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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中国道路(三)

作者:陈晋 来源:2022年第18期 发布日期:2022年09月20日 10时38分17秒 编辑:陈家琦


问答中国⑨


问:谈中国道路,人们总是把改革和开放连在一起。在开放过程中,又是怎样跨越那些横挡在路上的难关的?

答:对外开放,经历了两道难关。

第一道难关,是业务上不大懂。

负责对外开放的政府官员,还不完全清楚引进外资、搞合资企业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曾回忆他第一次和美国一家企业谈合资的往事。对方提出搞合资经营,李岚清没有听说过这个概念,问他什么叫合资经营?对方只好掏出自己的钱包,又让李岚清拿出自己的钱包,把两个钱包的钱合到一起,说:咱们一起投资,赚了钱,按出资多少分红。

第二道难关,是思想上不大通。

在创办深圳等经济特区过程中,把土地租给境外企业,让他们来投资办厂,很容易让人想起旧社会的租界,一些人心里接受不了。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初期,曾提出一个口号,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既要“钱”又要“命”,这好像与过去讲的社会主义 价值观是两回事,于是引来一场剧烈的讨论。有位老干部到深圳考察后回到北京,感慨道:除了五星红旗,都变了颜色。

众说纷纭中,邓小平同志1984年去了一趟深圳,明确表示,“深圳的经验证明创办经济特区是成功的”,这才一锤定音。

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还认识到,目前社会主义社会还处于初级阶段,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这是基本国情。这样的国情,表明中国还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不能搞完全的公有制,不能搞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问:中国道路“走出来”的过程确实步步艰难。叙述这么复杂曲折的道路探索和选择过程,最终想说明什么?

答:主要是想说明:中国道路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也不是纯粹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编织出来的。前人的探索总是给后人提供经验或教训,从而使后人的探索比前人更进步和科学。

在道路探索过程中,孙中山那一代人是先行者,毛泽东同志那一代人对中国道路有探索和奠基之功,邓小平同志那一代人有开创之功,江泽民同志那一代人成功把中国道路推向21世纪,胡锦涛同志那一代人成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道路,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这一代人,在这条道路上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使中国道路进入新时代。

这就是我们关于中国道路的历史观。

问:让人感到好奇的是,中国既然已经走出了和毛泽东时代不一样的新路,比毛泽东时代发展得更好,而毛泽东已经去世将近半个世纪了,他去世前还搞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还认为他对中国道路有探索和奠基之功?即使今天的中国,有人还把毛泽东当作神一样看待。

答:把毛泽东当成神是不对的,理性的人们不会这样。否定毛泽东也是不对的。之所以出现你说的已经走出一条新路,还仍然推崇毛泽东,理解毛泽东,在承认他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的基础上,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原因很简单,毛泽东和那一代共产党人在改变中国命运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一个人不能一次跨越很宽的壕沟,每一代人都只能做他那一代人的事情。有的做对了,有的做得不对,怎么办?

邓小平处理得非常好。他说过几句话,意思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主要是把毛泽东那一代人做得对的坚持下来;把他们提出来、设想过但没有去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们做错的事情改正过来;把他们做得不够好但总体上还可以去做的事情,进一步完善起来;当然,还要做毛泽东那一代人没有遇到过的新事情。

这就是形成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


赶路人的风景

问:中国道路的来龙去脉,大体清楚了。人们最想知道的,还是中国道路和普通人的关系?

答:从根本上说,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依靠人民的奋斗得来的。它是一条造福人民,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道路;是一条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是一条重塑中国人的命运,让中国人的生活品质和精神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的道路。用的词可能比较大,其实都离不开一个“人”字。

问:这个回答很干脆,但需要具体解释一下。

答:人们常说,时代匆匆,其实,时代没有“脚”,穿行时代的,总是那些筑路和赶路的人。

说中国道路是人民的道路,第一个含义,它不仅是历史选择的,也是人民选择的,人民是中国道路的创造主体。

改革开放前,每个乡的农民被组织在一个公社当中,下面分成若干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面又有若干生产小队。大家集体出工干农活,收获的粮食,除了一部分交给国家以外,其余的由队里分配。这样的做法,时间长了,难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让人们吃饱饭,始终是最大的问题。1978年,一些地方的农民就自己想办法了。他们悄悄把集体的土地,承包给每家农户耕种,收获的粮食只要交够国家和集体的公粮,剩下的都是农户自己的。这样一来,农民起早贪黑地干,粮食产量上来了,农民也能吃饱饭了。

但这种做法是当时国家政策不允许的,农民们只有舍命共担,才敢一试。安徽省有一个小岗村,为防止领头承包土地的生产队干部以后出现意外,社员们约定,万一出了事情,大伙就把领头人的子女抚养到18岁,并且在一份秘密契约上按上了各自的手印。

土地承包的办法农民试了两三年,年年粮食丰收。中央政府觉得效果不错,正式把“农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确定为中国道路的一项内容。

中国道路还有一项内容,叫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改善人们生存环境的大政策。在河北井陉县冶里村,有两个老头,一个叫贾海霞,双目失明;一个叫贾文其,失去双臂。他们可以不劳动,在农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也能生活下去。但是,2001年两人决定承包村里没有人要的50多亩河滩地,村委会一分钱没要就和他们签了合同。每天早上,看不清道路的贾海霞就牵着贾文其的衣服去河滩种树。过河时,贾海霞帮助没有双手的贾文其卷起裤腿,贾文其则背着贾海霞蹚过河去。种树时,没有双手的贾文其用脚指头把住水桶,给树苗浇水;双目失明的贾海霞就用手摸索着让小树苗不倒。

一个有手,一个有眼,你是我的手,我是你的眼。十几年过去了,两位老头已经种下10多万棵树,硬是把50多亩荒凉的河滩打造成了绿树林。贾海霞和贾文其用“非常”的劳动方式,打造了一道生态文明风景,也打造了一道“筑路人”的人文价值风景。

问:中国道路在改变中国的同时,又给这些普通的创造者们带来了什么?

