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讨薪难凸显法治短板

岁末年初，对于不少全年含辛茹苦却被欠薪的农民工来说，无疑有苦说不出，有理无处诉。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一支劳动大军，农民工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维护农民工的劳动保障权益，确保农民工能及时、足额拿到血汗钱，是政府与社会共同关心的大事。然而在社会公共生活大厦高起的今天，每到年关就频频上演的农民工讨薪戏码，成为了法治和道德都无法回避的“黑洞”，折射出发展中的问题、前进中的阻碍。

毋庸讳言，农民工作为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是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传统户籍制度冲突所产生的客观结果。被视作“边缘人”的他们，长期游离于社会保障制度之外。一方面是每日的辛勤付出，另一方面却是欠薪的冷漠嘴脸，如此反差的“劳无所得”，让农民工群体成为了社会弱势群体之一。

之所以成为“容易受伤的人”，固然有着种种客观的现实情况。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流动性大，让证据难以保存；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将工资与工程款捆绑在一起的做法，增加了款项不到位对劳动者的欠薪风险；互联网+催生的新兴行业模式不稳定、经营扩张激进、淘汰率高等现象，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再加之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体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产能过剩的困境，使得农民工的年关返乡愈加风雨飘摇，讨薪之路愈加艰难反复。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十六届中国经济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认为，“中国正在悄悄地进行一场人力资本革命”。“农民工”注定会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一些农民工在城镇获取资源和资金后，回到家乡“触网”，经营小微企业。这样一种现象，实际上意味着“农民的知识结构在变化”，由知识更新带来的“新的人口红利”，成为中国经济的底气所在。显然，让农民工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获取与自身付出相对应的经济回报，是这场人力资本革命发生最基本的条件。

但“要使事物合乎公平正义，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一个健全的社会，不会把发展的藩篱归咎于劳动者本身，而是应该反思社会运行的机制、完善对社会成员的保障。农民工的天然弱势，正是劳动保障部门大有可为的空间；传统行业薪酬管理的弊病，正是结构优化改革发展的着力点；新兴行业的发展偏离，正是加强引导创新管理的方向……实际上，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建筑施工企业派驻劳资专管员、欠薪应急周转制度、企业诚信评价机制等一直在尝试，这无疑是进步的信号，但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农民工欠薪问题，不可能只通过一个个专项行动根除，不可能只依赖年关将至的时间加以集中整治，建立一个从用工到完工贯穿全程的长效日常劳动制度，才是最该努力的方向。

“规外求圆，无圆矣；法外求平，无平矣。”农民工讨薪，无疑是整个社会的“痛”，而要保持健康乃至茁壮成长的社会肌体，势必要通过法治来刮骨去毒。只有如此，才能让“边缘人”化身“新红利”，让人力资本革命悄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