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重要作用

　　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调研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不断优化诊疗方案，坚持中西医结合。2月13日召开的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强化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深度介入诊疗全过程，及时推广有效方药和中成药。纵观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繁衍与发展历程，大大小小的瘟疫其实从未远离，在历次应战疫病的过程中，中医药已形成了一系列丰富有效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中医药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中，充分发挥独特优势和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效

　　上世纪50年代，小儿流脑、乙脑流行，中医成功地运用白虎汤和白虎加苍术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治疗。在2003年的“非典”以及2009年的甲型流感战役中，中医药再次让人们见证了其特殊疗效。根据有关媒体公布的实时数据，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的进程中，中医药参与率高的地方，治愈率就高；中医药参与率低的地方，治愈率就低。那么中医药在这次防治疫情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一是分级医疗作用。坚持尽早对患者进行分层干预，对医学观察期患者推荐服用中成药，居家隔离。对于集中隔离的疑似患者，按照中医诊疗方案协定处方尽快给予中药治疗，做到缩短病程，减少重症发生率，切实落实关口前移。湖南第一时间组建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下沉到全省14个市州指导应用中医药技术，取得了良好效果。截至2月16日24时，全省中医药参与全省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治疗率高达91.67%，中医参与治愈和症状改善率达80.77%，全省新冠肺炎治愈率达42.46%，稳居全国前列。

　　二是重症患者救治的中西医协同作用。根据中国中医科学院医疗队在武汉金银潭医院救治的临床病例数据显示：重症患者治愈时间缩短近1/3，患者的呼吸功能明显改善，脱离吸氧时间平均缩短2天。重症患者中医治疗的作用显著体现在改善患者的剧烈咳嗽、呼吸急促、胸闷、发烧等症状；缩短患者病程，减少医护人员平均作业时间；提高重症病人向普通病型转变的几率。

　　三是中医适宜技术的辅助治疗作用。患者在隔离病区容易出现焦虑、失眠、腹胀、没有胃口等症状，在采用针灸、八段锦、耳穴贴敷、耳穴压豆等中医传统疗法治疗后，这些症状得到了明显改善。在武汉方舱医院，湖南国家中医医疗队开启了一整套中医疗法：患者按时服用中药汤剂；耳穴压豆调理患者咳嗽、头痛、失眠；穴位敷贴驱寒祛湿，缓解颈肩腰腿痛；八段锦疏通经络，调理气血，强身健体，这一整套中医组合疗法深受患者的欢迎。

　　四是康复期的整体调节作用。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后整体临床症状显著改善，但多数患者仍存在不同程度肺部炎症以及食欲不振等症状，通过中医巩固治疗，同时辅助火罐、刮痧、食疗等非药物疗法帮助病人进行恢复，症状明显减轻。中国中医科学院医疗队公布的数据显示，患者康复期改善率达70%，回访效果满意。

　　五是预防干预中的独特作用。在隔离防护基础上，选择有提高正气、药食同源的中药产品，太极拳、养生操等传统强身手段，中医理论指导下的药膳，传统防病知识的采信等，能有效提高身体免疫力，降低疫病感染风险。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根据湖南省委指示，积极探索中医药预防方法，结合湖南地域特点以及体质因素，确定了两个预防处方，一个针对成年人，一个针对老年人和儿童。预防处方由省中医药管理局公布推广，深受全省人民欢迎，为湖南疫情防控再筑一道屏障，得到社会各界充分肯定。

　　根据中国中医科学院医疗队公布的临床调查：重症患者80%以上主动选择中西医治疗，轻症患者90%以上希望中医干预，隔离人群大多要求中医药传统手段及早介入，经治疗出院病人对中医药相当满意。应该说，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的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医药在疫情防治中的重要作用，中西医协同防治重大疾病具有广阔前景。

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存在的尴尬和短板

　　一是对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科学性和价值认识不到位。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进程中，国家和地方卫生健康委及中医药管理部门第一时间对中医参与治疗作出安排部署，并取得了积极作用。但现实中，不少地方中医药参与治疗不及时、不全面、不深入的现象仍然存在。据统计，2月12日前湖北新冠肺炎患者中医药使用比例只有30.2%，远低于当时全国87%的水平。同时，部分患者和医护人员对中医药存在偏见或者缺乏信心，总认为中医是慢郎中，看不了急性病，更不用说传染病了，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疫苗和针对病源的特效药上，不知道从搞清病源，到研制疫苗和特效药需要一定的时间，紧急的疫情等不起。

　　二是中医药参与传染病防治的体制和机制不健全。中医药参与传染病防治缺乏具体的法律和机制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共九章八十条，仅第八条一处涉及到中医药：“国家发展现代医学和中医药等传统医学，支持和鼓励开展传染病防治的科学研究，提高传染病防治的科学技术水平”，至于如何发挥中医药在传染病防治中的作用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八条：国家发展现代医学和中医药等传统医学，支持和鼓励开展传染病防治的科学研究，提高传染病防治的科学技术水平。这里也只提到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科学研究，中医药对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均无法律规定，更谈不上建立健全相应的参与机制。国家卫健委最初颁发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第一版、第二版)也都没有中医药的内容。

