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地触摸那堵高墙

人活在世上，生命是最宝贵的东西。贪生、惧死，乃人性使然。古往今来，真正不怕死的，能有几个？

他就不怕死。为了“家国”大义，他把性命轻轻一掷，掷得那样响亮，响过了100多年的岁月，至今仍在人们耳边萦绕。

在长沙城里，有两条路，长沙人没有不知道。一条是中山路，一条是营盘路。

从前的中山路，是全城最热闹的一条商街。中山路百货大楼的橱窗里，永远摆着最新鲜的时新货；青少年宫孩子们欢乐身影的跳跃、嬉闹；湘江宾馆舒适大气的房间、又一村饭店醉人的菜香、琴岛歌厅飘出来美妙的乐曲，从街头一直闹到街尾。入夜后，华灯齐放，人潮像春水一样流淌、翻腾，叫卖声、自行车铃声、电影院散场的笑语，把整条街泡在一锅热腾腾的烟火气里。

如今的营盘路，是另一种光景。湖南宾馆院子里遮天蔽日的香樟，烈士公园的一汪清波，出版集团、长沙一中、省展览馆，一路排过去，车声依旧喧腾，书香与市声搅在一处。早晨是送孩子的家长，傍晚是下了班骑车的人，虽然来去匆匆，忙碌不止，但幸福与满足挂在脸上。

我在这座城市住了40多年，开会、逛街、购物、朋友聚会，不知在这两条路上走过多少回，早已习惯了这里的市井繁华。可我竟然不知，这两条路中间夹着一块偌大的地方：东临蔡锷路，西至又一村，总面积约500亩，现在是挤挤密密的街道、巷子、机关、商楼和居民住宅。原来这片却是围墙圈定，静谧而幽深，典雅而森严，外人进去不得的大院子，溢满了悠远厚重的书香文气，沉淀了湖湘文脉的底蕴与辉煌，承载过多少仁人志士的翻身与崛起。

这就是湖南贡院，神秘而沧桑，鲜为人知。

我们顶着烈日，从巡道街进入，一探贡院的踪迹。

街道很窄，麻石铺地，伸往城区肌理的深处。街道两旁，一边是少见的高墙，足有3米左右高，左拐右弯，蛮横地将市井烟火与尘封往世分隔成两个“世界”；一边是老旧的、低矮的居民宅子，伴随它们的是路边零乱摆放的电动车、三轮车、自行车。这些车辆似乎是一群相依相偎、患难与共的伙伴，在携手同行时，在此稍作休憩和停靠，好奇地、畏怯地打量着眼前这气宇轩昂、高深莫测的高墙。

我停下脚步，细细端详这堵高高的砖墙。青砖层层交替，或侧或平，外刷水泥砂浆保护。长年累月的风雨摧折，一部分青砖裸露出来，损边削角，伤痕累累。墙内高大的绿树，调皮地伸出枝叶，趴在墙头，悠然而好奇地打量着过往的行人。砖缝中，偶尔拱出几株小草，凭靠墙体少得可怜的温润与养分，倔强而执着地生长着。墙根下立着一块石碑，碑面不大，字也不多，只寥寥几行，交代此处曾是何年何月的贡院。碑前落了一地枯叶，早已褪去先前的鲜绿和水灵，黄、褐、黑色交错，装扮着它残延的身躯，被风一吹，连滚带爬，仿佛跳起了蹩脚的舞蹈。

伸出手，轻轻地触摸那面高墙，烈日的温度全贴在上面，热乎乎的，有点烫手，就像那个闷热的时代，像那个时代高墙里面8500个考舍间的紧张与焦灼。那阳光，直逼下来，似乎要烤焦墙体，让它轰然倒塌。他，没有被严苛的考试困住，也没有因屡考屡败的考试结局而消沉。

我闭上眼睛，恍惚听见了他那铿锵有力的脚步声。

一位20来岁的青年，身着干净的青布长衫，从浏阳出发，跋山涉水，沿着湘江一路北上，风尘仆仆地赶到长沙。他抬头望一眼贡院那高耸的围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整了整衣冠，镇定自若地走进大院……

