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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中国道路(三)

作者:陈晋 来源:《新湘评论》2022年第20期 发布日期:2022年10月17日 03时06分01秒 编辑:陈家琦

问答中国10


这条路兑现了一个承诺


问:对那些需要别人帮助才能改变命运的人,比如贫困人口,中国道路有什么具体措施帮助他们?

答:世界上有贫困,就有不稳定。一个国家混乱和衰落的原因有很多,但关键因素不外是社会两极分化,矛盾不可调和。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解开旧中国留下的这个死结。

中国花力气最大,最受人民欢迎的事情,是扶贫脱贫。口号是“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这是中国道路的拓路者对历史的一项郑重承诺。

为了兑现这个承诺,政府连续几轮制定和实施大规模扶贫计划。中国道路进入新时代后,又探索出更多精准有效的扶贫脱贫办法。

先是要知道“扶持谁”。

各地组织基层干部进村入户,摸清导致贫困的原因,为每户贫困人口建立相应的档案,量身定做帮扶措施。扶贫干部还要根据工作进展,时常更新电脑档案,再经过研究分析,考虑是否调整帮扶办法。这并不容易,谁真穷,谁假穷,有没有隐瞒收入,实在是一项浩大的社会工程。除了中国,不知道有哪些国家,愿意而且能够花这样的力气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是明确“谁来扶”。

本地干部自然要担当扶贫的主角。中央甚至规定,在贫困县没有脱贫之前,贫困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不能调动工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都被指定一个贫困县作为帮扶对象,并且要派专人到贫困村去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全国累计选派300多万名驻贫困村的干部。为了拍摄一部纪录片,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曾经和这些驻村干部接触过。他说:“最令我吃惊的是,这些年轻驻村干部,有些刚结婚,有些孩子还小,我初以为他们也就在贫困村待几周或数月,实际上他们都会待满两年。他们常常住在一个泥草房里,只有一个煤气灶做饭。这些聪明又有抱负的年轻人对扶贫贡献很大。”

比较富裕的东部省市还被要求对口支援贫困人口比较多的西部省区。对口支援不是做表面文章,有相应的责任义务。宁夏回族自治区在福建省的帮助下,专门设立了一个“闽(福建)宁(宁夏)镇”,安置从不适宜人类居住区域迁来的4万多名贫困人口。现在,“闽宁镇”已经成为产业兴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家还动员一些有实力的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对口支援贫困乡村,利用贫困乡村的资源投资办企业。

最关键的是“怎么扶”。

办法是分类施策。诸如,利用贫困地区的特色资源,投资建立一些工厂,或开发成旅游景区,解决贫困人口的就业;把那些居住条件恶劣、没有发展余地的贫困人口,搬迁到县城或条件较好的乡镇居住;一些生态环境很好,又不能搞开发建设的地方,从国家财政中拿出钱来就地补偿,选聘一些贫困人口就地担任生态护林员;通过教育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的就业能力;对那些丧失劳动能力或因病致贫的人口,最终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救助,用社会福利来“兜底”。

2017年11月,我曾到湖南省平江县做过扶贫调研。这个县在2014年确定的贫困人口是15.4万。在县城附近一个叫洪家塅的地方,我们看了正在建设的用于易地搬迁扶贫的建设工地,一共盖了9栋18层的高楼,可安置1932户贫困家庭,每户只要交1万元即可入住。周围的商品房成本价是每平方米4000多元,即使买套50平方米的住房,也要20万元。贫困搬迁户入住以后,原来在村里承包的土地,仍然保留承包权,但可以转包给其他人,获取一份收入。到县城居住后,县里各部门都会对口组织一些职业技能培训,帮助他们在县城找到工作。

在平江县农村,我们还参观了杨林街村一个叫“欢乐果世界”的扶贫企业现场。山上种有砂梨、小樱桃、桃、枣等水果和油茶,供城里人到农村采摘观赏。这家企业从当地农户手中转包山地,每年给农户一些钱,同时从当地贫困户中聘用15个人来负责园林种植。2015年至2016年,当地农户年均收入最高的达55306元,最低的也有8655元。


问:那些被帮扶的贫困户就无所作为吗?

