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与秋收起义
——纪念秋收起义95周年

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角度考察，可以发现，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湖湘文化，为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素养，为秋收起义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和精神动力。

上下求索的文源催生了秋收起义前的“上山”思想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

在上下求索中传承和完善湖湘文化哲学。“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诗句使湖湘文化迸发出激昂的“上下求索”精神。毛泽东在追求真理与探索匡时救国之路上，曾极力推崇王船山朴素的唯物主义，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基础，对湖湘文化哲学的唯物论进行了补充和延伸。他强调，物质是世界的所有，所有的形式和主体最终的归宿都是物质，这是世界不断发展的客观规律。具体是指要从国内外及省内外等每个地方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并把它作为行动的向导。

从这一湖湘文化哲学观念出发，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提出了“上山”思想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1927年6月，毛泽东在武昌都府堤召集湖南同志开会时，号召大家“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第一次提出了“上山”思想。8月7日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这些思想的实质，就是将革命工作的重心从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较薄弱的农村或山区去开展武装斗争。这为秋收起义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湖湘文化中关于武装政权、独立自强的思想与毛泽东的人民武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具有相通性。湖湘武装政权思想主要指依靠建立武装力量及依靠人民战争的思想。当民族面临危险的时候，湖湘人民很多都选择投笔从戎，保家卫国。从农家走出来的毛泽东，心里一直留存着对农民群众的深厚情谊，在湖湘文化精神的浸染下，他树立了依靠人民武装的强烈思想观念。毛泽东深受王船山的影响，王船山曾说：“有独立心，是谓豪杰。”湘人的这种尚武善武、倔强独立的湖湘文化禀赋，使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猛烈爆发了。

心忧天下的文脉孕育了秋收起义迎难而上、愈挫愈奋的品质

心忧天下是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屈原流放到沅江、湘江流域，始终关注着国家命运与民生疾苦。《离骚》“恐皇舆之败绩”“哀民生之多艰”的诗句所蕴含的忧国忧民的精神为湖湘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精神方向，也初步确立了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的精神品格。毛泽东早年时曾以小楷全文抄写屈原的《离骚》与《九歌》。直到晚年，他都特别推崇屈原、贾谊、范仲淹的忧国忧民之情怀。可以说，毛泽东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抱负和使命感与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心忧天下的精神促使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迎难而上、浴火重生。大革命失败后，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倒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据1927年11月统计，全国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长沙马日事变发生后，中共湖南地方组织遭受国民党反动当局严重破坏，1927年5月至9月，全省共产党员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2万多人锐减到5000人。面对白色恐怖，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拿起枪杆子，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迅速筹划领导秋收起义，探索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

心忧天下的精神为坚毅执着负重前行、努力变逆境为顺境提供了精神动力。毛泽东因为在秋收起义中主张放弃攻打长沙，遭到当时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严厉批评并被撤职。面对逆境，毛泽东没有灰心丧气，他凭借一种刚强不屈的毅力、一种愈挫愈奋的坚韧，带领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转战，最终将红旗插上井冈山，走出了险境，走向了辉煌。

实事求是的文风催生了秋收起义对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探索

毛泽东把湖湘文化中的重要内涵——实事求是提升到了新高度。1917年，怀揣实业报国梦想的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手书“实事求是”悬挂于岳麓书院讲堂，将其作为校训，引导学生从事实出发，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彼时，青年毛泽东正寄住在岳麓书院的半学斋，深受实事求是文风熏陶。在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上，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一传统命题进行了提升改造，并以此为思想武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秋收起义堪称实事求是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光辉典范。秋收起义爆发前，毛泽东深入到长沙县清泰乡实地调查，并召集韶山农民了解对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后又到安源了解前线的实际情况。根据调查，他对即将发动的秋收起义提出不同于此前中央和省委的新主张。

