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求：中国愿望（二）

问答中国4

问：说说中国人摆脱贫穷愚昧，实现富裕文明的诉求。

答：20世纪50年代，我们经常用“一穷二白”来形容自己的国家。所谓“穷”，是指生活水平低，生产力水平低，人们普遍不得温饱。所谓“白”，意思是人们的文化知识就像一张白纸，没有任何记录。借指中国存在大量不识字的文盲，全社会科学文化水平低，精神世界贫乏，愚昧落后的习俗比比皆是。

先说中国的“穷”。

历史总是在比较中看出差距。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是27美元，而亚洲各主要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44美元，其中印度是57美元。1950年，有记录的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高到低进行排列，中国位列倒数第7位，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不会有异议。

生产出足够多的粮食，让5亿多人吃上饭，不饿死，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头等大事。一直到1974年，第一次世界粮食会议在罗马召开，各国代表还听到一个恍若世界末日的预测：由于人多地少等原因，中国绝无可能养活10亿人口。

这个预测没有应验。摆脱贫穷，走向富裕，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心谋求发展的原始冲动。中国人穷怕了，为了改变命运，他们“拼搏到无能为力，勤劳得感动自己”。

世界上很难看到的奇观在中国屡屡发生。为了开山造渠，引水灌溉农田，河南林县人民，用将近10年的时间，以接近原始的生产方式，用绳索把手持铁锤、钢钎的人吊在悬崖上面，只见那人双脚一蹬，飞在空中，然后回荡到悬崖石壁，利用身体的惯性冲力，一锤一钎，或砸或撬，硬是在太行山脉的石壁里造出一条“人间天河”。从此，常年干旱的林县有了水，人们有了生存和生活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有几亿农民为了挣点比种地多一些的钱，背井离乡，告别妻儿老小，到城市里来打工。自己干不动了，就让没有考上大学的儿子女儿出来干，为的是在家乡盖起一栋属于自己的合适住房。

那些考上大学的儿女们又怎样呢？2019年，中国媒体曾经热烈讨论过“996”现象，说的是一些在科技公司工作的白领青年，一般是上午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

在西方国家，这样的劳动强度不可能出现。每逢周末习惯于到郊区别墅或其他什么地方休闲的西方人发现，只有中国人在城镇里开的商店或饭馆继续经营，除了诧异不解，或许还有所不满。

让勤劳的人们过上好日子是中国政府70多年来始终如一的目标。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除贫困”。摆脱贫困，实现富裕，在中国政治议程中占有特殊地位。

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县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别开生面地设立了一个“县委书记、县长奖”，其中一项就叫“率先致富奖”。一位获奖的农民至今保存着颁发给他的红皮证书，内页里写着：“甘国田，男，42岁，正定镇顺城关农民，种花专业户，一九八四年纯收14000多元。授予率先致富奖。批准人：习近平（印）、刘树章（印），85年1月20日。”

再说“白”。

在旧中国，因为战乱、受压迫和贫穷，发展科学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异常艰难。1935年，北方的学生喊出一个让人心痛的口号：“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在抗日战争中，许多学校不得不迁移到中国西南一角办学。连沉淀着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一批故宫文物，也辗转南迁到四川的一个村庄，后来又被迁去了台湾，再也没有回到北京的故宫。

1949年，5.4亿人口中，不识字的文盲约有4.3亿人，文盲率高达80%。在识字的人当中，算得上知识分子的人有多少呢？当时的估计是200万人左右，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37%。那时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标准很低，凡是从事教育、文化、科技、卫生工作的都算，哪怕你只是个初中或高中毕业生。

这样的文化基础，使旧中国普遍缺少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形成许多愚昧的民风民俗。比如，迷信神鬼风水，不讲卫生，靠巫婆神汉治病，女人裹小脚等。大文豪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曾描述过中国的落后和愚昧，说外国人用鸦片来治病，中国不少人则把它当饭吃，连一些本来是中国发明的科技产品，也用错了方向：“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

愚昧习俗往政治军事领域延伸，让一些本来充满正能量的事件，弥漫着让人啼笑皆非的诡异气氛。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起义，把西方基督教借过来成立了不伦不类的拜上帝会，谎称天父天兄下凡附体，来行使权力。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多数信徒以为靠念咒喝符就能刀枪不入，打退外国侵略者。

