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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革命家与党史学习教育

作者:郑林华 来源:《新湘评论》2021年第6期 发布日期:2021年03月16日 05时02分45秒 编辑:陈家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诚如总书记所言,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非常重视党史学习教育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明确方向、启迪经验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功能。今天,我们要从老一辈革命家对党史的重视和运用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毛泽东:“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多次号召大家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他领导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正是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开始的。1942年3月,他在中共中央学习组所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指出:“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整风运动分为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整风。两者的共同点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消除王明错误的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本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前,中共中央曾考虑在准备召开的七大上讨论中国党的历史问题,但由于共产国际没有同意而作罢。后来由于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党的高级干部难以集中,七大一再延迟召开,有关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也就一直拖了下来。1940年3月,王明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在延安印刷出版了第三版。这显然是为了混淆历史是非。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个问题,更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为此,毛泽东就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

1941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检讨历史上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下一步的整风奠定了认识上的前提。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同时决定成立各地高级学习组,学习的内容主要是阅读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件,研究六大以来的历史,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此,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和《六大以来》等学习文件,要大家认真阅读,结合实际进行比较和分析,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

毛泽东一直认为讲历史才有说服力。《六大以来》这本书为整风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胡乔木回忆说:“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编辑《六大以来》就是为了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毛泽东在1943年把采取这些措施后引起的变化说得很明白:“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指《六大以来》——引者)。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

在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经过一年半的讨论,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结论,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


周恩来:“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周恩来积极参加高级干部的学习。为了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特别是对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他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写出了5万多字的笔记,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再认识。

1944年3月,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精神,周恩来到中央党校作《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对六大的历史功过作了科学评价。

周恩来指出,总起来说,六大关于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基本上是对的,所以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但错误的方面也不少,没有更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从而认识武装的重要,以武装建党、建政、做群众工作,这些,毛泽东同志当时已经做了。所以说,六大是有原则性的错误,对以后发生了坏的影响。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但是,六大决议在当时的影响更大,因为六大是全党性的,毛泽东同志还没有成为全党的领导,这是党的不幸。

周恩来认为,六大开会时,革命正处在转变关头,当时对许多问题是有很热烈的争论的,如对过去的主要错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认识等。但时间不够,大会总共开了十天,接着就开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没有像现在我们为开党的七大做准备这样多的时间。会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决定组织专门委员会来解决。当时组织了研究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三个委员会,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可是许多代表已经回国,事实上也研究不出什么东西来。六大是把一些基本问题提出来了,做了结论,但因为研究不够,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和中心,把问题平列了。

周恩来特别举了叶挺的例子: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在皖南事变时他是非常英勇的,想以个人的牺牲来保存革命的力量,比某些共产党员表现还坚决,而且迄今还未向国民党低头。

周恩来还指出,六大在选举中有片面强调工人成分的倾向。36个中央委员中就有21个是工人。过去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工人领袖虽然不少,但党对他们的教育不够,而知识分子干部中有许多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做了许多实际工作,有经验的不少。由于太强调工人成分,很多较好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就受到了限制,如刘少奇同志只被选为审查委员会的书记,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恽代英同志也没有选上,到二中全会才补上。这和后来中央很弱是有关系的。

对于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过程中出现对六大的热烈争论,周恩来认为“这是启发思想的一种争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


刘少奇:“应该很好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刘少奇曾经从党内斗争的角度精辟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和各派机会主义者斗争的历史。”“是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并将其粉碎的历史。”“应该很好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并用这些经验来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只有这样,才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才能维护我们党的队伍的统一和纪律,才能保证我们党经常的正确的领导,才能在今后领导中国革命到达胜利。”

凡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矛盾,一个家庭是如此,一个政党也是如此。怎样解决党内矛盾,加强党的建设,这关系到党的团结和发展壮大。我们党在以往有过严重的教训,土地革命时期犯“左”倾错误的领导者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对待党内同志,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方法,一方面没能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历史上犯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错误的办法,以致后来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过于强调个人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一道工作。

刘少奇深刻认识到,党内的思想矛盾是会经常发生的,解决这些矛盾绝不能单纯依靠组织处分和采取压服的方法,而必须使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辨别是非,观察问题。

1941年7月,他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论党内斗争》的演讲,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产生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与特殊情况,认为会发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好的,使我们一开始就建立了一个列宁式的中国共产党,在主观上严格遵循着列宁的原则,这个党一开始就有严格的自我批评与党内斗争,这是推动我党进步的一种原动力,使我党进步很快。但是另一方面,又使我们的同志常常走到另一个极端,犯了另一个错误,就是常常使我们党内的斗争进行得过火,斗争得太厉害,毫无限制地斗下去,走到了另一个偏向,“左”倾的偏向。

