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

2026年盛夏，浦江之畔，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面向全球发出时代之问：“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这16个字，问得很重、很准。过去我们说人工智能是工具，是人的延伸。可当ChatGPT能写诗、Midjourney能作画、自动驾驶能在十字路口替你做生死抉择——工具开始拥有某种自主性，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技术不再是冷冰冰的代码，它开始触碰人类文明最柔软、最深刻的部分：什么是善？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人的尊严？这些问题，几千年来不同文明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如今，算法在替我们作答。

伦理困境，从来不只是技术问题

人工智能引发的伦理争议，表面看是技术问题，骨子里是文明问题。同样的算法，放在不同的文化土壤里，长出来的伦理判断可能截然不同。西方讲个体权利，东方重集体和谐；欧洲人担心隐私被侵犯，非洲兄弟更焦虑的是连网都上不了。这是因为文明的底色不同。习近平总书记说得透彻：“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不应该侵蚀和损害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各国文化独特性。”技术可以有通用标准，但伦理不能搞“一刀切”。把硅谷的价值观当全球模板，把布鲁塞尔的规则当普世真理——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傲慢。

人工智能不仅是技术工具，更是承载价值的文明载体。它的研发、应用全流程都内嵌着文化偏好与价值选择。这意味着，当技术挑战伦理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其实是一个文明对话的问题——不同文明如何就“什么是好的AI”达成共识，同时又彼此尊重各自的伦理传统？

东西方之间，隔着的不只是太平洋

看看今天全球AI治理的版图，三条路径泾渭分明。

欧盟走的是伦理优先的路子。2024年《人工智能法》生效，把AI系统按风险划成四档，不可接受风险直接禁止。层层叠叠的规则，配套高密度的义务。这套玩法相信法律能驯服技术，相信规则能带来信任。

美国那边风格完全不同。重创新优先，轻监管，让企业自律。联邦层面至今没有统一的AI立法框架，各州各自为政。白宫2026年3月发布的《国家人工智能政策框架》也只是“非约束性立法建议”。美国人信市场，信竞争，觉得监管多了创新就死了。

中国走的是第三条路——统筹发展和安全，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柔性指引和刚性规制双管齐下——既有《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这样的软约束，也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这样的硬规矩。从应用场景出发，自下而上延伸至模型本身。

三条路，没有哪条是标准答案。欧盟的模式太沉，容易把创新压垮；美国的路子太轻，风险来了挡不住；中国的探索还在路上，需要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找平衡。但有一点是共通的——谁也不能把自己的治理模式当世界标准强加于人。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的深意所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不能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

中国方案：三层治理，一套逻辑

中国给出的答案是三层递进的治理架构。

第一层：价值引领，锚定航向。2023年，中国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首次系统性地在国际层面倡导构建开放、公正、普惠的治理体系。2026年7月，工信部等发布《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围绕AI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等方向，呼吁各国共商共建共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个会员国2021年一致通过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建立了首个全球AI伦理框架。“要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些是人类文明的“最大公约数”。以共同价值为引领，让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反映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这不是空洞的口号。尊重各国主权和文明多样性已成为中国倡议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基本原则之一。《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明确提出，“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适配多元文化场景，促进各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全球治理路径上，价值观不是用来统一思想的，是用来求同存异的。

第二层：地方先行，摸着石头过河。光有顶层设计不够，还得落地。2026年4月，工信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办法（试行）》。紧接着，北京、上海、广东、山东、天津、四川、江苏、湖北、湖南、浙江10个省市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先导计划部署了四项重点任务：细化省级伦理审查制度规范，健全城市协同治理机制；指导创新主体建设伦理委员会，探索建设伦理审查与服务中心；开展伦理审查实践，组织高风险活动专家复核；构建部省市三级联动敏捷治理网络。说白了就是——让地方先试，试出了经验再推广。中国改革40多年的老办法，在AI治理上照用不误。深圳可以探索AI医疗伦理审查，成都可以试验自动驾驶的道德算法，浙江可以试点AI政务的公平性评估。各地情况不同，伦理关切也不同，一刀切的全国方案反而不接地气。

第三层：全球准则，求同存异。前两层解决的是“各美其美”，第三层解决的是“美美与共”。中国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发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和《“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倡议》，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未来5年，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AI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AI应用合作中心。全球伦理准则不是要消灭差异，而是在差异之上搭建对话的桥梁。让非洲的伦理关切能被听见，让亚洲的价值主张能被理解，让欧洲的规则担忧能被讨论。包容并蓄不是和稀泥，而是在尊重多样性的前提下，找到人类共同前行的最大公约数。

治理不是“管住”，而是“领好”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答案或许是这样的：治理不是为了把AI关进笼子，而是为了给它指一条向善的路。这条路，既要尊重不同文明的伦理传统——让欧洲的严格、美国的灵活、中国的统筹各美其美；也要在差异之上搭建共识——让全人类共同价值成为AI的“道德罗盘”；更要让地方先试先行——在具体场景中摸索可操作的治理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越要正确锚定。”技术跑得再快，方向不能偏。而这个方向，不是哪个国家说了算，而是全人类共同商量着定。

当技术开始思考，人类能做的不是恐慌，而是坐下来好好谈——谈出共识，谈出规则，谈出一个让不同文明都能安心拥抱智能时代的未来。这或许就是“智启向善，共治未来”最朴素也最深刻的内涵。

（作者系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