答:机会和平台。中国道路给人们提供全面发展的机会和成长平台。

有一个绰号叫“北大屠夫”的陆步轩,从小生活在陕西省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一个小镇上。1985年,他以当地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这算是“鲤鱼跳龙门”。那时候,大学毕业生就业主要由国家分配。1989年,喜欢研究语言的陆步轩被分配到家乡一个生产柴油机的工厂。这份工作似乎很不理想,他后来下海经商,干过不少行当,最后干脆开了一家卖猪肉的店铺,成天戴着眼镜在肉铺里砍剁猪肉。

2003年,陆步轩的经历引起舆论关注。有人说一个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去卖猪肉是浪费人才。碍于社会舆论,当地有关部门给他在区档案馆重新安排了一份工作,但陆步轩已经在卖猪肉的职业路上难以回头了。他撰写的《猪肉营销学》很出名,还办起了与营销猪肉有关的学校。这几年,他的生意做得很红火,和校友共同创办的“壹号土猪”品牌,2018年入驻全国30多个城市,销售收入达到18亿元人民币。现在他还在抖音上当起“网红”,跟年轻人聊聊猪肉,谈谈人生,发一条短视频,就有许多人去点赞。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陆步轩的故事在中国道路上都是常见的。中国道路给人们带来的是就业观念、生存环境的变化,还有职业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

问:陆步轩的成功,可能有侥幸的因素。他如果没有北京大学毕业生这个身份,可能不会引起太多人的关注。

答:不排除这个因素。但从大环境看,当中又有必然因素。在开创和发展中国道路过程中,每一个关键节点上,都创造了一批“赶路人”。只要站在了时代风口,放飞自己的梦想,就比较容易创造出意味无穷的命运风景。

开创中国道路,是从1978年开始的。这年春天,恢复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后录取的第一批大学生跨进了大学校门。几天前,他们还身处农村的田野、工厂的车间、部队的军营,是社会基层的劳动者。现在,他们被称为“天之骄子”。

这年,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整个世界都认识了一个叫陈景润的数学家。他身居斗室攻克数学难题的故事赢得社会普遍尊重,激励了许多青年学子。知识分子再也不是“臭老九”,一下子空前地吃香起来。

1984年,中央下决心放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从农村开始的改革由此在各个领域全面铺开,一些在计划经济体制内捧着“金饭碗”的人坐不住了。

此时在中国科学院做研究工作的柳传志已经40岁。他同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倪光南等人一起,怀揣中科院投入的20万元开办了一家“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没有生意做,就去摆摊卖运动裤和家用电器。人们没有想到,就是这家后来叫联想集团的企业,跻身世界500强企业行列。

除了柳传志,这年前后下海经商后来成为著名企业家的还有不少。比如在房地产业呼风唤雨的万科集团创始者王石,如今名满全球的华为集团创办人任正非,他们被称为中国企业家中的“84派”。

1992年,开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市场经济开始全面进入人们的经济生活。

拍卖的槌声在这年此起彼伏响起。上海拍卖私车牌照,武汉拍卖亏损的国有企业,到处都在拍卖吉祥电话号码。青岛电话号码拍卖创出纪录,一个号码为908888的吉祥号,当时以11万元的高价被一个乡镇企业买下。上千万人在这年蜂拥进入股市。为能够买到新股,深圳的股民在炎热的夏天提前一天排起长队。

靠养鹌鹑起家转而生产养猪饲料的四川人刘永好,1992年成立中国第一家经国家工商局批准的民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这一转折使他和他的企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路子。

1992年是民营经济成长的关节点,一批又一批体制内的精英主动抛弃了“铁饭碗”下海经商。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还给自己找了一个共同的名号,叫“92派”。

属于“92派”的陈东升,原本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辞职后创办了嘉德拍卖公司和泰康人寿保险公司。他后来回忆说:“如果我80年代中期下海,别人肯定说我犯了错误;如果我1989年下海,别人肯定说我是混得不如意;但我1992年下海,别人的评价多是正面的,这就是社会主流价值观有了一些变化,开始认同下海这个事了。”

问:你说的这些人的命运,结局都很好,有没有结局不那么好的?

答: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很痛苦的过程。市场经济是个“万花筒”,它带来市场繁荣,也带来价格波动;它带来择业自由,也带来失业风险;它带来收入的普遍增加,也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当然,它也带来制度创新和人们的观念更新。

1998年,为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让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上千万国有企业职工失去了工作岗位。当时还创造了一个新词来指代他们的身份,叫“下岗职工”。

工人们下岗后,承受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落差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为改革付出的代价不能够忘记。他们当中,一些人通过政府开设的转岗培训和再就业通道,重新上岗或另谋职业;有的按工龄长短一次性领取相应的补偿金,算是和企业断了关系;年龄大一些的,就直接退休了。

大批下岗职工的出现,促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国在此后相继建立社会保障的制度体系,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等。

“赶路人”的不同遭遇让人感慨,也给人启发,说明赶路和筑路是一回事,都要付出代价。光赶路,没有人筑路,道路很快到了尽头,于是你不得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光筑路,没有人赶路,那新开出来的路又是给谁走的呢?赶路的人和筑路的人,事实上是一拨人,都要付出代价,这才有了路,所有的人才能够不断前行。

中国道路鼓励人们主动去掌握自己的命运。著名歌唱家刘欢当时还演唱了一首很有命运感的歌曲,叫《从头再来》,里面说,“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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