刘少奇又指出了党内斗争的根源及党内斗争的偏向:许多同志是死记着列宁的原则,机械地死板地运用这些原则,他们以为在党内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不论在什么问题上,都应该而且必须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而且是斗争得愈凶愈好;党内斗争的方式,党内批评的方式,愈激烈愈尖刻就愈好;同志间在党内的对立,愈尖锐就愈好。不然,就会犯自由主义、调和主义的错误。为了要证明自己没有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并证明自己是一个“十足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就离开时间空间的具体条件,在党内进行无原则的斗争。如是,这些人也就成为党内斗争中没有正确立场的“打手”,无原则的“斗争家”,嗜好斗争的“斗殴家”,为斗争而斗争。这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丑事,这当然不能证明他们是“十足的布尔什维克”,而只能证明他们对于布尔什维克的侮辱,借用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和形式在党内进行投机。

1943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2周年,他又写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号召“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


朱德:“需要从历史上来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1941年11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关于高级军事干部学习的决定》,决定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之下设立军事高级学习组,朱德为组长。此后,朱德一直领导着军事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

1944年,朱德在延安组织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指出:“我们今天开会,是要大家动手来编写红一军团的历史。为什么要编写这个历史呢?因为我们快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了,需要从历史上来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

朱德从叶挺独立团、南昌起义、井冈山根据地开始向大家讲述了红一军团的历史:井冈山的部队和南昌起义剩下来的部队会合后,编成了红四军,毛主席为党代表,我为军长。井冈山成了我们的根据地。于是开始有组织地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方向从此更明确了。红四军的成立,对革命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毛主席的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观点,到处撒种子,武装群众,采取母鸡下蛋的办法,所以革命力量发展很快。在立三路线时,军事上又发生了错误,但是立三路线对红一军团的影响较小。毛主席坚持了根据地思想,不赞成部队过远、过久地脱离根据地去打大城市。毛主席的长处,就是在事先就知道上海中央的命令行不通,长沙是不易打下的,准备好转弯的步骤。

朱德又着重讲了五次反“围剿”的历史和经验教训: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当时我们只有5万人,3万支枪,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三次“围剿”。蒋介石、外国人,都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人,连党中央也不相信我们只有那么多人。这一胜利以后,党中央就冲昏了头脑。根据苏区胜利与九一八事变新的情况,作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提出要“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取消游击战争的方针,要打大城市。1932年1月10日,中央命令红军打赣州,结果打不开,这又是不应打大城市的一个证明。在这以前,毛主席主张向东北发展,分散以争取群众,一直把网撒到浙江去,打到蒋介石的老家。如若实行,我看红军发展可能上十万人,同时也会更扩大苏区。但可惜这一主张当时被否定了。不久,军事上由教条主义出来负责,方向从此又搞错了。教条主义的特点,就是不从实际出发,不从中国情况出发,而是从苏联情况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不晓得要把我们这样一支军队,完完全全变成一支像苏联红军一模一样的军队,是绝对不可能的。第五次反“围剿”,就更坏了,完全是洋教条,把过去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抛得干干净净。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打堡垒战,搞短促突击,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军事上的教条主义,伴随着其他方面的教条主义,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直到遵义会议,在毛主席领导下,才结束了错误路线的领导。长征后,红一、三军团一共只剩下了七千人,这都是教条主义拒绝毛主席的正确思想,把方向搞错了的结果。

朱德以红一军团的鲜活历史,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对比,充分揭露了教条主义的危害,教育大家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


邓小平:“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

改革开放之初,如何正确看待“文化大革命”、科学评价毛泽东,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课题。当时党内外有相当一部分人受“左”倾思想束缚,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存在不理解和抵触情绪,甚至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坚持原先的“左”倾错误;而另一个极端倾向则是在拨乱反正过程中,一些人夸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企图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这些问题不解决好,不但难以统一人们的思想,任其发展还会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80年8月,邓小平两次会见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以坦荡的历史胸襟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回答了当时国际国内都非常关心的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

一向以尖锐犀利著称的法拉奇在采访时单刀直入:“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明白她的意思,斩钉截铁地回答:“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又尖锐地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小平先是一锤定音:“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接着他又阐述了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以答记者问的方式,郑重地向国内外传递了中国共产党科学总结自身历史经验、客观评价毛泽东的信息,回应了这一重大时代关切。


陈云:“对毛主席的评价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世界的问题”

陈云一生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著称,他对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9年3月,陈云在会见外宾时就强调:“对毛主席的评价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世界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有些问题毛主席也有责任。对这个问题,要平心静气,不能像有的人在西单民主墙大字报上那样说法。有的青年人说得过分一点,我们中央就不能那样讲。总的来说,我们党中央是掌握分寸的。”1980年7月,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历史决议起草时,陈云又委托胡乔木转达意见:“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功过敲定,一锤子敲定,一点一点讲清楚。这样,党的思想才会统一,人民的思想才会统一。”

在历史决议的起草和讨论过程中,争论的焦点、重点和难点,仍然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陈云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关键性建议。1981年3月,他在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的邓力群谈话时指出:《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1981年6月,在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下,在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大力支持下,第二个历史决议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获得通过。《决议》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既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又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稳定了党心军心民心,统一了思想认识,达到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目的,为党和国家的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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