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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

作者:桑林峰 来源:《新湘评论》2021年第13期 发布日期:2021年07月02日 11时14分52秒 编辑:陈家琦


引 子

今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岁月如歌,高唱着100年的豪迈与光荣;征途如虹,镌刻着100年的探索与奋斗。百年大党,浴血荣光;回望来路,苦难辉煌。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党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人民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答案,书写于神州大地的沧桑巨变中,书写于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奋斗中。

百年大浪淘沙,百年奋勇向前。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回望百年征程,我们党正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才创造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辉煌业绩。


政治本色永不变

政党,政治。政治,政党。

我们党历经百年,依然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重要原因就是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政治建设事关方向和效果。任何政党都有政治属性,都有自己的政治使命、政治目标、政治追求。马克思主义政党自然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

党的一大,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党的纲领:“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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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各种政治力量相比,中国共产党是那样的势单力薄、毫不起眼,但它的诞生却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是因为,在她手中,握着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在她心里,装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

当时没有人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只有50多人、赤手空拳的新党,在28年后,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在100年后,发展为拥有91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政党。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百年大党,百年工程。我们党历来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从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到1945年党的七大提出“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再到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这些都表明,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

政治事关旗帜方向,事关人心走向,事关事业成败。

红军过草地的时候,炊事员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这说明在红军队伍里,即便是一名炊事员,也懂得方向问题比吃什么更重要。

1939年,毛泽东给抗大题词,第一条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1958年毛泽东在决定炮击金门时说:“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

建党百年,讲政治是第一要求。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

政治上不合格,一切都不合格。大量事实表明,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从根本上讲,都与政治建设软弱乏力有关,与政治生活不严肃不健康有关。

治其本,朝令而夕从;救其末,百世不改也。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

讲政治,就要坚守政治方向。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如果在方向问题上出现偏离,就会犯颠覆性错误。

讲政治,就要坚持党的领导。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看主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没有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什么样的梦想也实现不了。

讲政治,就要讲争取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最可靠的力量源泉。当年,“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为我们党依靠人民赢得革命胜利凝聚了强大力量。今天,我们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就是为了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政治无处不在。只有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才能确保党员干部具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壹引其纲,万目皆张。大党百年再出发,政治统领,举旗定向,无往不胜。


攀登思想的高峰

思想是无形的,但思想的力量是巨大的。

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础牢固,大厦永固。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党的领导本质上是科学理论的指导。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共产党建设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强调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

抗战时期,从西安到延安的800里山道上,无数人成群结队、首尾相应地奔赴革命圣地。这样的情景,让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惊叹不已:“奇迹!奇迹!这简直就是20世纪中国的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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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所信,方能行远。心中有了理想的高峰,每个脚印都是通往理想的路标。

思想制胜,根于理论优势。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毛泽东说,《共产党宣言》“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100年来,党的事业之所以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关键就在于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沐浴真理之光,汇聚复兴伟力。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百年正青春,奋进新时代。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引领中华民族向着伟大复兴的目标奋进,书写人类发展史上新的奇迹。

思想先进,在于教育先行。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我们共产党有一条,就是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从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到上世纪80年代在全党分期分批开展的全面整党;从上世纪90年代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党性党风教育,到新世纪以来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开展集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措施。

进入新时代,党内集中教育这个优良传统又有了新的传承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并将其常态化制度化;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一系列的集中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普遍接受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拧紧了思想上的“总开关”,筑牢了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

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我们党将阔步前行,无往不胜,永葆先进性纯洁性。


组织使力量倍增

马克思、恩格斯讲过,“组织是最重要的武器”。

“组织起来”,是我们党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策略。1928年,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列出五条原因。其中第五条指出:“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一百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成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与党始终高度重视加强自身建设、始终高度重视做好组织建设是分不开的。“欲筑室者,先治其基。”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基础。

党的一大在党纲中明确了组织建设原则,规定了组织结构和组织工作制度。1925年,上海,党的四大召开。四大是党支部建设的历史起点,大会第一次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开始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组织建设上来。1929年古田会议重申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要求“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1945年党的七大党章,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制度作出了系统规定,意味着党的组织建设和实践日益走向成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组织建设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格局下展开,聚焦重点、克服难点、祛除盲点,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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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来,我们党奋斗目标明确,纲纪严明,组织严密。党章不断完善,却不改初衷;党员队伍不断扩大,但管理始终严格有序。百年党史充分证明,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

中国共产党不是因为执政而有力量,而是有力量才执政,这力量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来自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大组织能力。

党组织坚强有力,党才有战斗力。我们党是以组织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的,形成了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体系,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不具有的强大优势。这个严密体系,既包括健全的组织架构、宏大的组织队伍,还包括科学的组织功能、完备的组织制度、严格的组织纪律等,是一个形神兼备、气血贯通、体魄强健的生命体,让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块整钢”。