100多年前，这位叫谭嗣同的青年，血气方刚，踌躇满志，就这样5次进来，5次出去，接受命运的拷问。

当然，严格地讲，是4次在此，1次远在京城。

那时候的贡院，号舍密密匝匝，一格一格，像蜂巢，像鸟笼，更像限制人自由的牢房。每间号舍不过一张桌面宽窄，考生吃喝拉撒、伏案答卷，全在这方寸之间。9天时间里，不能出门，不能大声说话，与笔墨纸砚为伴，苦思冥想，备受煎熬，在昏暗与孤寂中，将所感所思铺陈手下。

谭嗣同是其中的一员。他卧薪尝胆，锲而不舍，力图通过考试实现抱负，在积弊深重、风雨飘摇的世道中有所作为。

每次考试，他想的是山河国土，落笔的是黎民百姓，心中只有革故鼎新、经世济民的热望。有阅卷考官看过他的试卷，拍案叫绝，写下“奇思伟论，石破天惊”的批语。然而，谭嗣同的文章，或标新立异，不合八股程式；或独发议论，锋芒毕露，中榜始终与他无缘。

5次考试，5次名落孙山。10多个年头的寒窗苦读，在迂腐的科考规制下，遗憾地付诸东流。他看透了科举的虚妄，更不甘心受旧制桎梏的束缚与扼杀。

我想象得到，他走出贡院大门的样子。秋阳晃眼，照在他年轻而略显疲惫的脸庞上，光彩四射。又有谁知，他身后是地狱般的号舍，身前是熙熙攘攘的街市，心中却五味杂陈，怅然又释然。他没有像其他落第学子那样垂头丧气，长吁短叹，反而像卸掉了沉重包袱，一身轻松地走出大门。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回头望了一眼贡院的那堵高墙，转身从容地走了。

逼仄的号舍，苦行僧般的应试，寥寥无几的桂榜名单，不知破灭了多少学子的美梦，却丝毫没有折损谭嗣同的剑胆琴心。

博取功名的大门，在他面前无情地关闭了。他并不因此沉沦沮丧，反而看破了红尘，幡然醒悟过来，认定这条路不适合他行走。他要另辟蹊径，寻找维新变革的出路。

他曾经游走四方，看到了边防的羸弱，看到了百姓的困苦，看到了清廷的腐朽，看到了旧制的溃烂，心中升起了无名的怒火，像一堆干柴浇上油一样，熊熊地燃烧起来，且越烧越旺。

在浏阳的书房里，在南京的官府中，他一笔一笔写下那部震古烁今的《仁学》。他回到长沙，与梁启超、陈宝箴、唐才常等同仁一道，办时务学堂，办《湘报》，办南学会，心中只有一个念想：要在湖南这块沉睡的土地上，唤起人们的觉醒，要让这块土地插上腾飞的翅膀。

后来，一纸诏书，令他欣喜万分，匆匆北上。然而，暗流涌动，守旧势力大举反扑，维新变法胎死腹中。危急关口，他本可以脱身而去，远走高飞，但他视死如归，大义凛然。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发自肺腑的铮铮宣言，又是何等的慷慨悲壮，气壮山河！

无人理解，又有谁能理解？是活腻了，想死吗？我想，应该不是。

我不敢追忆，菜市口那惊魂的一幕。我只知道，那位曾经多次在号舍里被锁了9天，被八股文憋得胸口发闷的青年，最终把自己活成了一声惊雷。年仅33岁，他倒在京城的秋风里，一腔热血溅在苍茫的土地上。

在拐弯处，我抬头仰望，再一次轻轻地抚摸高墙，依然滚烫滚烫。

湖南贡院，已没有了原貌，遗址也被繁华和喧闹包裹。但是，在我的心目中，考生谭嗣同的影子还在，他的那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荡气回肠，永远不会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