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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孟雄 缪伯英:以身许党的“英”“雄”夫妻

作者:红梁 来源:《新湘评论》2021年第6期 发布日期:2021年03月16日 04时46分05秒 编辑:陈家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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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时全国的五十多名党员中,有一对著名的“英”“雄”夫妻,他们因共同的信仰而伉俪情深,为党的事业初心不悔,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英”“雄”夫妇中丈夫是何孟雄,湖南酃县(今炎陵县)人,追求进步颇具反抗精神,在长沙读书时就是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五四运动爆发时,他又成为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的骨干。妻子缪伯英,长沙县开慧镇飘峰山人,在开明父母和进步师长的引导下,成为了刚柔相济的新女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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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7月,缪伯英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北京,因为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共同追求,缪伯英与何孟雄相识进而相知。他们一起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团只坚持4个多月后就宣布解散,他们从工读互助的迷雾中觉醒过来,又从共同崇拜、敬仰的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中得到启迪。他俩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进步书刊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一起聆听李大钊、陈独秀的讲课;共同参加各种集会和讨论。随后,何孟雄与邓中夏、罗章龙等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何孟雄介绍,缪伯英也加入到其中。研究会的频繁活动,共同的理想与追求,把何孟雄、缪伯英这对异性青年紧紧地连在一起。

1920年秋,北京党的早期组织、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成立,何孟雄、缪伯英双双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首批团员。11月,一批抱有无政府主义幻想的北京早期党组织成员退出,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李骏等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团员转入了北京党的早期组织,刚满21岁的缪伯英是其中唯一的女性,也成为中共第一位女党员。在共同的理想信仰引领下,他们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和发动工人和妇女运动,撰写理论文章,为筹建全国党组织奋发工作。1921年的重阳节,何孟雄、缪伯英结为夫妇,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英”“雄”夫妻。

“英”“雄”夫妻为党的工作到处奔波。1924年,张国焘被捕,供出了李大钊等一批共产党员名单,中共北京区委得知这一危急情况后,立即通知已暴露身份的同志迅速转移,缪伯英得到党组织的通知后,立即决定转移回长沙老家。此时何孟雄因为工作过度劳累而身患重病,经常吐血。党组织决定让他跟缪伯英一同返回长沙治病休养。这年冬天,何孟雄和缪伯英一起回到长沙。半年以后,何孟雄就接到新通知,要赶回北京,这时,缪伯英已经怀孕,快要分娩了。离开长沙的前夜,尚未完全恢复的丈夫和即将分娩的妻子内心满是对对方的担心,但更明白这是革命者必须要经历的,缪伯英叮嘱丈夫:“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团聚,你独身在外,无人照顾你的生活,你一定要保重身体,按时服药。”革命夫妻无奈分别两地,何孟雄离开长沙又奔向新的战斗,缪伯英以柔弱之躯在长沙坚守,领导开展湖南妇女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派遣何孟雄、缪伯英到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工作。行前,深知上海工作危险的缪伯英把自己保存多年的照片、书刊和物品都留在了长沙的家中。在上海,缪伯英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委主任,何孟雄则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委和军委负责人、沪东和沪中区委书记等职。缪伯英在华夏中学谋得一个公开的职业,担任物理教员。为了便于开展秘密工作,她化名廖慕群。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非常强大的地方,斗争环境十分险恶。当时,他们住在租界内,一有情况发生,就立即搬家。为了使搬家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常常需要找借口,缪伯英就装作与丈夫何孟雄吵架。遇到紧急情况时,他们干脆连家也不要了。工作中更是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时常天未亮出门,深夜方归,回来还要继续工作。

艰苦的斗争环境和艰辛的工作把缪伯英的身体拖垮了。一次,敌人抓捕何孟雄和缪伯英夫妇,为了掩护何孟雄,缪伯英把敌人引开,跳入了冰冷刺骨的河水中,在里面躲藏了一个多小时。虽然躲过了敌人的追捕,却没能躲过病魔的侵袭。缪伯英患上了严重的伤寒,被送入上海仁济医院。看着病弱的妻子,何孟雄把七个月前托人从老家带来的一块腊肉悄悄拿了出来,夫妻俩平时从不舍得吃,也不舍得给孩子吃,只用来宴请同志,现在拿出来做点腊肉油炒饭给妻子补充营养。可是长期缺乏营养而又过度劳累的缪伯英,连这点营养都没法吸收,无法阻止她生命的加速流逝。1929年10月的一天,弥留之际的缪伯英抓着丈夫的手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你若续娶,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以身许党的缪伯英病逝时年仅30岁。

爱妻去世,伤心不已的何孟雄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投入到艰苦的斗争中,他与妻子一样战斗到生命的最后。1931年1月,在轰动全国的东方旅社事件中何孟雄被捕入狱。虽然身陷囹圄,但何孟雄仍然在狱中坚持斗争:他多次就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同难友进行讨论和研究;获知罗章龙另立中央,成立“非常委员会”,他当即表示反对,并请看守所的地下党组织转告他的意见:“我反对成立‘非常委员会’,我只主张党内斗争,坚决反对分裂。”对牺牲他早有思想准备:“一个革命者为革命牺牲他宝贵的生命是分内之事。”共产党人对党的无限忠诚和无畏生死的英雄气概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1931年2月7日,何孟雄和林育南、李求实等23位共产党员,拖着沉重的铁镣,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的口号,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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