醒一些。所以《讲话》中的许多观点和主旨精神，对我的写作是大有益处的。当我把个人的感知、忧乐、情绪，融入最普通的劳动大众之中，艺术视野和胸怀，便开阔了，行进脚步便坚挺了。当然，艺术是一个综合劳动，光是解决了情感问题、生活源泉问题，仍不能说明你种下的庄稼便有收获，关于这些，答案在《讲话》中也能找到。

    记者：谢谢您。您谈得很真切。祝您在这样比较健康的创作心态中，不断写出好作品来。

    彭见明：事在人为。我会像我农民父亲一样尊重劳动，不断劳动。但尽管如此，也可能有负你们的殷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