确保党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铁一样地巩固起来,干部是关键。

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提出要为夺取全国政权做好干部准备工作,各级组织部门不到3个月时间就征调5.3万名干部到新解放区工作;1952年至1954年3年中,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全国抽调到工业部门的干部有16万多名,其中为苏联援建的重点厂矿选调领导干部3000多名;1956年,党中央提出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到1957年6月底,在全国11万名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17500多名,李四光、钱学森等都是这个时期入党的。

组织是否坚强,首要的是看党员干部是否过硬。

从“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王进喜,到“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从“一腔热血洒高原”的孔繁森,到“人民的好警官”任长霞;从“人民的贴心人”牛玉儒,到“能到现场就不在会场”的廖俊波……这些好干部让人们感受到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也让世人体会到了我们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今天,我们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需要更加坚强的组织保证,需要更多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员干部。


只留清气满乾坤

作风就是形象,作风就是力量。

民有民风,家有家风,一个政党自然会有党风。百来年,共产党人不求清誉、不尚清谈,愿得清朗留天地,只留清气满乾坤。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从成立起就立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她必须有一个好的作风。人心向背看作风。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以自身的形象赢得了各界信任。

1944年到达延安的美国记者福尔曼,在延安和晋绥抗日根据地进行采访后,写出一本书叫《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在书中,他一开始就表示,“我们新闻记者多半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凡见到过八路军的都不会怀疑他们,他们所以能以缴获的武器或自制的简陋武器坚持抗战,就是因为他们和人民站在一起”。

坚定踏实的抗日言行和民主朴素的作风,产生很大的吸附效应。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全面抗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在校学生有42922人,到1940年减至3万余人。大约有12000多名学生流失,其中主要是奔赴中国共产党的大本营延安。

党的作风在淬炼和考验中不断走向成熟,产生强大力量。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用整风方式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成功范例,形成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成为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巨大成果,塑造了共产党人独特的人格魅力,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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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决定成败。渡江战役前夕,战地记者陶迅在家信中专门向父亲介绍了党的作风,“共产党部队的士兵打起仗来像老虎,对待老百姓却像是儿女见了父母。我们部队驻到一个地方,士兵帮助老百姓耕田、挑水、担粪,那是最普遍的事情,至于打骂老百姓则绝对不允许”。

解放上海那天早上,荣毅仁发现解放军就睡在街道上,他多次动员战士们到院里去休息,但战士只是为伤员要了一壶热水,荣毅仁一下子就明白,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外电评论:“这是红色中国的第一张‘上海公报’。”

历史无声地告诉我们,是“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是“跟我上”打败了“给我上”。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在上面要求人、在后面推动人,都不如在前面带动人管用。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永远是我们党赢得人心、赢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苏共只有20多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在有200多万党员时能够打败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在执政74年后亡党亡国,究竟原因何在?毫无疑问,失去了良好作风,失去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进而失去了领导力、凝聚力、战斗力,是其败亡的重要原因。历史镜鉴,启人深思。作风建设始终是关乎我们党能否守住初心、实现执政使命的重大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严字当头、刀刃向内,以上率下狠抓作风建设,久久为功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政风社风为之一新、党心军心民心为之一振。把好传统带进新征程,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我们党秉持以人民为中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步调一致得胜利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纪律至上。

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一个重要法宝是靠纪律管党。纪律是党的生命,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马克思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之初就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定了个规矩:连以上单位晚上办公、开会只用一盏灯,可以用三根灯芯;不办公、不开会时则不用灯。平时,每个连部只留一盏灯,只用一根灯芯,以备急用。按照规矩,毛泽东晚上点灯可用三根灯芯,可他坚持只用一根灯芯。警卫员悄悄加上两根灯芯,可毛泽东总是默默地挑开两根。

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纪律意识和纪律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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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在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中,专列了“纪律”一章,其中规定,各地党的组织“不得自定政策”,凡关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各地党组织不得违背中央立场“单独发表意见”。1927年10月,毛泽东在湖南炎陵县水口街叶家祠的阁楼上主持了一场6个人的入党仪式。在他确定的24个字的入党誓词中,便有“服从纪律”这四个字。这份入党誓词后来历经各个历史时期,虽几经调整和修改,但“服从纪律”保留至今,最新的入党誓词表述是“严守党的纪律”。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视纪律为“霸道”,是强调其刚性约束,党员干部必须有敬畏之心,不敬畏,就不会去认真遵守,就会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毛泽东还说:孙悟空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比孙悟空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西柏坡时期,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我们党确定了成为执政党后必须遵循的“六条规定”。内容包括: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这“六条规定”和党的十八大以后确立的“八项规定”一样,是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成果,是我们党执政的金色名片,在历史上永远闪光,具有永恒的魅力和价值。

纪律中有群众基础、有民心向背、有无穷的战斗力。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毛泽东曾说,我们党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毛泽东特别把有纪律放在最前面,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是决定党能否坚持革命、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首要条件。