答: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脱离贫困户行列,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的奋斗和努力。

2017年,河北张家口市蔚县草沟堡乡白庄子村有个叫白余的68岁农民,因为一场大病成为了贫困户。村委会安排他作护林员的工作,每年有3500元的收入。但白余没有安于现状,他从亲戚朋友处筹借一些资金购养了几头母牛,新生的小牛犊每年能卖1万多元钱。村里的种植业引进了新品种,销路很好,他原来承包的5亩地,也就有了不错的收入。

2019年5月30日,白余给村党支部书记写了封退出贫困户的申请书,里面说:“本人白余,承蒙你们的爱心帮助,我现在的经济收入和家庭情况多有好转,达到丰衣足食。因此我申请自愿退出贫困户和护林员,不再给国家和村委会增加一些不必要负担。希望各级领导批准我的申请。”

当然,确实也有贫困户没有作为,等着别人来帮助自己。2019年,人们从手机上看到一个视频,云南省普洱市镇沅县扶贫女干部李波,批评一些贫困户:“每家进去就是房子不修理、路不修理,房子漏雨,嘴巴张开就叫。幸福不是张嘴要来的,不是手伸开要来的,不是在家跷着脚等来的。”

这段视频引发比较多的社会反映。扶贫干部李波的话有些刺耳,但在网上却收获不少好评。大家觉得,这些刺耳的“大白话”,其实是真正为贫困户着想,只有心中牵挂贫困户才说得出来。扶贫干部想方设法激励贫困户靠双手奋斗去追求幸福是可以理解的。扶贫的真谛,是“帮一把,牵着走一步”,不是一切包揽。


问:有两个问题。在中国,什么样的情况算是贫困人口?什么样的情况算是脱离了贫困?应该有个量化标准。

答:标准是动态的,根据全社会的发展水平来定。比如,2001年的贫困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不足865元,按此标准,当时的贫困人口有9400多万。到2011年,贫困标准则提升到2300元,按此标准,当时的贫困人口增加到1.22亿。

脱离贫困的标准,也逐步提升。2020年的脱贫标准是人均收入4000元,折算成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0000元。实际上,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2588元。这个标准超过2015年世界银行定义的人均每天1.9美元。

除了经济收入,还有一些软性标准,不为吃饭穿衣发愁,保障孩子接受义务教育,享受基本医疗服务,拥有安全住房,喝上干净的水等。这些标准,和中国的发展水平是适应的。

2020年,中国贫困人口,全部脱掉了长期以来的戴在头上的那顶“贫困”帽子。走中国道路,兑现了对历史的郑重承诺。

在消除绝对贫困之后,以后要解决的是相对贫困问题,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常态化帮扶机制,目标是实现乡村振兴。


问:具体描述一下农村贫困户脱贫之后的生活面貌。

答:安徽省金寨县的大湾村,地处大别山腹地,曾是国家级贫困县的重点贫困村。2020年4月正式退出贫困村行列。

这年年底,15岁的南非姑娘瑞贝卡·尼什和爸爸肖恩一起,开车从合肥出发去大湾村,200多公里的路程3个小时就到了。肖恩说:“我以为一路上会很颠簸,没想到旅途会这么顺利。”来到借宿的村民家中,瑞贝卡发现屋子里有空调、电视机和抽水马桶,又试探着问了一下Wi-Fi密码,竟然也有。

女主人告诉肖恩,她家曾是全村最困难的贫困户之一,两年前依靠当地银行的几笔小额贷款,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些钱,把自己的房屋重新装修,挂起了民宿旅馆的招牌来接待游客。旅馆接待厅里,还代卖各种山货土特产。如今欠款已经还清,生活美了起来。

在清华大学读硕士研究生的津巴布韦留学生乌俊杰,从北京出发,高铁直通金寨县,再转个巴士,直接来到了大湾村小学。六年级的孩子告诉他,将来想去清华、北大,或者去海外上学;有的说长大想当医生或女企业家。乌俊杰感慨地说:贫困的本质是选择权受到限制,“孩子们5年前还盼望着去一趟省会城市,如今却梦想着出国看世界,这很能说明是真正脱贫了。”

同样从北京来的马来西亚籍的媒体人植国民,则到了大湾村的卫生室。工作人员告诉他,这里的贫困户的医药费可报销90%以上,同时,任何人感染上了新冠肺炎,医药费都是全免的。让植国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从外地打工回来的“80后”年轻人,他带着村里很多老人一起养蜂致富,还得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支持,建成了智慧蜂场,生产的百花蜂蜜刚刚获得一项业内大赛的金奖。


问:扶贫、减贫、脱贫,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像中国这样,集中各方面资源,采取如此细密的办法,实属罕见。

答:这是由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让7.7亿人口摆脱贫困,完成全世界70%以上的减贫任务,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减贫目标。世界银行行长金墉2017年10月12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秋季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比重,从上世纪90年代的近40%降至目前的10%左右,其中绝大部分贡献来自中国。

不能不说,这是人类进步史上的一件奇迹,是中国道路创造的最能体现公平和人道主义本质的故事。前面说到的拍摄中国脱贫纪录片的美国人罗伯特·库恩感慨:“中国的扶贫故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故事之一,我相信未来的历史学家在回顾这个故事时,会把它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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