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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与秋收起义
——纪念秋收起义95周年

作者:王文珍 来源:2022年第18期 发布日期:2022年09月20日 10时34分59秒 编辑:陈家琦


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角度考察,可以发现,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湖湘文化,为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素养,为秋收起义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和精神动力。


上下求索的文源催生了秋收起义前的“上山”思想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

在上下求索中传承和完善湖湘文化哲学。“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诗句使湖湘文化迸发出激昂的“上下求索”精神。毛泽东在追求真理与探索匡时救国之路上,曾极力推崇王船山朴素的唯物主义,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基础,对湖湘文化哲学的唯物论进行了补充和延伸。他强调,物质是世界的所有,所有的形式和主体最终的归宿都是物质,这是世界不断发展的客观规律。具体是指要从国内外及省内外等每个地方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并把它作为行动的向导。

从这一湖湘文化哲学观念出发,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提出了“上山”思想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1927年6月,毛泽东在武昌都府堤召集湖南同志开会时,号召大家“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第一次提出了“上山”思想。8月7日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这些思想的实质,就是将革命工作的重心从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较薄弱的农村或山区去开展武装斗争。这为秋收起义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湖湘文化中关于武装政权、独立自强的思想与毛泽东的人民武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具有相通性。湖湘武装政权思想主要指依靠建立武装力量及依靠人民战争的思想。当民族面临危险的时候,湖湘人民很多都选择投笔从戎,保家卫国。从农家走出来的毛泽东,心里一直留存着对农民群众的深厚情谊,在湖湘文化精神的浸染下,他树立了依靠人民武装的强烈思想观念。毛泽东深受王船山的影响,王船山曾说:“有独立心,是谓豪杰。”湘人的这种尚武善武、倔强独立的湖湘文化禀赋,使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猛烈爆发了。


心忧天下的文脉孕育了秋收起义迎难而上、愈挫愈奋的品质

心忧天下是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屈原流放到沅江、湘江流域,始终关注着国家命运与民生疾苦。《离骚》“恐皇舆之败绩”“哀民生之多艰”的诗句所蕴含的忧国忧民的精神为湖湘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精神方向,也初步确立了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的精神品格。毛泽东早年时曾以小楷全文抄写屈原的《离骚》与《九歌》。直到晚年,他都特别推崇屈原、贾谊、范仲淹的忧国忧民之情怀。可以说,毛泽东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抱负和使命感与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心忧天下的精神促使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迎难而上、浴火重生。大革命失败后,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倒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据1927年11月统计,全国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长沙马日事变发生后,中共湖南地方组织遭受国民党反动当局严重破坏,1927年5月至9月,全省共产党员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2万多人锐减到5000人。面对白色恐怖,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拿起枪杆子,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迅速筹划领导秋收起义,探索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

心忧天下的精神为坚毅执着负重前行、努力变逆境为顺境提供了精神动力。毛泽东因为在秋收起义中主张放弃攻打长沙,遭到当时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严厉批评并被撤职。面对逆境,毛泽东没有灰心丧气,他凭借一种刚强不屈的毅力、一种愈挫愈奋的坚韧,带领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转战,最终将红旗插上井冈山,走出了险境,走向了辉煌。


实事求是的文风催生了秋收起义对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探索

毛泽东把湖湘文化中的重要内涵——实事求是提升到了新高度。1917年,怀揣实业报国梦想的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手书“实事求是”悬挂于岳麓书院讲堂,将其作为校训,引导学生从事实出发,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彼时,青年毛泽东正寄住在岳麓书院的半学斋,深受实事求是文风熏陶。在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上,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一传统命题进行了提升改造,并以此为思想武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秋收起义堪称实事求是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光辉典范。秋收起义爆发前,毛泽东深入到长沙县清泰乡实地调查,并召集韶山农民了解对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后又到安源了解前线的实际情况。根据调查,他对即将发动的秋收起义提出不同于此前中央和省委的新主张。