正是东北苹果里的纪律、上海大马路上的纪律、山东莱阳梨里的纪律、各野战军入城守则里的纪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增强了我党我军的凝聚力战斗力。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党的纪律曾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为此,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讲纪律、守规矩,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恢复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一是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可见,纪律须臾不可缺少,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对于一个党员,纪律是高压线;对于一个政党,纪律是生命线。

作为世界第一大党,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从根本上讲,一靠理想,二靠纪律。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对党员干部制定的纪律,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六个方面,遵守好这六个方面的纪律,党员干部就能纯洁纯粹,我们党就能无往不胜。

历史告诉我们,百年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是靠着纪律,一路走来;也必须靠着纪律,才能一路向前。


行事于制度轨道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深化和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和实现制度治党的历史。制度建设是管党治党的治本之策。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反腐败斗争之中。

党章,薄薄一个小册子,历经19次制定修正,是我们党制度建设的标志性成果。党章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阔历程,浓缩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简史”,成为这个百年大党的精神源泉。

在100年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总是认真总结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经验,及时把党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体现到党章中,从而使党章在推进党的事业、加强党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法不立则事不成。法规制度就是定盘星、定海针、护坡堤。有了制度,行事才有规则,工作才有秩序。

不可不说,“四个服从”制度的重要。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在报告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亦强调,每个共产党员应该爱护党和党的团结统一有如生命,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中央是全党最高的领导,用以严格党的纪律,使党及其各级领导机关达到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团结得如像一个人一样的程度。从此,这“四个服从”成了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不可不说,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的意义。1947年,被誉为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转折之年。当时,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各根据地彼此相隔的情况开始打破。在这种情况下,克服以往各根据地各自为政的现象,强化中央权威,加强全党的集中统一显得日益重要。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步骤,就是建立党内报告制度。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随后,西南局的报告受到表扬,而东北局的报告因不认真受到毛泽东的两次致电严肃批评。1948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中共中央在这年所制定的党内请示报告制度,对于克服长期游击战争所形成的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增强各级干部的组织纪律性,确保党的集中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先后建立《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等制度,“向党报告”“无话不可对党说”已深深融入每个共产党人心中,成为一种制度自觉、文化自觉、行为自觉。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中国共产党一路成长壮大,制度建设不断健全完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以往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立足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明确了6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只有全面贯彻落实好这些制度要求,党的领导这一本质特征才能体现好,这个最大优势才能发挥好。

事实证明,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根本上要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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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反腐进行到底

廉洁凝聚人心,腐败背离民意。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方志敏的话代表了无数共产党人的选择、追求和坚守。

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清正廉洁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从诞生之日起,我们党就视腐败为天敌,与腐败水火不容。

不可忘记瑞金反腐。谢步升,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仿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此外,他还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案件发生后,毛泽东力主严惩,他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判决,谢步升在瑞金伏法。

不可忘记延安反腐。肖玉璧,曾是反“围剿”斗争中的战斗英雄,身上留下80多处伤疤。在延安中央医院住院期间,毛泽东亲自去看望过他。然而,后来的工作中,他总以功臣自居,在金钱诱惑面前蜕化变质,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克扣公款,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偷偷倒卖给国民党军队。1940年,肖玉璧被陕甘宁高等法院依法判处死刑。肖玉璧对判决结果不服,给毛泽东写信求情。毛泽东看到信后对时任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你还记得我是怎样对待黄克功的吧?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不可忘记天津反腐。很多人都知道天津的刘青山、张子善,他们两人从小参加革命,出生入死立下不小功劳。他们曾在敌人的监狱中,面对严刑逼供坚贞不屈,不承想,他们担任天津地区一、二把手以后,迅速腐化堕落。毛泽东亲自过问此案,并批准了对他们的死刑判决。有人念及刘张二人过去的功劳来说情,毛泽东痛心地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这件事在全社会引起很大的震动。

事实上,我们党夺取政权后,“北京反腐”就从未停止过。

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斗争。改革开放后,针对腐败问题集中冒头的现象,邓小平发出严厉警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他指出,必须“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

腐败面前,没有退路。反腐永远在路上。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反腐的决心前所未有。习近平同志强调,“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开弓没有回头箭,反腐没有休止符”。

“千仓万箱非一耕所得,干天之木非旬日所长。”反腐败斗争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正义战争。只要一步一个脚印,积小胜为大胜,积小成为大成,就一定能取得反腐败斗争的伟大胜利,迎来风清气正、海晏河清的长治久安局面。


尾 声

伟大的事业不会一帆风顺,美好的未来需要接力奋斗。

19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缔造者马克思曾经预言,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20世纪,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李大钊畅想未来: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21世纪,新时代的领路人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

迈步2021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然开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风华正茂的百年大党,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一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打赢一场又一场硬仗,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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