那些满是负能量的事件，则因为理性的缺失而愚昧不堪，显得精神卑弱。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时候，不少老百姓只是看热闹，觉得国家的存亡与自己没有关系，有的人为了钱，甚至帮助侵略者填壕沟、扶梯子攻城。1931年日本军队侵占东北，东北有几十万中国军队，十倍于敌都不止，除陆军外还有空军和海军，但结果是放弃自己的家乡，撤出东北。抗日战争中，不少人径直投靠日军，成为可耻的汉奸。在一些地方，汉奸队伍比日本侵略军还要多。

这些现象，不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主流，但屡屡出现，并非偶然。故事背后的逻辑是，由于贫穷愚昧，缺少科学文明，就像一个人身体一弱，应有的精气神就没有了。

为了摆脱愚昧，在1919年出现的相当于西方文艺复兴的五四运动，提出的核心主张就是民主与科学。许多知识分子提出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还有一批人跑到农村办学校、搞改良，一心要推动乡村文明建设。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搞革命也是从提高农民文明素质和思想觉悟开始的。

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宣布：“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识字扫盲运动，开办了无以数计的各种类型的工人、农民文化补习学校，孜孜不倦地推动“移风易俗”和“文化革命”以改造社会。这里说的“文化革命”不是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意思，用毛泽东话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是革技术的命，是革文化的命，要搞科学，革愚蠢无知的命。搞技术革命，文化革命”。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抓物质文明，是解决“经济贫穷”；抓精神文明，是解决“内心世界的贫穷”。随后又推出“科教兴国”战略、提倡“先进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文化强国”等，都是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

现代化：纵跨两个世纪的追赶

问：摆脱混乱失序，追求统一稳定；摆脱屈辱压迫，追求平等自主；摆脱贫穷愚昧，追求富裕文明。中国人的三大愿望何以产生大致清楚了。现在的问题是，“最不想要”的东西，到底是怎么冒出来的？最终靠什么得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这中间的历史逻辑还是不太清楚。

答：这涉及到中国人的一个根本愿望：摆脱落后于时代的处境，追赶现代化。前面说的三个愿望，最终都可以归结到这个愿望上面。

近代中国为什么混乱失序、屈辱受压、贫穷愚昧？说到底，是因为落在了时代先进潮流后面。从近代中国到今天的中国，所梦想和追求的，就是实现现代化。这是180多年来中国社会演变的一个基本主题。

15世纪出现的大航海，开启了全球化进程。率先远航去发现世界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这些不大的国家崛起了。中国恰恰在这个时候，停下“郑和下西洋”的远航步伐，错过历史的大机遇。

中国凭借着传统的三样生活用品——茶叶、瓷器、丝绸，仍然在对外贸易中占据着优势，并导致欧洲国家的贸易赤字。为了解决这个贸易赤字，英国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遭到拒绝后，便来了一场以强凌弱的鸦片战争。

这场战争把中国人打醒了，开始睁开眼睛，看看世界到底怎么了。这一看，才相继发现，18世纪中后期开始的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产生了英国、法国这样的世界强国；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以电气化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造就了德国、美国以及日本这样的世界强国。奥匈帝国以及中国的大清王朝，还有曾在大航海时代领跑的西班牙、葡萄牙，都因为没有赶上这两次工业革命而掉队了。

掉队的中国，步履蹒跚，被时代甩在后面。远的不说，就讲20世纪30年代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生活在那时的中国，要从中部地区到西北的新疆，最快路线不是直接往西北方向走，而是背朝西北往东南方向走。先到上海，搭乘轮船北上苏联的海参崴，再搭乘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国际列车，由下乌金斯克转乘土西铁路（连接土耳其和西伯利亚的铁路线）的火车，到达哈萨克斯坦的塞米伊市。下车后，再改乘汽车，从塔城入境回到中国，到达新疆。全程需要近半个月时间，即使这样，也远比骑骆驼从甘肃到新疆方便。

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行程太麻烦，干脆寄封信到新疆把事情办了，又该如何呢？如果你身处同属西北的陕西，你的信件包裹也不会走甘肃到新疆这条线，而是转寄到天津，由“西伯利亚邮线”递送，并需要敲上“Via Siberia”邮戳，国内邮件竟要在天津海关办理进出口手续！