在实事求是中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当各路秋收起义部队向长沙进攻受挫后,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能面对现实,审时度势,开拓创新,果断地改变作战计划和部队的行动方向。1927年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上坪主持三团干部会议,决定暂时放弃攻打长沙的军事计划,命令各团迅速向浏阳文家市集中。同时写信给湖南省委,建议停止9月16日的长沙暴动。9月15日,湖南省委作出决定,停止执行长沙武装起义计划。文家市转兵,进军井冈山,创建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为党找到了一条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途径,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


不染不妖的文雅锻造了秋收起义将士对信仰、对党的绝对忠诚

湖湘文化蕴含着一种自强不息、拙诚清明的精神。湖南历来民心刚正质直,民风朴实,对于拙诚体现出来的真诚谦虚、求真务实,普遍能予以认同。

自强不息、拙诚清明的精神锤炼了秋收起义将士对信仰的忠诚。在秋收起义部队军事行动受挫、转战征途艰难、军内人心涣散的一系列困难面前,以前委书记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抱着革命必胜、真理必胜的坚定信念,不断锤炼起义官兵对信仰的忠诚。1927年9月30日,毛泽东集合起义指战员,他鼓励大家:“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了军长,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这种坚如磐石的信仰,犹如黑夜里的一盏明灯,照亮了前行的道路,激励着起义官兵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后,对部队进行了三湾改编,首次确定在部队各级设立党组织和党代表、把党支部建在连上等一系列原则、制度和举措。在酃县(今炎陵县)水口叶家祠,毛泽东亲自主持了6名士兵的入党宣誓仪式,真正实现了支部建在连上的伟大实践。通过三湾改编和水口连队建党,为巩固人民军队的共产主义信仰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确立和实施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在秋收起义中,正是注重发挥了共产党的领导在军队建设和起义中的核心重要作用,才使毛泽东亲手组建的秋收起义部队能够浴火重生、脱胎换骨,逐渐成长为听党话、跟党走的忠诚劲旅。


我自横刀的文胆激发了秋收起义将士不怕牺牲、顽强奋斗的精神

自古以来,湖湘文化中便有一种我自横刀的浩然之气。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维新志士谭嗣同为改革英勇献身,就义前题在狱中壁上的绝命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自赴一死,慷慨激扬。正如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中所说:“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确如此,杨昌济也说,近代以降,湖湘人才迅速崛起,每次革新运动都是“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

我自横刀的文胆激励秋收起义将士不畏牺牲、浴血奋战。秋收起义将士为中国革命付出了重大牺牲,秋收起义爆发时有5000余人,到三湾村时队伍只剩下不足1000人,整顿后留下的只有700多人,卢德铭等参加秋收起义的大部分将士都牺牲在与敌人的作战中。参加秋收起义的官兵,涌现出了罗荣桓、谭政、张宗逊、宋任穷、陈士榘、赖毅、谭希林等一批杰出的开国将帅,但起义的大部分高级将领都牺牲在战争年代了,如张子清、宛希先、伍中豪、何挺颍、朱云卿、曾士峨、王良、吕赤、陈树湘等。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愿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从秋收起义走出的英烈就是这样一群人,“我自横刀,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是他们最为鲜明的特征。在中华民族复兴路上,他们前赴后继、慷慨悲歌,或为国家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或为民族罹难刑场、血染沙场,用青春浇灌理想,用生命捍卫信仰,他们是真正的中华民族脊梁。

我自横刀的文胆留下一种划时代的精神力量。从八七会议作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毛泽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军事斗争“定理”,到秋收起义文家市转兵讲话,毛泽东为工农革命军“定心”,到开辟井冈山道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定向”,到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为人民军队“定型”,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反对“本本主义”、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民主建政、民主建军、开创新政权、新军队风格的民主作风,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科学态度,以及开拓进取、敢为人先、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革命风范,留下了一种划时代的精神力量,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亿万中国人民奋勇向前、不懈奋斗。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副院长、一级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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