在实事求是中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当各路秋收起义部队向长沙进攻受挫后，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能面对现实，审时度势，开拓创新，果断地改变作战计划和部队的行动方向。1927年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上坪主持三团干部会议，决定暂时放弃攻打长沙的军事计划，命令各团迅速向浏阳文家市集中。同时写信给湖南省委，建议停止9月16日的长沙暴动。9月15日，湖南省委作出决定，停止执行长沙武装起义计划。文家市转兵，进军井冈山，创建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为党找到了一条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途径，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

不染不妖的文雅锻造了秋收起义将士对信仰、对党的绝对忠诚

湖湘文化蕴含着一种自强不息、拙诚清明的精神。湖南历来民心刚正质直，民风朴实，对于拙诚体现出来的真诚谦虚、求真务实，普遍能予以认同。

自强不息、拙诚清明的精神锤炼了秋收起义将士对信仰的忠诚。在秋收起义部队军事行动受挫、转战征途艰难、军内人心涣散的一系列困难面前，以前委书记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抱着革命必胜、真理必胜的坚定信念，不断锤炼起义官兵对信仰的忠诚。1927年9月30日，毛泽东集合起义指战员，他鼓励大家:“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了军长，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这种坚如磐石的信仰，犹如黑夜里的一盏明灯，照亮了前行的道路，激励着起义官兵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后，对部队进行了三湾改编，首次确定在部队各级设立党组织和党代表、把党支部建在连上等一系列原则、制度和举措。在酃县（今炎陵县）水口叶家祠，毛泽东亲自主持了6名士兵的入党宣誓仪式，真正实现了支部建在连上的伟大实践。通过三湾改编和水口连队建党，为巩固人民军队的共产主义信仰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确立和实施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在秋收起义中，正是注重发挥了共产党的领导在军队建设和起义中的核心重要作用，才使毛泽东亲手组建的秋收起义部队能够浴火重生、脱胎换骨，逐渐成长为听党话、跟党走的忠诚劲旅。

我自横刀的文胆激发了秋收起义将士不怕牺牲、顽强奋斗的精神

自古以来，湖湘文化中便有一种我自横刀的浩然之气。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维新志士谭嗣同为改革英勇献身，就义前题在狱中壁上的绝命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自赴一死，慷慨激扬。正如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中所说：“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确如此，杨昌济也说，近代以降，湖湘人才迅速崛起，每次革新运动都是“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

我自横刀的文胆激励秋收起义将士不畏牺牲、浴血奋战。秋收起义将士为中国革命付出了重大牺牲，秋收起义爆发时有5000余人，到三湾村时队伍只剩下不足1000人，整顿后留下的只有700多人，卢德铭等参加秋收起义的大部分将士都牺牲在与敌人的作战中。参加秋收起义的官兵，涌现出了罗荣桓、谭政、张宗逊、宋任穷、陈士榘、赖毅、谭希林等一批杰出的开国将帅，但起义的大部分高级将领都牺牲在战争年代了，如张子清、宛希先、伍中豪、何挺颍、朱云卿、曾士峨、王良、吕赤、陈树湘等。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愿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从秋收起义走出的英烈就是这样一群人，“我自横刀，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是他们最为鲜明的特征。在中华民族复兴路上，他们前赴后继、慷慨悲歌，或为国家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或为民族罹难刑场、血染沙场，用青春浇灌理想，用生命捍卫信仰，他们是真正的中华民族脊梁。

我自横刀的文胆留下一种划时代的精神力量。从八七会议作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毛泽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军事斗争“定理”，到秋收起义文家市转兵讲话，毛泽东为工农革命军“定心”，到开辟井冈山道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定向”，到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为人民军队“定型”，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反对“本本主义”、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民主建政、民主建军、开创新政权、新军队风格的民主作风，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科学态度，以及开拓进取、敢为人先、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革命风范，留下了一种划时代的精神力量，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亿万中国人民奋勇向前、不懈奋斗。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副院长、一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