19世纪末，俄国的财政大臣维特就明确讲过，“现代国家没有发达的本国工业，就不可能强盛”。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仍然属于典型的落后的农业国。在5.4亿人口中，只有大约200万人从事工业；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0%左右。

1949年的粗钢和生铁产量，加起来只有40万吨，而美国当年的产量超过1亿吨，连印度都有300万吨。

1949年，中国的发电量43.1亿度，美国3451亿度，连印度都有49亿度。

1949年，美国的汽车产量达到625.4万辆，苏联27.6万辆，日本2.9万辆。中国有多少？没有一辆。

老百姓当时使用的一些轻工业产品，稍微现代一点的，前面都带有一个“洋”字。比如，“洋布”（纱布）、“洋火”（火柴）、“洋钉”（铁钉）、“洋酒”（葡萄酒）、“洋油”（汽油）、“洋灰”（水泥）等。“洋”的意思，要么是从外国进口的，要么是模仿外国商品制造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凡是沾了个“洋”字，便必定是让人好奇和羡慕的好东西。

毛泽东在1954年曾充满忧虑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他还说：如果不能把自己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那就要从地球上被开除“球籍”。

被开除“球籍”，意思是中华民族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虽然是极而言之的比喻，毕竟反映出中国在工业化、现代化的时代潮流中遭遇的尴尬和难堪。

问：为了摆脱落后时代的窘境，中国是怎样开始追赶的？

答：如果从19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算起，中国在现代化路上的追赶，将是纵跨两个世纪的行程。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突出诉求就是实现工业化。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说：“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和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1945年4月，他提出一个响亮口号：“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新中国的发展战略，就是把“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目标，至今还保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当中。

改革开放初期，“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把中国上下凝聚起来的一个深入人心的口号。重庆钢铁厂有位叫白智清的职工，此前因为反对“文化大革命”入狱，1978年他被释放的时候，办案人员问他有什么诉求，可以转告单位帮助解决。他举起四根手指头，办案人员惊讶地以为他要提出四个要求，结果白智清笑着说：我就一个要求，“希望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

但是，怎样干“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究竟是什么样子？人们心里并不十分清楚。为了摸清国外的情况，1978年开始，中国派出不少代表团频繁出访。邓小平访问日本时，在神奈川日产汽车制造厂了解到，这里的劳动生产率比当时的中国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要高几十倍。他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一个样，70年代又是一个样。

他不光看到了现代化的生产能力，更看到了生产能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更新换代。

邓小平的思绪开始走进现代化的真相，涌动出当年毛泽东那样的紧迫感，说了三句话，对中国追赶现代化的行程和意义，重新作了诠释。

第一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

第二句：“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

第三句：“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改革开放40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又补充了一句：“我们不仅要赶上时代，而且要勇于引领时代潮流，走在时代前列”。

这就是中国纵跨两个世纪，追赶现代化的历史真谛。是中国人180多年来最想要的东西。

问：看起来，中国人追赶现代化，是一部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宏大叙事。在这个设想中，怎样才算赶上时代和引领时代？

答：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总目标是有的，就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在向这个总目标前进的过程中，也有不同历史阶段的奋斗目标，把它们连接起来，就呈现为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逻辑。

这个历史逻辑，大致蕴含在纵跨两个世纪，可分成三个“一百年”的奋斗历程当中。

第一个“一百年”，就是从1840年被迫打开大门，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到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是“站起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赶上时代，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第二个“一百年”，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时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是“富起来”。中国现在的自我定位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当然，只是“迎来”飞跃，还没有完成这个“飞跃”。

第三个“一百年”，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这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是“强起来”，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个“一百年”的划分，在时间节点上有交叉，而且后两个“一百年”，与我们党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节点是契合的。这恰恰说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中华民族的复兴路上，不是截然分开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替叠加过程。

为站起来而奋斗的行程中，有富裕方面的追求和实践，有能够促进民族复兴的积极因素和社会力量的成长积累。

为富起来而奋斗的行程中，有进一步站起来和逐步强起来的表现。

为强起来而奋斗的行程中，不仅有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从而更雄伟地站起来的含义，而且也是拓展富起来，升华富起来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