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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中国道路(一)

作者:陈晋 来源:2022年第12期 发布日期:2022年06月16日 09时59分30秒 编辑:陈家琦


问答中国⑦


有人会问,为什么让这群“穷孩子”来打棒球?

我想说的是,面对任何一项运动,所有人的机会都是平等的……“穷孩子”们身上有一种“冲劲儿”,他们应该有这样一种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孙岭峰(中国国家棒球队前队长)

创造是一种遭遇的结果,文明总是在异常困难、而非异常优越的环境中降生。

——汤因比(英国历史学家)


问:中国人喜欢谈论中国道路,认为自己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把自己的道路选择看得格外重要,背后有什么特别考虑?

答:任何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会沿着相应的路子前行。只是在前行过程中,有的发展得快一些,有的发展得稳一些,有的发展得慢一些,有的可能在原来的路子上走不下去,而不得不改弦易辙,重新选择新的路子。

道路的重要,不言而喻。它决定着一个国家有没有发展前途和充满希望的未来。

“道路决定命运”。中国道路决定中国人的命运,并且往好的方面改变了人们的命运。这种改变,常常是从细枝末节的地方开始的。

有个四川大凉山地区的彝族姑娘,叫阿牛。6岁的时候,她在家乡一所海拔超过2500米的学校读一年级,每天早晨天还没有亮,她就背着弟弟,打着手电筒,不避风霜雪雨,从家里翻过三座山,走将近两个小时的山路到学校上学。小小身板,练就一身力气。

2019年,小阿牛被中国国家棒球队前队长孙岭峰接到自己在北京创办的“强棒天使”棒球基地。一起到来的还有其他17名凉山彝族小姑娘,她们组建成一支“彝族之光”女子棒球队。孙岭峰觉得,这些小姑娘打棒球取得世界冠军的概率要比打垒球的概率大。

2020年,有人把这些困境少年打棒球的故事,拍成纪录片《棒!少年》,引起关注。孙岭峰接受采访时说:“面对任何一项运动,所有人的机会都是平等的”“‘穷孩子’们身上有一种‘冲劲儿’,她们应该有这样一种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受到的启发是,任何国家,寻找发展的机会,都是平等的。但能不能把握住发展的机会,关键在道路走得对不对。中国就像那些打棒球的“穷孩子”,靠“冲劲儿”找到了一条好的道路。

中国的发展有“两个奇迹”,一个是经济快速发展,一个是社会长期稳定。只发展,不稳定,不是一条好的道路;只稳定,不发展,社会没有活力,也不是一条好的道路;既发展,又稳定,才算是走在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上面。


问:现在谈中国道路的文章和书籍,有不少。我不大清楚的是,你们说的中国道路,究竟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制度上的概念,还是追赶现代化的具体途径和实践方法。我接触到的不少人是从后一个角度来理解的。

答:应该兼而有之。如何辨别和界定国家道路,没有一定之规。总体上说,国情不同,发展道路也会有不同。

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邓小平同志说,“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不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这三层意思中,搞社会主义,是中国道路和西方模式根本不同的地方。

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简称。

对中国道路的表述过程,有一个逐步清晰起来的过程。

在改革开放前,毛泽东同志说决心要“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还使用过“中国工业化道路”“自己的建设路线”“适合中国的路线”这样一些说法。

改革开放后,提出走一条自己的路,最早源于邓小平同志1982年的一个说法。他讲:“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随后,他明确讲:“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为中国发展道路的正式名称。但与此同时,也时常用其他概念来指代这条道路。

邓小平同志分别使用过“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自己的模式”“中国的发展路线”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一些概念。意思基本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江泽民同志在对外交往中,谈到此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式时,常用“模式”这个概念。谈到中国,则用“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来指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比如他说,“各国人民都有权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胡锦涛同志通常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来指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比如他说,要“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月5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上升,国际上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议论和研究也多了起来。……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两个月后,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明确用“中国道路”来代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原话是:“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此,人们习惯于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简称为中国道路。


问:看来,中国道路是个内容宽泛的政治哲学概念。西方人的习惯,是把它和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联系起来,理解为和西方不一样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通常不大有兴趣深究中国道路的全部内含。

答:还是有必要把中国道路的基本内含摆列一下。总体上说,中国道路主要有实践、理论、制度和文化四种形态。

所谓实践形态,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的具体发展道路。比如,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文化发展道路、法治道路、乡村振兴道路、自主创新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农业现代化道路、城镇化道路、扶贫开发道路、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大国外交道路等等。

所谓理论形态,包括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们是对实践的理论总结,反过来又指导实践的发展。

有了实践和理论,怎样保证它们在现实中有序和稳定地运行呢?这就需要把治国理政实践中好的做法,沉淀为中国道路的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后面要专门谈中国制度,这里就不举例了。

中国道路的实践、理论和制度,是在历史文化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中国道路的文化形态,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中国道路的四种形态,是一种有机组合。其实践形态,有制度支撑,有理论指导;其制度形态,沉淀着文化价值;如果没有成功的实践,理论的科学性会打折扣,文化也延续不下去。


问: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中国道路和过去说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什么关系?

答:中国道路,归根结底是社会主义道路。当然,它不是经典作家论述的原汁原味的那种社会主义。

中国是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进入的办法,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有很大的创造性。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的办法,在城市,是“用赤卫队进攻资本”,在农村,甚至有“消灭富农”的口号,通过工厂和土地迅速国有化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激进的社会变革方式,激化了国内矛盾,引发了恶性冲突事件和农村的动荡。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走的是一条和平改造道路。

这条道路,在农村是搞农业合作化,把农民拥有的土地集中起来共同经营。改造的过程是和一个来自河北省遵化县(现为遵化市)的故事联系在一起的。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王国藩的普通农民。1952年,他把村里最穷的23户农民联合起来,办起了一个初级社。办社之初,他们只能靠农闲的时候上山砍柴换来一些简单的农具。合作社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一头驴,但这头驴还有四分之一的使用权属于没有入社的农民,因此人们把他们叫做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靠着这“三条驴腿”,这个“穷棒子社”在第二年就发展到了83户,粮食亩产从120多斤增长到了300多斤。

毛泽东同志听说后,对这个故事的评价是:“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社会主义和平改造道路,在城市,则是通过“公私合营”和“定息制度”,对在国家经济总量中占比已经很少的私营工商业,进行“和平赎买”。

改造的过程也是从一个故事开始的。

今天到北京来旅游的外国人,喜欢到前门的“全聚德”品尝一道叫烤鸭的美食。20世纪50年代初,这家有名的百年老店陷入萧条,甚至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当时的经理、全聚德第六任掌柜杨福来,为了给职工发工资,开始变卖家产,甚至把自己妻子的陪嫁首饰都卖了,但仍无济于事。北京市市长彭真知道后让国家投入资金,使资本家的私人企业变为“公私合营”的企业。杨福来以资方代表身份任副经理,主管业务和接待,一直干到退休。

后来,政府推广定息制度,将“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方拥有的股息红利,改为每年给资本家支付5%的定额利息。通过这种方式,资本家不再保留对企业的所有权,但仍然担任企业领导职务,领取相应的工资。

1955年10月底,毛泽东同志两次邀请工商界代表人士谈话,希望大家能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主动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

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表示:当然我们很珍视我们的企业,但不能目光太小,“我们还要不断地进行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我们的国家更发展,生活更好。所以,我对未来是抱有无穷的美好希望的。”

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中国有史以来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在这以后,逐步拓展出来的中国道路,依然围绕社会主义做文章,着重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又增加一句话“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同志还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这样的概括:“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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