　　三是中医药防治传染病学科体系不完善。中医药防治传染病虽然有丰富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办法，但缺乏全面系统的理论梳理、基本统一的诊疗体系及规范、客观有力的科研数据，基础理论、临床诊疗和科学研究协同不够，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

　　四是中医药防治传染病人才队伍建设滞后。中医药机构和人员在传染病防治和自身防护方面存在明显不足：首先，普通医疗机构公共卫生防疫人员、防疫机制不够完善；其次，医疗机构目前都是以防治慢性病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中风、癌症等为主，目前设置医院感染科、呼吸科、急诊科、重症医学科等相关科室床位数量、医生护士数量、设备等都远远不足以应付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和巨大防疫工作量。

对策与建议

　　一是健全中医药参与传染病防治服务体系。建议各级党委政府要从文化自信的高度，进一步提高对中医药工作的重视度、认同感和扶持力度，加大对中医药的投入，建立健全有中医药参与的传染病防治服务体系。首先，要坚定中医药文化自信。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从中小学开始普及中医健康养生教育，学习中医养生预防知识，营造全民学中医、爱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的良好社会氛围，使中医药成为群众促进健康的文化自觉。其次，改革完善传染病预防控制体系。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完善中医药参与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控协同机制，坚持常备不懈，将预防关口前移，避免小病酿成大疫。第三，要健全中医药参与传染病防治服务体系。建立国家及省中医应急救援队伍，健全日常培训和装备配置，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打得赢；健全融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中医药服务体系，建立省、市、县三级传染病防治中医参与联动机制，统筹做好传染病防治中医技术指导、培训演练、会诊救治等工作。

　　二是健全中医药参与传染病防治体制机制。要完善中医药参与传染病防治的法律和机制保障，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治中医药早参与、全过程参与、全方位参与的体制机制。首先，要强化制度保障机制。加强统筹规划，从体制、机制、制度方面解决“以西套中”“以西律中”“中医西化”等中医药发展深层次问题，建议修订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政策法规；完善中医药价格和医保政策，为治疗新冠肺炎等传染病的有效方剂开通绿色通道，给予医院院内制剂先审批后备案，并在当地定点医院之间直接调配使用权限。其次，要建立传染病防治中西医结合救治工作机制。组建传染病救治专家组时要含有一定比例的中医专家，指导区域内传染病防控和医疗救治工作；把中医药参与诊疗方案制定、联合查房、多学科会诊、病例讨论纳入医院管理制度，形成互通信息、共享资源的紧密型、常态化中西医协作机制。第三，要强化中西医联合会诊制度。建立健全中西医共同参与、全程协作的中西医联合会诊制度，使中医药深度介入传染病防控和临床救治，探索总结中西医结合在新冠肺炎等传染病临床救治中的有效方法，优化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力求轻症患者尽早治愈，减少危重症的发生，最大程度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同时注重在康复期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作用。

　　三是健全中医药防治传染病学科体系。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自商代开始就有“瘟疫”的文献记载。在与瘟疫抗争的几千年历史中，中医药保存了大量医史文献，也创立了完整的中医理论，这为中医药在近现代抗击传染病提供了内容丰富、可研究性强的科学资料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中医药防治传染病始终没有建立起学科体系，迫切需要构建。首先，要坚持传承精华。从中医药防治“非典”，到屠呦呦研发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就是中药研究基于中医临床和中医理论取得的巨大成效，得到了国内外的公认。构建中医药防治传染病学科体系要始终根植于中医理论，将中医药瘟疫病学、中医传染病等纳入学科体系，尤其要把参悟古代名医、经方治疗之精要与当代流行病学有机结合，坚持传统的辨证论治与因人施治相结合，进而达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次，要坚持守正创新。围绕中医药防治传染病学科体系，开设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相关专业，开展中医药传染病防治经验和技术的整理研究，打造高层次中医药创新团队，提升中医药自主创新能力，推动跨领域、跨产业、跨学科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以产业链、服务链布局创新链。

　　四是健全中医药防治传染病人才队伍。2003年的“非典”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连续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惨痛的教训提醒我们今后在大的传染病发生时一定要更加注重发挥中医药作用，要及早统筹谋划，培养大批合格的中医传染病防治人才。首先，要加强中医药公共卫生队伍建设。优化中医药资源投入结构，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中医药能力建设，大力培养中医药公共卫生防疫、院感专门人才，分层推进中医药急诊科、重症医学科等相关人才队伍建设。其次，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大力开展中医药临床科学研究，建设能够运用中医药理论和技术快速反应、高效应对传染病的临床科研人才队伍。第三，要加强中医药公共卫生制度保障。健全执业人员培养、准入、使用、待遇保障、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持续加强中医全科医生培养、分级诊疗等制度建设，推动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高效协同、无缝衔接，健全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工作机制。

　　(作者系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党委书记，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